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先生的故鄉

　　西曆一八六六年，在民國紀元前四十六年，就是清同治五年，陰曆十月初六日，先生生於廣東香山縣的翠亨村。在普通的大城裏，往往有一種特殊階級，阻礙兒童平民精神的發展；先生的誕生地，卻是很有平民精神的鄉村。但是這個翠亨村卻並不是“孤陋寡聞”的地方。說起來倒有兩個理由：（一）因爲那個時候，有許多廣州和澳門的富翁看見翠亨有很好的風景，而且離城不遠，交通又便，所以都在這裏建築了別墅，時常來往。因此村中鄉人常有機會和城中市民接近，使他們的心知識見，都得着良好影響。（二）那個時候，滿清不許外國船隨意停泊，指定金星港作爲外人停船之所。這港又通廣州，香港，澳門，都是商業和人口繁盛的地方，成了一個很重要的地點。翠亨和這港很近，所以港上的事情，村中有知識的人都有機會知道，有了這兩個原因，所以這個小小的鄉村，對於先生是很有益的：一方面使先生富有平民精神，一方面又使他眼光和識見都能擴大。

　　據先生告訴他的老友美國人林百克說，他記得那個時候有一位住在他家的老嬸母，從前所住的地方，可以望見金星港，就把她所見的講給先生聽。據說外國船停在那裏，常有可怕的事情發生，實在不妥當！這些外國人都很有錢。所穿的衣服都很奇怪，最覺得可異的是他們頭上一條辮子都沒有！卻有不少的鬍鬚！有的鬍鬚竟像火一樣紅！她說聽人談起外國人都是用鋒利的刀子來吃東西的，並說她曾經看見有煙從外國人常用的槍裏出來。那些洋人十分暴躁，因此她見了那些洋人，心裏實在害怕。以爲中國的小孩子應該遠遠地離開他們。

　　這位老嬸母這樣說得有聲有色，卻也有趣。倘是別的兒童聽見，不過加一層害怕心理而已，但據先生說，他當時聽了之後，從村塾課餘往田間工作的時候，心裏常常想，外國人竟是這種樣子，使人不安，其中一定有什麼值得研究的事情。

　　先生幼時關於外國的正確知識，由回國僑民所告訴的也不少。那個時候，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州，正在發現金子，因人工缺少，募集華工去開掘，廣東人去了不少。他們發財回國，便把見聞的事傳了回來，所以先生幼時雖在“村塾”裏面讀舊書，對於世界大勢，已曉得不少。

二　先生的家族

　　先生一生爲大多數的平民幸福而奮鬥到底，他的家族卻也是平民的家族。他的父親小的時候，曾經到過相去三十英里的澳門，做一個裁縫的學徒。

　　當時澳門已是很繁華的地方，也是青年易於墮落的地方。但是他的父親因重視對於家庭的責任，渴念着翠亨，不久便情願拋棄了繁華的澳門，回去享受勞苦而淡泊的鄉村生活。

　　孫老先生由澳門回鄉，和那些因爲花淨了錢而落魄歸家的敗家子不同。他在澳門經營縫紉工業，很勤慎，所以當他回鄉的時候，不但帶了所儲蓄的錢，而且學得很好的縫紉技術，可以利用來補助耕種所得的不足。

　　中山先生說他的父親是很和善可親的，所以家人和同他一起的人，都很敬重他。

　　先生的母親也是一位仁慈的女子，和他父親終身相愛，在家庭中很快樂。

　　他們家裏有兩個寡婦，是孫老先生的兩個弟媳婦。這兩位弟弟是往美國加利福尼亞，相助採金去的。哪裏曉得一去之後，便音信毫無，傳聞一個死在附近海上的洋麪，一個死在加州產金的地方。中山先生的父親既是死者的胞兄，便接了這兩個寡婦到家裏來。

　　當兩個冒險者的噩耗傳到了孫家之後，全家的人都一致主張以後不準小孩子再到加州去；所以年輕的中山先生，在遠遊一方面的雄心，便受了很嚴格的限制了。哪裏料得到當他們相聚談及這事的時候，站在一旁裏有一個將來領導全國的小孩，不受過去的失敗所束縛，終究在外國尋着一種覺悟，使中國脫離數千年的專制政府，使全國極力奮鬥，求國家達到自由平等的地位。

三　幼年所受的刺激

　　先生幼年時候（不過十二三歲）最初受着刺激的事，恐怕就在翠亨村塾中，處於“老學究”教鞭嚴威之下，逼着他“莫明其土地堂”地硬背《三字經》。爲什麼說“莫明其土地堂”呢？因爲中國從前對於兒童的“教學法”，不教他先懂書中的意義，只強迫他面壁高聲背誦死書！別的兒童受着這種摧殘心智的野蠻方法，都忍氣吞聲地糊里糊塗地敷衍服從罷了；這位中山先生卻大不服起來！他當時的頭腦雖還幼稚，已覺得這種教學法的不合理，所以過了一個多月缺少興味的死背生活，竟站起來“提出抗議”，說他一點不懂，盡是這樣大聲唱着是沒有意思的，讀它做什麼？那個“冬烘學究”看見許多小學生都在那裏大搖大擺地大聲朗誦，總以爲可以安安靜靜地一點不吃力地“坐擁皋比”，忽然聽見這位未來革命領袖的“革命先聲”，不禁大嚇一跳！其先還拿出戒尺，大施其恫嚇手段，豈知終究不能屈服這位“必求其故”的小孩子，只得暗叫晦氣，視爲例外，勉勉強強地把書中意義講給他聽。

　　其次使他在幼年很受刺激的，便是他目擊翠亨村人遭海盜的劫掠。有一天正在村塾裏唸書，忽然外面起了極大的喊殺聲，兵器聲，震動了全村。這是海盜對於一個由美國回來的僑商住宅的攻擊。全塾驚惶失措，師生四散找隱身之處。當他們逃避的時候，有一個學童卻很勇敢地一步步往前走去，毫不遲疑地到海盜搶劫的地方去看看！這位學童不是別人，就是中山先生！他看見許多海盜呼嘯而逸之後，不一會便聽見失主的怨聲，說他許多年在外得着的心血金錢，想帶回來爲家族及鄉村謀利益的，都一劫而空了。倘在外國有法律的保護，何至於此！這位幼小的旁觀者聽了就自己思索道：爲什麼這位僑商冒了生命的危險用誠實賺來的金錢，外國允許他帶回來的，在中國竟得不到法律的保護？他這樣想，更堅決地要到外國去看看外國的方法。

四　幼時的抱不平

　　當先生十二三歲的時候，翠亨村上住有三個弟兄，家境本來很窮，後來因爲勤儉堅忍，漸成鉅富。他們家裏有很好的花園，因爲他們和孫家很親熱，彼此有來往，又因中山先生天性愛好自然，所以在課餘工餘的時候，常到這個花園裏去玩玩，倒也覺得興趣非常濃厚。

　　有一天，他正在這個花園裏面玩得很有趣味，忽然聽見外面起了一陣吵鬧，從一片喧譁聲中，闖進幾十個很兇狠的兵，帶着槍刀，和許多衙役，擁着好像強盜一樣的官吏。他們分一部分人把三個弟兄拖出，加上腳鐐手銬，捉了去，又分一部分人佔據了他們的房屋。這種貪官污吏，以莫須有之事，強加之於這三位弟兄，這是全村的人都知道的。結果這三位弟兄，竟有一個照海盜辦法，押往廣州斬決，還有兩個下獄。全村的人都知道官吏的誣陷，目的全在掠奪三人的財產，都非常憤恨；但都不過私下憤恨，有哪一個敢公然出來抱不平呢？

　　在這種“公道不彰”“暗無天日”的時候，全村的人都是“敢怒而不敢言”，其中卻有一位還在“村塾”裏面讀《三字經》的童子，居然決意起來“仗義執言”了！

　　他仗了一鼓勇氣，挺身而出，再奔進三位弟兄的花園裏面去，有一個官吏問他道：“你來幹什麼？”這位童子很直率地答他：“我到三個弟兄的花園裏來。這是他們的花園；他們是我家的朋友；我來玩玩他們的花園。”這個官吏聽了這幾句話，大怒道：“你說什麼話？”這位童子仍毅然地回答說：“我說我來玩玩我的朋友的花園。他們待我家是很好的，這個花園是他們的，他們也當然可以賞玩的。你們爲什麼把他們捉去？爲什麼把他們上鐐加銬？爲什麼殺了一個弟兄？爲什麼把他們關在獄裏？”這童子說的時候，真是“怨憤填膺”“聲色俱厲”！那個官吏最初哪裏把這個童子放在眼裏，現在聽了這一番話，更勃然大怒道：“好！我要教導你怎樣賞玩你朋友的花園！”說了這話，就很兇猛地拿刀來刺他，這童子見他有刀，急避出向家裏跑。到家之後，他自想對於這樁不公平的事，敢於“提出抗議”，心裏很是高興。

　　我們在此等處，已可窺見中山先生“不畏強禦”的“浩然正氣”。就是後來他目擊中國之受人侵驚，毅然起來努力革命，也何嘗不是這種“浩然正氣”的擴充作用？

五　第一次的遠離家鄉

　　先生與惡勢力抵抗的品性，在十二三歲的時候，已隨處流露，上面所述“幼時的抱不平”，已可想見他“不畏強禦”的氣概。此外他在家裏，因反對他的母親替她姊姊纏足，一個小孩子便和一個老太太大大地辯論了好幾次，雖然他母親多方地解釋，他總是大不贊成；當時翠亨村裏有三家蓄了婢女，被這位“小革命家”知道了，也大膽地對村中的頑固父老大發其“不平鳴”，使得那般老先生們驚駭得了不得！

　　現在我們談起反對纏足，談起反對蓄婢，大家當然以爲“老生常談”，有什麼稀奇；不過我們要曉得在四五十年前的中國，纏足是上等婦女的標誌，蓄婢是上等人家的排場，都是社會上視爲尊榮的事情。在這種無上勢力的社會環境下，一位無知無識的，在村塾裏念着“人之初，性本善”的十二三歲的童子，知道提出抗議，真是一件“談何容易”的事情。

　　但是先生的革命性格雖若天成，他此時終究是村塾裏的一個學生，這個村塾是頑固已極，對他簡直沒有什麼補益的地方。幸而他十四歲的時候，有了遠離家鄉的機會，使他能和外界的“新空氣”接觸。

　　他的兩位老叔，因往美國採金而身亡海外，從前已經說過，因此家裏對於“出洋”這件事，是極力反對。後來先生的老兄（名眉，號德彰）用了不少計劃，排除家庭的阻力，往檀香山經商，這是先生出洋的先鋒。後來他老兄回家鄉來看看，先生就很熱烈地要跟他同去，父母總是不許。但是先生的志願並不因此中廢，後來他老兄有一位同事回鄉，他又用全副精神去說動父母，費了許多心計，說了許多話，最後居然得了他們的允許，達到他的乘風破浪的宏願。這是先生第一次遠離家鄉，跳出了翠亨的頑舊“村塾”。

六　在檀香山教會學校的時候

　　先生十四歲的時候，第一次遠離家鄉，孤身隨着他阿兄的一位同事到檀香山去。先在他阿兄在那裏開的一爿商店裏面學生意，學習記賬珠算，很肯刻苦。不久想學習英文，作爲求得新知識的基礎，幸而獲得他阿兄的允許，把他送入檀香山一個教會學校。於是自十四歲至十六歲便是先生在檀香山教會學校的時期。在這一段時期裏面，也有幾件事值得我們注意。

　　他初進學校的開始十天裏頭，因爲英文一點不懂，教師是直接用英文教的，只得叫他坐着觀看了十天。他在這十天裏面好像一個啞子。但是他卻十分用心，十天以後，便有很迅速的進步，覺得學習英文並不困難。可見無論什麼學問，最初不懂不要緊，最怕的是不肯學。

　　他那個時候雖在學習方面漸漸地容易起來，但是又有一件事來惱他。當時他還拖着髮辮，有許多同學便去拉住他的辮子，侮弄他。他其初忍耐了好久，後來忍無可忍，遇着這種侮弄，竟和他們公然開戰，侮弄他的同學都敵不過他，以後對他便不敢無禮。咳！天下講公理，真要有點實力做後盾，現在我們中國受外侮到了這種田地，倘非力求自強，僅僅用公理的空話辦交涉，爲效也就有限。

　　他在校裏對於各種學科都很用功，所以成績很好，尤其是他的英文，他在這個學校讀了三年畢業，畢業的時候（時年十六歲），他英文考得第一。夏威夷王特地親手給他獎品，此時先生已替中國爭光榮。

　　他十六歲在這個學校畢業之後，又助他阿兄經營商業半年，然後又入聖路易學校肄業一學期。當時因他阿兄是守舊的人，以爲他所受的外國教育，爲他自己利益起見，已經足夠，再讀下去，怕他“外國化”，反而有害，所以決意送他回到家鄉去。於是先生十七歲的時候，不得不由檀香山回裏，但是已經成了一個新人物。

七　瀆神被迫離鄉

　　先生在檀香山求學到十七歲。他的守舊阿兄怕他受“外國化”的危險，叫他回鄉。他在村塾時候，已覺得前清官吏的腐敗；他這次回鄉，先到香港，由香港改乘中國沙船往翠亨，途中又目擊前清官吏釐捐勒索的兇狠，更覺痛心於中國政治的黑暗。於是十七歲在家鄉雖家居了一年，卻到處宣傳清廷政治的腐敗情形。他當時的驚人議論和反抗態度，雖使得翠亨村的人嚇得發呆；不過這個小村和外界很少聯絡，在政治上還佔不到什麼重要位置，否則這位“幼年革命家”已難免有“生命之憂”了！

　　但是這個小村終究容他不下。所以容他不下的理由，並不在他的改良政治的鼓吹方面，卻在他的破除迷信的舉動。

　　他深信迷信是愚昧，是使人害怕的惡魔，這種惡魔便是退化的根據。所以有一天他到一個菩薩廟裏去，看見許多人“若崩厥角”地向神像大拜而特拜，他卻當衆把神像的木手拉斷一隻，對大衆說，這個菩薩老爺的尊手被他這樣糟蹋，還不能幫助自己，不能反抗，還有什麼能力保護全村！許多人都嚇得逃走，於是他的這種行爲便震動了全村，全村的人都怒他造了大孽，以爲這樣一來，要使他們遭殃，於是都要驅逐他出村而後安心。先生的父親雖愛子情切，對於這事卻也很覺傷心，而且因爲要平村中父老的氣，不得不被迫令先生離鄉。先生因此受迫離鄉，往入香港的皇家學校。

　　一個人過着舒服的日子，反而易犯得過且過的“暮氣”生涯；受了厲害的刺激，反易向前奮鬥。即如這件被迫離鄉的事，在當時孫氏家人和翠亨村中人，哪一個不以爲不幸，但是我們卻以爲這正是使手造民國的領袖跳出頑固環境而趨入光明之途的無上機會。

八　革命先覺的青年

　　先生十八歲因瀆神被迫離鄉，在香港入英人所立的皇家學校。他所處的香港環境，已使他覺悟到英人虎視中國之可危；二十歲在皇家學校畢業，適遇中法戰敗。清廷與法議和，訂越南新約十條。當時先生已極熱心國事，目擊國事日非，深覺帝國主義之壓迫中國日甚一日，認定欲御外侮，先須自強；欲求自強，先須傾覆腐敗的滿清而建立民國。於是一個方纔二十歲的青年學生，已把解放全中國民族的責任放在自己肩上。

　　先生既在二十歲時候，決志傾覆清廷，創造民國，便想先定一業以爲將來入世之媒，作長時期從事革命的護身符。最後他決定入廣州博濟醫學校。他爲革命起見，本想進海軍或陸軍，但當時都苦於沒有機會。又想做法律家，因當時中國還沒有法律學校而作罷。他所以選定醫業，也因爲當時中國新醫術不講究，他可藉此革新中國的醫術，並藉以暗中進行革命事業。

　　人的進德修業，靠有良師益友；至欲發展抱負以成事業，志同道合的朋友，更是決不可少的。先生在廣州博濟醫學校雖僅一年，即於同學中賞識俠士鄭弼臣。先生覺得這個人豪俠尚義，交遊很廣，於是稍與相交之後，就和他談革命，弼臣一聞悅服，並說他曾經投入會黨，倘他日有事，可羅致會黨以聽指揮。

　　先生在廣州學醫僅一年，聽見香港有英文醫校，學課較優，地方亦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就到香港醫校肄業。於是先生從二十二歲到二十七歲的五年間，一面肄業於這個醫校，一面於學課餘暇，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大鼓吹其革命。當時相信的只有陳少白、尤少紈、楊鶴齡、陸皓東幾個人，其他交遊聽見先生的言論：無不視爲大逆不道，以爲中風病狂，避之若蛇蠍。港澳的戚友交遊，呼先生和陳、尤、楊爲四寇，沒有人敢和他們親近。處在這冷酷的環境之下，非有十分的毅力膽識沒有不裹足不前的。有了這種奮鬥的精神，才配得上“先覺”這兩個字。

九　師生的情誼

　　我們追想中山先生倫敦被難時候，他的老師英人康德黎博士（Dr.James Contlie）竭盡心力不辭勞瘁地營救，不由得肅然起敬，以爲這位老博士之待其弟子情誼篤厚，也足以表示先生平日對於教師的敬愛，所謂“相得益彰”，很足以振勵目今之澆薄的人心風俗。往往出了校門，師生好像就不相識。

　　先是一八九五年（民國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先生廣州舉義失敗（此爲第一次的失敗，時先生三十歲），往檀香山。一日在市中忽遇他在香港學校肄業時的老師康德黎博士和他的夫人，握手言歡，才曉得他們夫婦回國道經此地，因舟停而上岸瀏鑑風景。先生就陪他們乘車同遊，殷勤招待，遊畢親自送他們登舟，盡歡而別。當時先生哪裏料得到他所殷勤招待的老師，就是他次年在倫敦的救命恩人。

　　先生於一八九六年到倫敦，不久便被清廷駐英使館誘拘，欲私送回國受刑，先生賄侍者投書康德黎。康得信的時候，已在十月十七號的夜裏十一點鐘。時雖深夜，因恐營救無及，即急起檢查英使館參贊馬凱尼的地址。（按馬系英人，做中國在英使館的參贊，陷拘先生就是他的主謀，康尚不知。）既得地址，即匆匆出門，馳往求見。馬已他避，康即馳車至“梅爾蓬巷”警署，以先生被拘事呈訴於值日警監。又至“蘇格蘭場”的警署，呈訴偵探長，請他設法。無奈當時中國在英使館對此事力守祕密，警署對康氏所訴，頗覺難以置信，竟說此事關係重大，非他所能主持云云以塞責。所以康氏往返奔走到夜一點半鐘以後，還是毫無頭緒，他的着急情形，可想而知。第二天一清早康氏就奔至“甘星敦”就商於一友，意欲往見當時住在倫敦的中國某稅務司，乞他以私情晉謁中國公使，告以私捕人犯之事，殊屬非理。他的朋友不以此策爲然，他老先生又白跑了一趟。

　　他又趕緊往訪孟生博士（也是先生在香港醫校時的教師），共同想法援救。時適接到先生在使館的侍者送來的親筆信，並問知馬凱尼也是陰謀者之一人，覺得這事更難辦。但是他仍舊奮勇進行，不肯放棄。一面拿兩張名片交侍者帶回以安中山先生的心，一面又往警署求偵探長設法，仍不得要領。兩位老博士既出警署，又熟籌良策，決赴外交部，是日適爲星期日，部中人告以下午五點鐘再來，可由值日官吏接見。如期再往，雖蒙接見，初則對於兩老陳訴之辭，疑信參半，既而竟說本日適值星期日，無法可設，當於次日轉達上官云云。兩博士無可如何，但想時期已極迫促，倘若是夜中國使館即實行他們計劃，便極可危。於是徑赴中國使館尋人，無效；急赴報館揭破中國使館陰謀，又三番五次尋僱偵探伺察於使館之外，這一夜康博士到兩點鐘纔回去就寢。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這幾天，都是他老人家奔走營救的日子，卒賴他的力量，直至星期四各報宣傳，英政府纔出面交涉，星期五中山先生聽見有人叫他下樓，他還以爲使館中人要把他移藏於地窟！後看見康老博士和英外交部中人同來，才曉得救星已到。於是中山先生便受他的“老師”和“老師母”歡迎到他們家裏。

　　這種不可多得的師生情誼，實在使人敬佩。

十　不怕失敗

　　中山先生幼時求學經過失敗，年輕時在家破除迷信經過失敗，初倡革命時，相信的只有三四人，大家罵他發狂，無時無地不在失敗環境之中。這都是我們已經講過的事實。但是他始終不怕失敗，始終往前猛進。現在人人都知道中山先生的偉大，但我們尤當勿忘的，是他所以能有今日的成就，不怕失敗是一個極大的要素。

　　據中山先生自己說，民國未成立以前，他和同志的舉義，竟經過十次的大失敗。我想常人失敗一次而不灰心改途的已少，至於二次三次四次乃至九次十次失敗而仍一往直前，毫不退縮的，在中國歷史上，簡直只有先生一人。況且這十次大失敗的前前後後，還有許多小失敗和遭人輕視唾罵的艱苦困惱，在在足以使人心灰意冷。第九次失敗後，“……各同志以新敗之餘……爲力已窮……住食行動之資，將虞不繼。舉目前途，衆有憂色；詢及將來計劃，莫不唏噓太息，相視無言”。竟有一蹶不振之勢。先生則仍精神百倍，積極進行，慰以失敗何足餒。告訴同志說：“吾曩之失敗幾爲舉世所棄，比之今日，其困難實百倍……只慮吾人之無計劃無志氣耳。”這次失敗之後，先生對於同志之安慰與鼓勵，固已舌敝脣焦，力竭聲嘶。至於他自身，更是困苦。他說：“予本擬偏遊南洋英荷各屬，乃荷屬則拒絕不許予往。而英屬及暹羅亦先後逐予出境。如是則東亞大陸之廣，南洋島嶼之多，竟無一寸爲予立足之地，予遂不得不遠赴歐美矣……”

　　民國成立以後，討袁的失敗，護法的波折，陳炯明的叛亂，又是在在足以使人傷心短氣的事。

　　這樣看來，先生遺囑的第一句話“餘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不知含有多少辛酸味。

　　天下事業的大小，和他的難易，是正比例的。我們要把先生“不怕失敗”的精神，做我們向前奮鬥的暗裏明燈。

一一　寬恕的德性

　　常聽人說，做大事的人律己要嚴，對人則不可不有“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的態度。我最初覺得天下最討厭的莫如糊塗的人，最僨事的也莫如糊塗的人，何以說小事便許糊塗？後來閱世略深，看人略多，覺得做大事的人倘若心量褊狹，常在小處較量，往往失人心，誤大事；然後才悟我們做人應事，有的地方卻不可不注意寬恕的精神。

　　中山先生寬恕的德性，只要舉一件小事，就很可以看出。先生在一九〇五年時候（時年四十歲），因運動革命至歐洲，組織革命團體。這個時候歐洲留學生因受革命思潮的陶冶，已有多數贊成革命。於是先生乃揭櫫生平所懷抱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號召同志。開第一會於北京，加盟的三十餘人，開第二會於柏林，加盟的二十餘人，開第三會於巴黎，加盟的十餘人。在柏林的二十餘人中，有一個湖北學生叫做王發科的，他加盟於先生所主持的“興中會”後，被一個滿洲學生聽見，警告他說：“我要寫信到國內去，撤你的官費，取你的性命。”這位老王聽見這話，嚇得魂不附體，趕緊答應暗裏追躡先生到巴黎去設法。到了巴黎，他私訪同鄉學生湯薌銘商量補救的方法。哪裏曉得這位老湯也是新加盟，聽了這個消息，也就嚇得面無人色。於是這兩位“無獨有偶”的兩位“同志”，偷在先生所住的旅館外面等着，好煩苦地等到先生出門以後，他們託朋友名義，直入先生的臥室，割破皮包，偷出加盟的名冊，飛奔到駐法使館，向當時的公使孫寶琦跪着“涕泣自承”。豈知他們兩位“拍馬屁拍到馬腳上”，老孫當時以開通自命，就大不以他們的行爲爲然，並恐鬧出倫敦使館同樣的笑話，揮他們起立，申斥一頓，叫他們趕緊把名冊送還先生。這兩位“尷裏尷尬”的“同志”，弄得一場沒趣，趕緊抱着名冊飛奔到旅館，向先生“涕泣自承”割破了皮包。先生非但一點不動氣，反用溫語安慰他們。

　　他們在這副“圖畫”裏面，想見兩個“同志”鬼鬼祟祟，患得患失的憨態，真要笑得腰痛；同時更可想見中山先生的寬宏大度，確非常人所及。

一二　終身求學的精神

　　我研究中山先生的生活，覺得第一使得我們敬仰而且足以振作我們志氣的，是他意志力的堅強。你看他經過多少風波，受過多少困難，而他始終向前奮鬥，未嘗挫折。我們做事，往往遇着一點困難，有了一點麻煩，便要悲觀，便要灰心，何不念念先生的這種強毅精神？

　　除了上面所說的那種強毅精神之外，最足以惕勵我們的，是先生終身求學的精神。

　　先生自己曾經說過：“我一生的嗜好，除了革命之外，只有好讀書。我一天不讀書，便不能夠生活。”

　　據黃昌谷先生說，中山先生一生的生活，無論是在做事，或者是休息，每天除了飲食做事以外，總是手不釋卷。不但是從前在旅行之中，沒有帶什麼東西，總帶有幾本關於革命一方面的最新出版物，時常仔細研究；就是在火線上督戰，也帶有許多書籍雜誌，軍事上的工作一停止，便把書本拿到手裏來，從容不迫，一行一字地讀下去。中山先生又曾經告訴黃先生說：“我幾十年來，因爲革命，居無定所，每年所買的書籍，讀完了之後，便送給朋友去了。至於讀過了的書籍之種類和數目，記不清楚。大概在我革命失敗的時候，每年所花的書籍費，至少有四五千元；若是在革命很忙的時候，所花的書籍費便不大多，大概只有二三千元。”

　　讀者諸君：若在常人，失敗的時候，正是所謂“心緒惡劣”的時候，哪個再肯求學！現在你們所處地方的惡劣，是不是比“失敗的時候”還厲害？否則你們藉口心緒不佳而不高興求學，想到中山先生的這種精神，難爲情不難爲情？

　　關於這個地方，還有一點我們要覺悟，就是“求學”並不限於身在學校的時候，就是出了學校做事的時候，隨時都是求學的時候。學校的教育不過是在基本知識方面打好一個根基，絕不是一旦“畢業”，就把“求學”的事也把他“畢”掉。我們不要忘記中山先生四十年革命，也就是四十年終身不倦的求學。

一三　書與麪包

　　人物愈偉大，好學愈迫切。中山先生終身求學的精神，上次已經說過。我現在還要引吳稚暉先生所目睹的關於中山先生“書與麪包”的故事，和諸君談談。

　　吳先生說他未曾認識中山先生以前，沿着“傳統的腐敗頭巾習氣”，既以爲他是“綠林豪傑”的強盜坯，還疑心他不識字。後來在英國倫敦認識他以後，才知道他是手不釋卷。一九〇八年中山先生到倫敦的時候，旅費似乎很窘，吳先生有一位朋友叫做曹亞伯的，在留學生裏面湊集了三四十鎊送給先生。不料三天以後，吳曹諸位到先生寓裏來看他，見他已把那些錢買了一大堆緊要書籍，還津津有味地指示他們這個是什麼書，那個是什麼書……吳老先生當時心裏驚駭他這樣好學，那位曹老朋友卻以爲他不吃麪包，反去買那些不急之物，心裏有些不滿意。

　　我聽了這件很使人感動的故事，深切覺得要求真學問，便要做到“古之學者爲己”避免“今之學者爲人”那兩句話。什麼叫“爲己”而非“爲人”呢？就是求學出於本心所欲，不是爲着分數，不是爲着文憑，也不是爲着名利，於是用不着有人督促而後盡心所學。

　　我們曉得美國偉人林肯青年的時候，一天到晚要做苦工過活，每晚充其量只有十分鐘的閒空看書，而且還沒有燈，他還要把柴頭劈成小叉，點着火炬勉強看書，這個時候他完全出於求學的誠意，哪裏料得他後來居然做總統，持筆自草宣言，成爲英文文學中的不朽名著？

　　反顧中國的中山先生，在當時一口飯都吃不飽的時候，並在亡命海外四周危險的時候，竟那樣好學！這個時候他也是完全出於求學的誠意。我們現在敬仰他的博學，要知道他的博學不是一朝一夕得到的，是這樣在顛沛流離時候仍不輟學而積成的。

　　這樣看來，不看書不求學的人，要把“忙”來推諉，簡直就是“懶惰”！

（原載1927年4月24日至7月17日《生活》週刊第2卷第25期至第3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