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吃飯第一的道理，一般社會似乎也都默認。雖然歷史上沒有明白的記載，但是近代的情形，據我們的耳聞目見，似乎足以教我們相信從古如此。例如蘇北的饑民羣到江南就食，差不多年年有。最近天津《大公報》登載的費孝通先生的《不是崩潰是癱瘓》一文中就提到這個。這些難民雖然讓人們討厭，可是得給他們飯吃。給他們飯吃固然也有一二成出於慈善心，就是惻隱心，但是八九成是怕他們，怕他們鋌而走險，“小人窮斯濫矣”，什麼事做不出來！給他們吃飯，江南人算是認了。
可是法律管不着他們嗎？官兒管不着他們嗎？幹嗎要怕要認呢？可是法律不外乎人情，沒飯吃要吃飯是人情，人情不是法律和官兒壓得下的。沒飯吃會餓死，嚴刑峻罰大不了也只是個死，這是一羣人，羣就是力量：誰怕誰！在怕的倒是那些有飯吃的人們，他們沒奈何只得認點兒。所謂人情，就是自然的需求，就是基本的慾望，其實也就是基本的權利。但是饑民羣還不自覺有這種權利，一般社會也還不會認清他們有這種權利；饑民羣只是衝動的要吃飯，而一般社會給他們飯吃，也只是默認了他們的道理，這道理就是吃飯第一。
三十年夏天筆者在成都住家，知道了所謂“吃大戶”的情形。那正是青黃不接的時候，天又幹，米糧大漲價，並且不容易買到手。於是乎一羣一羣的貧民一面搶米倉，一面“吃大戶”。他們開進大戶人家，讓他們煮出飯來吃了就走。這叫做“吃大戶”。“吃大戶”是和平的手段，照慣例是不能拒絕的，雖然被吃的人家不樂意。當然真正有勢力的尤其有槍桿的大戶，窮人們也識相，是不敢去吃的。敢去吃的那些大戶，被吃了也只好認了。那回一直這樣吃了兩三天，地面上一面趕辦平糶，一面嚴令禁止，纔打住了。據說這“吃大戶”是古風；那麼上文說的饑民就食，該更是古風吧。
但是儒家對於吃飯卻另有標準。孔子認爲政治的信用比民食更重，孟子倒是以民食爲仁政的根本；這因爲春秋時代不必爭取人民，戰國時代就非爭取人民不可。然而他們論到士人，卻都將吃飯看做一個不足重輕的項目。孔子說，“君子固窮”，說吃粗飯，喝冷水，“樂在其中”，又稱讚顏回吃喝不夠，“不改其樂”。道學家稱這種樂處爲“孔顏樂處”，他們教人“尋孔顏樂處”，學習這種爲理想而忍飢挨餓的精神。這理想就是孟子說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也就是所謂“節”和“道”。孟子一方面不贊成告子說的“食色，性也”，一方面在論“大丈夫”的時候列入了“貧賤不能移”一個條件。戰國時代的“大丈夫”，相當於春秋時的“君子”，都是治人的勞心的人。這些人雖然也有餓飯的時候，但是一朝得了時，吃飯是不成問題的，不像小民往往一輩子爲了吃飯而掙扎着。因此士人就不難將道和節放在第一，而認爲吃飯好像是一個不足重輕的項目了。
伯夷、叔齊據說反對周武王伐紂，認爲以臣伐君，因此不食周粟，餓死在首陽山。這也是隻顧理想的節而不顧吃飯的。配合着儒家的理論，伯夷、叔齊成爲士人立身的一種特殊的標準。所謂特殊的標準就是理想的最高的標準；士人雖然不一定人人都要做到這地步，但是能夠做到這地步最好。
經過宋朝道學家的提倡，這標準更成了一般的標準，士人連婦女都要做到這地步。這就是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句話原來是論婦女的，後來卻擴而充之普遍應用起來，造成了無數的慘酷的愚蠢的殉節事件。這正是“吃人的禮教”。人不吃飯，禮教吃人，到了這地步總是不合理的。
士人對於吃飯卻還有另一種實際的看法。北宋的宋郊、宋祁兄弟倆都做了大官，住宅挨着。宋祁那邊常常宴會歌舞，宋郊聽不下去，教人和他弟弟說，問他還記得當年在和尚廟裏咬菜根否？宋祁卻答得妙：請問當年咬菜根是爲什麼來着！這正是所謂“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做了“人上人”，吃得好，穿得好，玩兒得好；“兼善天下”於是成了個幌子。照這個看法，忍飢挨餓或者吃粗飯、喝冷水，只是爲了有朝一日可以大吃大喝，痛快的玩兒。吃飯第一原是人情，大多數士人恐怕正是這麼在想。不過宋郊、宋祁的時代，道學剛起頭，所以宋祁還敢公然表示他的享樂主義；後來士人的地位增進，責任加重，道學的嚴格的標準掩護着也約束着在治者地位的士人，他們大多數心裏儘管那麼在想，嘴裏卻就不敢說出。嘴裏雖然不敢說出，可是實際上往往還是在享樂着。於是他們多吃多喝，就有了少吃少喝的人；這少吃少喝的自然是被治的廣大的民衆。
民衆，尤其農民，大多數是聽天由命安分安己的，他們慣於忍飢挨餓，幾千年來都如此。除非到了最後關頭，他們是不會行動的。他們到別處就食，搶米，吃大戶，甚至於造反，都是被逼得無路可走才如此。這裏可以注意的是他們不說話；“不得了”就行動，忍得住就沉默。他們要飯吃，卻不知道自己應該有飯吃；他們行動，卻覺得這種行動是不合法的，所以就索性不說什麼話。說話的還是士人。他們由於印刷的發明和教育的發展等等，人數加多了，吃飯的機會可並不加多，於是許多人也感到吃飯難了。這就有了“世上無如吃飯難”的慨嘆。雖然難，比起小民來還是容易。因爲他們究竟屬於治者，“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有的是做官的本家和親戚朋友，總得給口飯吃；這飯並且總比小民吃的好。孟子說做官可以讓“所識窮乏者得我”，自古以來做了官就有引用窮本家窮親戚窮朋友的義務。到了民國，黎元洪總統更提出了“有飯大家吃”的話。這真是“菩薩”心腸，可是當時只當作笑話。原來這句話說在一位總統嘴裏，就是賢愚不分，賞罰不明，就是糊塗。然而到了那時候，這句話卻已經藏在差不多每一個士人的心裏。難得的倒是這糊塗！
第一次世界大戰加上五四運動，帶來了一連串的變化，中華民國在一顛一拐的走着之字路，走向現代化了。我們有了知識階級，也有了勞動階級，有了索薪，也有了罷工，這些都在要求“有飯大家吃”。知識階級改變了士人的面目，勞動階級改變了小民的面目，他們開始了集體的行動；他們不能再安貧樂道了，也不能再安分守己了，他們認出了吃飯是天賦人權，公開的要飯吃，不是大吃大喝，是夠吃夠喝，甚至於只要有吃有喝。然而這還只是剛起頭。到了這次世界大戰當中，羅斯福總統提出了四大自由，第四項是“免於匱乏的自由”。“匱乏”自然以沒飯吃爲首，人們至少該有免於沒飯吃的自由。這就加強了人民的吃飯權，也肯定了人民的吃飯的要求；這也是“有飯大家吃”，但是着眼在平民，在全民，意義大不同了。
抗戰勝利後的中國，想不到吃飯更難，沒飯吃的也更多了。到了今天一般人民真是不得了，再也忍不住了，吃不飽甚至沒飯吃，什麼禮義什麼文化都說不上。這日子就是不知道吃飯權也會起來行動了，知道了吃飯權的，更怎麼能夠不起來行動，要求這種“免於匱乏的自由”呢？於是學生寫出“飢餓事大，讀書事小”的標語，工人喊出“我們要吃飯”的口號。這是我們歷史上第一回一般人民公開的承認了吃飯第一。這其實比悶在心裏糊塗的騷動好得多；這是集體的要求，集體是有組織的，有組織就不容易大亂了。可是有組織也不容易散；人情加上人權，這集體的行動是壓不下也打不散的，直到大家有飯吃的那一天。
原載於1947年《大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