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遊記之三鄭州是一個四通八達的交通要道，也是河南省的政治中心。自從河南省人民委員會由開封遷移到鄭州以後，這個又古老、又先進的城市就開始大興土木。在處處破土動工的當兒，發現了不少古文化遺址和古墓葬，特別是以殷代的遺存物爲最多。二里崗是新建築的重點地區，建築任務，急如星火。曾在那裏發現一片有字的牛骨，接着又發現了殷代的燒瓦器的窯址，鍊銅和製造青銅器的工場，接着又發現了殷代的製造骨器的工場。二里崗這個默默無聞的地方，頓時變得舉世皆知。當時我們曾使用了一部分專家的力量，到那裏從事發掘工作。但隨着發掘工作的進行，建築工程也隨着在填土砌牆。沒能堅決地把那些在學術研究上有重要價值的殷代遺址保存下來，只是把現場情況做了模型，並把遺存物全部取了出來而已。這是科學界的一個絕大損失！至於發現的殷代的大批墓葬，則更是隨着這個城市的建設的發展，而即時發掘，即時填坑。

　　過了不久，更重要的消息來了，說是發現了殷代的城牆。這個遠古的城牆遺址是相當於《荷馬史詩》所歌詠的特洛伊古城的，是相當於古印度的摩亨傑達羅遺址的。在中國，恐怕是一座最古老的城牆的遺存了。是這個大消息，引動我到鄭州去。

　　3月30日上午，從洛陽到了鄭州。下午，就偕同陳建中同志等，到白家莊看那個殷代的城牆。這座城牆曾被白家莊作爲寨牆的一部分，原來展開得很遠，乃是一個可測知的三千多年前的大城市。但後來經過取土或拆毀，現在只保存着幾十丈長的兩段。就在那麼一眼所及的古城址上，看到了那夯土堆砌得層次分明的城牆，每個夯眼（即打夯時的遺痕）都十分的明顯。有一個特點，那夯眼很小，比起西安漢城的夯眼來，顯得小得多了，可肯定的是屬於更早的時代的遺蹟。城牆之上，有若干殷代的墓葬，打穿了城頭，可見這城牆乃是殷代的，甚至是更早期的。在那個遺址裏，古代陶片俯拾皆是。龍山期的陶片也出土得不少，曾經出土過屬於龍山期的一個瓦鬲，陶質薄而精緻，有柄，有流。在殷代遺址裏，也發現過同類型的陶器。這個遺址的時代問題，值得更加仔細的探索，但至晚是屬於殷代的遺存，那是沒有疑問的。

　　我們在這座古老的城牆的四周走着，又走上這座古城的城頭。太陽光很大，但並不猛烈，天氣很令人覺得愉快。時時俯下身去，撿拾些破碎的古陶片。我們決定：這一部分的城牆，絕對不能允許有任何的破壞了，應該立即設法，積極地、周到地保護起來。

　　爲什麼鄭州這個地方會有那麼重要的殷代的文化遺址和大批殷代墓葬呢？在古書上沒有提到過這個地方是殷代的故城。只知道鄭州是管城故城，周初管叔封於此。《史記·殷本紀》說，周武王滅段後，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把”。“周武王崩，武庚與管叔、蔡叔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以續殷後焉。”同書《周本紀》也說，武王“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王爲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又說：“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國於宋。”當時周武王封管叔、蔡叔時，一定是就殷故地封之的，故有“相祿父治殷”之語。今鄭州既爲管城故城，也就是管叔“相祿父治殷”之地，可見鄭州乃是當時很重要的一個殷城。我們在鄭州發現了許多殷代的文化遺存，是不足怪的。

　　接着到鄭州文物清理隊，看他們的陳列室和倉庫。他們在短短的清理工作時間裏，就獲得了很大的成績，不僅殷代的墓葬，戰國到唐宋的墓葬也發掘、清理了不少。在他們的院子裏，就堆存了不少大的空心墓磚，有的是從戰國墓裏得到的。磚上的圖案，以幾何文的爲最多，但也有人物圖像和建築圖樣的。

　　最重要的是殷代的種種遺存物。殷代的冶鋼設備和遺址的模型，使我們看了益感到把這麼重要的殷代冶銅工場毀壞了，實在是一件莫大的遺憾。制骨器的工場，也只是存留了些骨器的原料和半成品而已。骨器的原料，分爲人骨、鹿骨、牛骨，各放一處，不相摻雜，且也已把可用的材料揀選齊整。像這樣的大作坊，如果不是屬於一座大城市，便不可能存在的，還見到一隻殷代陶虎，也是極不多見的。在殷城附近，曾掘出了殉葬的犬坑九個，每坑裏，少者有犬十餘隻，多者有犬三四十隻，可能有大墓在其附近。一隻犬架上還附着金片若干，這是唯一的可見的犬身上的飾物。用犬做殉葬的墓葬，在安陽也有發現。可見這是殷代的風俗之一。

　　在清理隊附近有一座宋代墓葬，遺存物已空，而墓的建築卻還保存得很好，可作爲宋墓建築的標本。在這一帶地區，也有殷代的文化遺址。不能再聽任破壞下去了，要堅決地予以保護，不可一掘就算了事。

　　31日上午9時，冒着濛濛細雨，到銘功路工地看剛發掘、清理出來的幾個殷代墓葬。就在大路之旁，就在立將填坑平土、進行建築的工區。一個是孩子的墓，一個是成人的墓，二墓的人架均在，成人的骷髏頭旁，還放着一隻碧玉簪。有兩個墓已經清理完畢，遺存物和人架都已取出。在一個墓裏得到過青銅器，墓的下面發現有殉葬的犬架。這裏也發現過殷代人民的居住區，還有窯址，但全都在急急忙忙的配合基建的工程裏給“平整”掉了。那個地區將建築一所中學，爲了下一代的教育而毀壞掉可以作爲下一代教育的具體生動的歷史、文化資料，這是合理的麼？至於爲了建築一所飯店、一個招待所、一座辦公大樓，甚至爲了蓋某一個機構的廚房，而大量毀壞了殷代文化遺址、居住遺址，乃至極爲珍貴的殷代的製造骨器工場、冶銅工場，也豈是合理的麼？不可能再在別的地方見到或得到的比較完整的殷代冶鋼工場，製造骨器工場，如今是永遠地消失無蹤了！就在我們眼前，就在我們這一個時代，從地面上消失了去！這悲憤豈是言語所能形容的。我站在這個殷代的文化遺址上，心裏感到辛辣，感到痛苦，眼眶邊酸溜溜地像要落下淚來。只怪我們沒有堅決地執行國家政策法令；只怪我們過於遷就那些過分強調不大重要的基建工程的重要性，而過分輕視或蔑視先民的文化遺存物的人的主張！所有造成這種不文明的毀壞，我們是至少要負一半以上的責任。爲什麼鬥爭性不強呢？爲什麼不執法如山呢？爲什麼不耐心用力，多做些教育說服工作呢？

　　有了這樣的一場慘痛人骨的經驗，遇事便不應該再那麼糊塗地遷就下去了。

　　就在大道旁，有新建的一座人民公園，規模很大，這個地區也便是殷代文化遺址的一部分。據說是爲了保護這遺址，建築公園是再保險不過的，因爲不進行基建，不蓋房子，不大動土（即使動土，也不會很深），遺址當然會保存得住。但我一走進這所公園的大門，就知道有些不大對頭，滿不是那麼一回事。有好些清理隊工作人員，搭蓋了田野工作時所用的幾座篷帳，在那裏緊張地工作着。此時，雨點大了起來，漸漸瀝瀝地有點像秋天的蕭索之感。他們不能繼續在工地上工作，都躲到篷帳裏來。我們也在一座篷帳裏休息着。

　　“有什麼新發現的東西麼？”陪伴着我們的趙君問道。

　　“又清理了幾座殷代墓，出土了不少東西。”一個人指着堆在旁邊的陶器等等說道。

　　我的心情就同天氣般的陰暗。原來這個公園，動員了青年人，在挖一個青年湖。好大的一片湖，也就正在這殷代的文化遺址和墓葬的所在地方，而清理隊的工作人員們便不得不移到這裏，配合挖湖工作的進行，而急急忙忙地在發掘、在清理着。所謂建了公園便會保護得好，便不會破壞的話，也便成了“託詞”或“遁詞”。

　　開元寺的遺址，現在成了鄭州市醫院的分院、我們看見在這個醫院的院子裏，還危立着兩個經幢。一個是唐武宗會昌六年（846）所立的道教經幢，上面刻的是“度人經”。像這樣的道教經幢，在全國是很少見的。會昌滅法，不知毀壞了多少佛教藝術的精英，卻只留下了這個道教經幢，作爲活生生的見證，可嘆也！另有一座尊勝經幢，是後晉天福五年（940）所立的。這座經幢上所刻的飛天及其他浮雕，都很精彩。我們說：“這兩個經幢都很重要，要好好保護着。”醫院裏的人點點頭。

　　晚上，和陳局長們談保護河南省和鄭州市文物古蹟事，談得很多，我們有信心和決心要做好這個保護工作。

　　鄭州是有關古史研究的一個新的領域，必須更加仔細、更加謹慎小心地從事基建和考古發掘工作，不能再有任何粗率的破壞行爲了！

　　195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