不过有时才一开口：
朋友们就哄的大笑：“又来了，你的那个好人家！……也好，再讲一回，可是不许太过火！”
“太过火？”他们以为我过于“艺增”了罢？甚至有些时，不待我讲完，就有人插口：“算了罢，世界上哪有这样人家？”
啊！没有吗？他们要不是蔑视现实的理想者，便是遗忘了故国情形。他们不晓得在我们四川，像这样人家，正是社会的柱石。要没有它们，就没有这多年的内乱，而一般社会也不致永远停顿在十八世纪，而大多数的民众也不致憔悴呻吟得如此其利害，顶少数的聪明才智进步有为之士，亦何致横尸原野，为一般暴君和一般糊涂虫称快哩！
这个好家人，是我家的老亲。他们的姓氏名号，我当然晓得；但是月前回到成都，尚无缘无故多谢过他一顿空前未有的便饭，我们的亲谊如此其笃，似乎不便把真名实姓给他们表彰出来。我为叙述便利起见，姑且把《百家姓》上第一个字借与他们，那位当父亲的，排行老幺，便名之为赵幺粮户，以次该提名的，斟酌提几个名字。
赵幺粮户原籍广东嘉应州，清初入川的祖宗，就定居在成都府新都县，于今二百多年了，自然算是新都县人。但他们还是和其他的嘉应州移民一样，不但大门以内，说的是“不忘本”的客家话，即在老同乡跟前，也不能随便谈四川方言；而一切习俗礼节，据说犹然从广东传来，并没有更改过。
赵幺粮户有好几个哥哥，虽然都分了家，都各有若干亩的腴田肥地，都各有好些商店同住宅，却因为赵幺粮户是后妈的亲生子，照例是父母的宠儿，大家产诚然公平分派了，而父母名下的养膳田和两所典质店，则于父母死后，无条件的通归了他。
为了这笔额外的收入，才惹起了弟兄间的不平。老大哥早死了，老二哥便代表众人，出头说话。訾议老幺没道理，父母的遗产，应该拿出来三七二十一的公平分配，为什么一声不响，就吞没了。老二哥的话一说出，立刻就得了众心，在守孝期间，已经请凭亲戚族里理落过几次，因为两方面都有十分道理：老二哥凭的习俗，老幺则凭的遗命。亲戚族里间的老人们——行辈老的老人们，又都是难得出过里关，没有功名，无权无勇，而又富有作人经验的老人们，既难于褊袒某一方，也断不出一个公道来。一直到终制下葬，三天的复山大礼，那一天，化灵之后，供饭才吃到中途，他们又乌烟瘴气大闹起来。老四哥脾气躁些，越说越起火，先是拍桌打掌，末了，双手一举，一张大八仙桌子，连同满桌的碗盏，哗刺刺直翻下了阶檐。老大哥的第三个儿子没有念过书，更跳有八尺高，骂他幺叔是杂种。他幺叔气白了脸说：“反了！反了！”也不管人单势孤，要扑过去抓打小老三，恰被倒在地上的大板凳磕伤了孤拐便蹲下去大喊：“打死人！”
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天，这场喜剧中，我也是看客之一。不过才五岁多，并不懂得什么为人的道理，只晓得跟着大人们坐席吃甜烧白。他们唱文戏时，我只顾吃，同我比赛的，是比我年纪大两岁的大老表。到演武戏时，我们便一溜。
后来，当然打了官司。起初是你一状我一状，砌词栽诬，恨不得把知县大老爷耸动到只听自己一面的话，将对方枷号示众之后，再丢卡房。但是像这样打家产的案子，知县大老爷比什么人还明白，也是全衙门审办差人顶喜欢的。待到两方的钱用得差不多时，才批候送案，才挂牌待审，审的那天，从早候到二更，到末了，不过一齐跪在石板地上，被一阵听不清楚的官腔，忘八羔子的骂一顿，堂谕下来，再凭亲戚族里理处。理处不行，又当然你一状我一状打将起来。两方面都有钱，都不肯输一口气，都想把对手打服。本地讼师各自包在家里还不算，连外州府县略有声名的讼师，也你征我聘的请了些去，一如守孝那几年之聘请地师一样。
记得我十岁上，又不知因了何故，跟着大人到他府上去作了几天客。亲眼看见他三个别院，住满了一些斯文人，个个是鸠形鹄面的，头发不剃，辫子不梳，成日靸着两只双梁鞋，躺在床上烧鸦片烟。五老表告诉我说：“都是些顶有名，顶会做状子的老师伙。……你到二伯伯那里去看，那里的老师还多些哩！”我们要走的前两夜，听见同去的一位老太太，坐在烟榻边，旋啃甘蔗，旋劝他同二房和了罢：“这样的家务官司，有啥子打头？分多分少，肉烂了总在锅里。……你们不是打了几年了？官也见过两个了？总打不出一个输赢……花了那么多的钱，只落得跪堂见官，何苦哩！……”
赵幺粮户把烟签一掷道：“表婶，你老人家不晓得吗？钱，我不在乎，只是输不下这口气！……人活的就是这口气啦！”
一直到光绪末年，我从外省搬运父亲的灵柩回四川成都，在青羊场祖茔上补行祭奠的那天，忽有一位宽袍大褂，觉得面熟的人，到棺材前来磕头上香。我自一身孝服，爬在地上回礼。那人行礼毕，忽蹲到我身边来夸奖我道：
“老表侄，看不出你才十五岁的人，倒干了这桩大事！……山遥水远的几千里，当真亏了你！……唉！要是我的精儿、灵儿也有这能耐时……”精儿、灵儿？……啊！我恍然了，这就是赵幺粮户。他怎么会在成都？也公然老了？更想不到他抽了手不再打官司！——因为始终打不出一个名堂，大家的钱花得不少，也渐渐心满意足，厌烦起来。老二哥又死了，老四哥中了风，几经亲戚族里的劝告，双方答应和解，才把一伙烟饭两开，供奉在家的老师们开销了。赵幺粮户毕竟有志气，不甘心与那几房伤了感情的骨肉住在一个城里，这才把老房子锁上，全家迁到成都，另自买了一所大门道住下（在清朝，城内住宅的名称，是有阶级的，不可乱称呼。官宦人家住的，称公馆，有大有小；没有功名的寻常百姓住宅，称门道，亦有大有小）。
后来，我更晓得他的两个儿子，即是叫做精儿、灵儿，即是我应该呼之为三老表、五老表的都在一个洋人开办的私塾里念英文，——开通得太骇人了！
还不止此哩，我又晓得他的幺娘子（那时还不能随便称太太哩！）死了好几年了。守鳏时，曾和一个三十多岁，颇为风骚的寡妇，——是他佃客的嫂嫂——偷偷摸摸的勾搭上了。他一心安排要讨来做姨娘，带管家务。却给两个儿子把那位出了嫁又出了名的泼辣姐姐接回来，和老头子短兵相接，大闹了几场。老头子强不过，只好投降，把那业已接进门的风骚寡妇送回去。
然而大姐尚恐老头子不安分，不待商量，立逼着将精儿媳妇的一个十七岁的肥头大耳、又粗又蠢的丫头，打扮出来，给众人磕了头，叫老头子拿去收房。
说是暂时作为身边人，好服伺他，好给他烧烟理床，待将来有了功劳——意思就是说待生了子女，再改名称。所以收了房后，一家人还是春梅来，春梅去的呼唤。这事过去不久，赵幺粮户就移了家。
他虽是在米囤中喂养大，而自少就吃了一副大鸦片烟瘾，但是到了中年，本能上有了需要，既尝味过了那风骚寡妇，所以春梅实在代替不了，而成都不比新都，对于性的安慰，不但有的是半开门私窝子之类，而且茶坊酒店间，还有的是相公子。（系古字，音姬，以男作女也。即外省所谓兔崽子，而成都人恰用了这个有考据的字。）恰好他又得了一位一切在行的好友，陪着他东边走走，西边走走，如意倒如意了，只是有一天，正在小金花的床上“短笛无腔信口吹”时，悄悄的突然抢进几个人来，满脸狞笑道：“赵幺粮户的鸦片烟抽得安逸吗？……今天可也拿住了你！”原来是几个专门查拿烟赌的警察总局的便衣密查。
他这回的亏，吃得真不小！第一，登时就被抓到警察总局的察验处关了七天。这七天里，茶饭虽可由家里送去，但每天的十颗烟泡，却得在负看管之责的太爷手里去买，连别的使费，一总算起来，差不多米粒大一颗烟泡，至少也值十大块龙洋。他后来向人说：“好像在吃自己的肉！”其次，就是被总办周大人提去亲审。他本是安分良民，虽曾打过官司，跪过堂，但是你们晓得的，家产案子，无论如何不会挨打受刑，而知县又哪能及周大人的风厉刻薄？又一时传说，周大人顶恨的是瘾民，对粮户们更其挖苦，只要一句话回得不好，他有本事打了你，还要把头发给你剃去，只留下脑门上一塔做记号，赐以嘉名曰“鞋底板”，收你在工厂里去做苦工。据赵幺粮户自己说，那天还好，提审的不止他一人，而且排在后头一点，仅仅挨了一顿臭骂，但是放了回来，已不啻剥了一层皮。亏吃得太大，一连滋补了三个月，才把怔忡病养好了。鸦片烟哩，并没有戒，只是着小金花惹给的一身恶疮，倒大发特发起来。
他曾经读过圣贤之书，自称儒门弟子，所以不相信西医。说那是邪道，说只要吃过洋人的药，就会迷失本性，看见祖宗牌子便要砍了当柴烧。他引证说，从前有位乡邻，尚是赴过小考，调过堂号的童生，就因为害什么病，吃过教室里洋人给的半瓶药水，病固然好了，但立刻就奉了教，投了洋人，把祖宗牌子砍掉，当了他那一姓门中的罪人。所以他才“抱定宗旨”，始终拒绝找西医，而找了好几个有名望的中医，连唱小丑而兼医生的蒋八娃也找过；虽然牺牲了一条腿，弄成一个跛子，到底作了赵姓门中的孝子贤孙！——但是，却又把两个儿子送到洋人私塾念英文，足见他并非感情而是很理智的！
到了辛亥年——即中华民国成立的前一年，按规矩说，应是清宣统三年，时髦点，则应写为一千九百一十年——成都的保路同志会闹得天乌地暗的时候，大隐的赵幺粮户公然受了影响，留心到时事；偶尔也买一两张《西顾报》、《启智画报》、《商务日报》来看看，偶尔也发表一些政论。不过他的见解，总与人不同。人人骂的卖国贼是盛宣怀是李稷勋，而他则偏以为是周浩然——那时已升官做到三司的地位——人人说盛、李等人卖的路，是川汉铁路，而他则咬定说，殆不止此，“光是条把铁路，有啥要紧？不见得人人都走铁路！可恶的就是除铁路外，连四川全省的大路小路，全都卖给了洋人。洋人出了钱，他就可以三里五里设座卡子，你要走路吗？抽你的厘金！……并且这主意全是那个留过洋的周浩然打的。如其不是他，为啥子盛宣怀只晓得卖四川的路，不卖别省的路呢？……照我的主意，并用不着这样的争法，只须把那姓周的拉来砍了，便啥事都归一了”！不过他的高见只能在他府上大门以内发表，所以尚无碍于国家大事。
军政府成立，赵尔丰的脑袋搬了家，中间还发生了一次也是成都最后一次建城以来所未有过的兵变。赵幺粮户的大门，几乎关不牢。惊惧之余，到底把辫子剪了，力表同情于军政府；这因为军政府到底还餍人望，公然定了周浩然的罪名，虽没有“明正典刑”，却将其骇跑了。但是“袍皮闹”（即袍哥）横行起来，世道毕竟不同了，赵幺粮户终得要想办法。
我记得在民元之初，当道的人一时为权宜计，不得不借重同志会以制巡防兵，不惜把自己搅在浑水里，于是袍哥因得揭去秘密集社的黑幕，而充分的光明化起来（俗话叫作闹通了天）！城内各街为了要维持秩序，公然把一伙向不齿于人口的坐堂大爷搬出来，成立一些“公口”——只管是一间小铺面，或破神庙，当中也不过演戏似的放一张白木方案，系一条红桌围；两旁武器架上，仍按十余年前卡子房的办法，插上些生了锈的关刀、矛子、羊角叉，以及两面“公口重地、禁止喧哗”的虎头牌。可是一条乃至三四条街的居民的一切自由和治安，却都系于这里——袍哥气势炙手可热的时候，一天，我不知为了一件什么事情，走到一条热闹的街上，忽见迎面又吆吆喝喝走来一大伙人。还不是那些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还不是那样的打扮：青纱头巾，鬓边斜插一朵纸花，密排扣子的各色绸紧身，拴一条四寸来宽的腰带，一大把胡子拖在裤裆下面，脚下则大半是漂白琢袜之外，套一双有五色绒球的麻耳草鞋！还不是各人腰带上都挂一把杀猪刀，有的肩头上则扛一杆四瓣火的后膛枪！还不是另有一个稍长大汉，挟着一只大的皮护书，露出一大叠梅红名片纸的头子，满头是汗的在队伍前头飞跑！还不是每到一处公口，便飞出一张片子，一面大喊着：“某公口的某山某水某堂某龙头大爷栽培的某街某大爷拜会了”！这是一天要看多少回的把戏，并不足奇！不过这一回，我要特别提说的，乃是仪仗队之后，那顶扎有红彩的蓝呢大轿内，巍然坐着的，正是舍亲赵幺粮户！妙妙！
我不待问询，就直觉的料到赵幺粮户着栽培后，名倒出了，然而定有许多文章在后头哩。可不是吗？他诚然风光了三天，拜了三天公口——也不过只是南门一只角，但因为他是一步登天的白棚大爷，何况又是粮户，照规矩，他就得“叫化子穿草席——满围！”所以从被栽培的前几天起，这一个公口上的几十个弟兄伙——就是排仪仗的那些——便全在他府上打搅起来。饭哩，自然不光是饭，须得有鸡有肉，而且还要喝酒。恩拜兄很仁义，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他。单是便饭，就不寻常，虽然他哥子很“通方”，总是说：“不必过于费事，我既然时常来。”但是据本堂管事说，则不能菲薄。恩拜兄是大瘾，自然应该供应。就是管事以及幺满十排的弟兄伙，又何尝不一天不要烧几十口吗？鸦片烟之外，无所事事，得推推牌九，打打纸牌。赌博了，自然有输家，输家不得不借钱，开口十元，并不大，你不好只借八元；不过人人借，天天借。人聚多了，自然有口角，有时当真打起架来，家具陈设，自然得被损坏一些，譬如条几上的雍正磁博古花瓶，好几只都变了出气的东西。
一言蔽之，赵幺粮户的府上，是朝朝寒食，夜夜元宵，其热闹得无秩序，也和前后两个军政府一样！幸而袍哥极讲义气，只管穿堂入室，没有人我界限，但对于春梅和两个年轻媳妇，尚能维持礼教，不敢随随便便的动手动脚。
这情形一直演到军事巡警总监陆军中将杨维的力量充实了，一张告示贴出，不准办公口！再一张告示贴出，不准奇装异服，佩刀戴花！并因严禁庇护烟赌，不惜把栽培自己的两位龙头大爷——一个开烟馆，一个摆赌场的，立地正法，“以昭炯戒”之后，赵幺粮户的府上，才恢复了原状。恩拜兄们才各自收刀捡挂，躲回去咬自家的豆芽，不再打搅他了！
赵幺粮户之和中华民国不对。与夫厌恶一切世事，依然藏声闭气，回复他城市大隐生活者，我敢说，全是为了这一回事。
赵幺粮户之表示他大隐态度的第一步，便是令灵儿废读。
精儿哩，早就废了读的。因为他有绝顶的聪明，能够写“启者无别”的来往信，而不旋翻新出版的《写信不求人》；能够拿起算盘滴滴嗒嗒打归除，据说比什么钱铺里的先生都强：能够捡便宜，能够说下流话；只不宜学英文，读了几年洋人私塾，赞美歌唱得出口，而英语初级的第三册，却死也记不熟；好在并不用它，倒是忘干净了好些。精儿能干，所以他父亲才说：“光是念书可惜了！又不希罕你去考洋状元，回来给我管管家，我老了，（其实还不到五十岁，不过面貌和身体确乎已到了暮年，大概平生操心太过了罢！）该交给你们，待我好好的享几年清福算了。”精儿管了家务之后，犹如蛟龙得水。成绩太多了，数不清，只略举几大端：第一年把各处佃户的积欠就清了一个头绪，并将新都县城的老屋整个出租给福音堂；第二年田屋收入增多了二千七百余两纹银；其次，便商之于父亲，说近年来预征借垫的次数太多，差不多一年上到十多年的粮税，即使佃户永不积欠，也只能划到四厘利息，太微了！买房子哩，倒稳当，利息却不大，顶多划到八厘，而现在城里的摊派也重，比方今年就是四回，名堂多得很，大概都是拿房屋来做标准的。做生意的利息确可以，比方“公泰”只做了一批钟表生意，就赚了十多万，但是不内行，没有得力的脚爪，也不行。想来，还是拿钱下乡去放月息，月月收，月月转，只要利心不重，五分息是保得定的，只要手面宽点，不怕收不回老本。……光是这种打算，赵幺粮户已经只好点头，而不能不向人力夸他精儿了得！何况他尤能打官司，告佃户，告债务者，县里司法是认熟了，公安局长更不用说；而且还交上了团总，交上了驻军。这更合了他父亲“不输气”的口味，时时鼓励他说：“面子上的钱该使的。不过总得时时想到使出去一文，至少得拿二文回来。如其到处伸得起腰杆，不受瘟气，这可就值上四文了！我是不打小九九算盘的，一年拼个万把两银子花罢，不在乎，只要争得回气来！”
因为精儿能者多劳，在外面跑的时候多，家里的小事管不了，遂时时骂他兄弟：“读他妈的啥子鬼书！借了躲懒罢咧！……”赵幺粮户因才叫灵儿也用不着再读了，“从前读书为的求功名。目下哩，只好说为的找饭吃。我家不是少饭吃的，书读多了，不但无益，说不定还会惹些怪事。回来帮帮你哥哥，外事帮不了，管管家里的小事，也是好的！”这于灵儿倒是正中下怀，因为他一切不如他哥，乃至念英文也不例外。
赵幺粮户移住成都有年。以前虽没有什么朋友交往，但常常尚到亲戚家中走走。自然按照老规矩，无故是不宴客的，可是拉到茶铺喝碗香茶，茶钱总是他开。及至吃了周大人的大亏后，胆子小了，意态也萧索了，不但茶坊酒店绝了迹，就是常来往的亲戚，也疏到只是拜年拜节，贺生贺寿，出头应酬一下。又自大隐以来，就这些应酬，也交代给与儿子去露面。渐渐的，精儿事情太忙，亲戚们的家事又多半和他们的走到反比例的途上，这使精儿听了也头疼，自然而然就“避之一刻大吉”。灵儿简直是上不得台盘的，只管业已当了两个儿子的父亲，但是走到人前，老是面红筋涨，连一句好也不能清清楚楚的说出口。因此，他几年来的家庭中的日常生活情形，好像遮上了一片幕。经我多方打听，才弄明白了只是这么样：清晨，不依季节，不论钟点，除了老头子和春梅外，一家大小完全依照乡居的良好习惯，同乌鸦一齐起床。起床后，并不忙着梳头洗脸，扫地掸灰，而第一忙的便是弄早饭。女的全下厨房，男的则上街买菜，和打扮几个小孩子。菜饭上了桌，大嫂便一把毛竹筷子哗一声撒在桌面上，这等于打乌——吼！于是大人小孩一窝蜂抢去，抓住菜饭就向嘴里掏。前几分钟，只听得见饭筷嘴巴响，过此，必有两个小孩为了争菜而相打，而相骂，而号陶大哭；四个大人——有时是三个，也必因小孩而叱吼，而责难，而口角。这一来，春梅醒了，蓬头垢面，呵欠连天的跑出来发气。饭后，精儿上街，两个媳妇同着老妈洗衣服，做活路。春梅则专门服伺老头子。灵儿则带着孩子们，呆坐在堂屋里古式椅子上养气，有时寂寞不过，也知道张开口长打一个呵欠。
他府上最多的是鸦片烟。赵幺粮户是老瘾，三十多年的老瘾；春梅由于服伺老头子，昼夜烧烟，也吃了一副大瘾；有时精儿劳累了一整天回来，疲乏不堪，老头子说鸦片烟是提神的仙丹，也奉父命抽几口。虽说前后足有八年光景，吃鸦片烟是犯禁的，大而可以杀头，赵幺粮户也曾吃过亏来。可是他能神而明之的知道得很清楚：“鸦片烟禁不了！”他并不害怕禁，“只要我的大门关得紧，不同人家来往，不惹事生非，让他们在门外去禁罢！”他害怕的只是把生泥吃完了，不好买。但他心计很深，在宣统二年鸦片烟尚不大贵时，他便拨了一笔银子，买了好几百碗生泥，藏在极稳妥之处，预计可以吃几代人（但是，只限定一代一支烟枪）。其次，他府上多的是尘埃，无论那件家具上，摸一把，五个指头全会黑，据说并不因为懒，而是由于迷信“打扫干净了，不主财”。再次，多的是鸡粪，多到不能下脚，多到堂屋古式椅子上也是一堆一堆的。银子也多，可是不像尘埃、鸡粪，不大看得见。
田自然多，然而不能摆在家里。至于书籍，不客气的说，确乎太不多了，把省寓所收存的全积起来，怕还不及精儿管家以后，所置备的账簿高。报纸哩，从民国建元起，是不准进门的。一家人顶好消遣的时候，在吃了午饭以后，老头子和春梅吃了特备的早膳，有时精儿也回来了，一家人男女老少（这一点是他变了老规矩而维新了的地方，儿媳不必回避公公，弟媳也不必回避哥哥）全聚在老头子房里——房间很大，安了两张头铺床，若干的老式家具——两个媳妇大抵坐在靠窗子的高椅上做活路，春梅在黄泥小炉子上烧开水，灵儿老是抄着手呆坐在春凳上，孩子们则听便，老头子躺在铺上打烟泡，听精儿站在当地，口讲指画的谈官司，谈利息，谈田上和放债的情形，其后，就该老头子述旧了。
赵幺粮户虽已年过半百，因为命运好，除了成都、新都四十华里的平阳大道外，平生不识跋涉之苦；既没有交游，复不愿读书看报。他所能述的旧事，颠来倒去，自然只有那些；甚至连若干年前，他家畜了一头乌云盖雪的好猫儿，被门前一个穷人偷了，他那还未出阁的姑奶奶，一连几夜梦见猫儿来告状的事，也不止谈了百多回。然而这是他家二十四小时过于安静，过于单调生活内的黄金时刻，也是全家人枯燥的感情得以交流的时刻，所以老头子的话，只管重复了又重复，而在众人耳里，终比光听耗子叫要好得多，到底是人在说话啊！有时两个媳妇极想听点新鲜事情，比方城里的炮火几时又要响起来了之类。然而，问之于当家的精大哥，精大哥则非衙门、佃户、欠债者不谈。再问，只有一句：“哪有闲心去听那些不相干的屁事！”问之聪明内闭的灵二哥，更其“问道于盲”了，面红筋涨之时，也只有一句：“少和我开玩笑！”
黄金时刻一过，又是吃晚饭的一场大混战。向后，不待点灯，两个媳妇便各自带领小孩去睡了。灵儿睡得也早，并且是从不起夜的。确乎是精儿忙得多，除检点火烛、门户外，还要写账打算盘；大约挨近二更，也便完了。
再下去，便是老头子和春梅的世界，一盏幽明烟灯，总要点到三四更。
赵幺粮户虽无应酬，但是说良心话，我偏偏打搅过他不少。固然我们是多年的老亲，有往来的，但是光这一点，尚不行哩。而顶要紧的，是我家只管没有田产房屋，只管经了若干年没有人挣过钱，而仅赖四百两银子的分二利息，一家人极其勤俭的过了下去，可是从不曾向亲戚中间求过帮助，更不曾向有钱的人们借过不还的钱，这一点，使他父子们放了心。还有一个重要的因子，就是我常在外面做事，跑过几处衙门，相当认识了一些有势力的人。
他家万事不求人，只在不得已时需要一二人代为撑撑场面，也是说不定的事。
我哩，正可以充当这一角。因此之故，除了每年照例吃他一台顶没趣味的候光春酌外，当我第二次出远门时，精老表还公然从百忙里抽空跑来送行，临走时，还用红纸封了两枚袁头，恭而敬之递到我手上，作为干折的程仪。到末了一次，大约在前六年，我将有更远的远行时，他们觉到仍是两枚袁头，似乎不好出手，而加多些，好象我又断不敢领谢，因才借了他的一位老人的百年冥寿，下全红帖子来请我去吃了一台上好的席，作为祖饯。
我记得，那一天，同席的有几位面子上的人，也有两三位多年不见的发了迹的老亲戚。我的年纪与行辈最小，坐在末席上。但是赵幺粮户（他家规矩很严，父子是不同席的。所以精儿弟兄只能站在席旁，上菜斟酒，实行“有事则弟子服其劳”的古训。）一直向我说话的时间多，而且举杯劝饮时，也每每先从我起头。那天的我，很像辛亥年吃他丰肴盛馔的恩拜兄一样！
我远走了后，从没有听过他家的消息。我想，几年来国家大事，日有万变，尤其我们成都的局面！……
现在回来了，果然人事已非，城郭也不像从前的样儿。以前锯齿似的、整整齐齐的雉堞，早不见了！以前砌得很平坦，可以作为绝好的散步道的城面砖，也揭去了！至于雄伟的敌楼，更其年久失修，仍然挺立在高处，真比破落的古庙还难看，然而城里则正在大兴土木，修马路，“啊！都变了！”
就在上月的一天，我到某处去会个朋友，无意间走到一条街上，很熟；又走到一家门道跟前，更熟。哦！原来是赵幺粮户的住宅，就是我常向朋友们谈及的“好人家”。恰好我携了一点异乡的东西，于是我就进去了。……
现在我归结一句话，大概又是许多朋友不大相信的，但是事实的确如此，我有什么办法呢？就是这个“好人家”，简直与儒家的“道”一样，“天下变”, “道”亦是不变的。然而亦有小小不同之处：烟枪多了一支，灵老表也继他哥哥吃了一副大瘾，而两位少娘也学会了烧两口来消遣；烟禁已是大开，每条街上都有彰明较著的“售店”（即烟馆之官称），赵幺粮户自然更可以放胆推行他全家黑化的政策！其次，是孩子们都长大了，只有头三个进了小学。再次，是春梅死了，老头子无意于再纳宠或续弦了。再次，是精儿因为预征借垫，越来越凶，他更专门走到放高利贷的路上去了。仅仅这些不同，但可以说是进步的。此外，全和以前一样！一样！尤其一样而非二样的，便是老头子的述旧，与夫不准孩子们到大门外去走动，说：“免得听些怪话进来胡说八道”！
一九二四年十月于成都指挥街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抄改于成都外东菱窠
（原载1925年9月《东方杂志》二十二卷九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