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朋友因而證明法國警察是受過教育，故能近人情如此。
同時另一位在英國住過的朋友，便說：此乃法人的民族性，與警察受過教育與否無關。如此二事發生在英國，則英國警察之處理，便無二致，結果，兩位仁兄也受同一的處罰。其理由必是：不管你初來也罷，久住也罷，你們既來英國，你們就該入國問禁，而英國的法律也絕不能在本國人與外國人之間發生歧異。
由此故事，便足說明英國人的法律精神，譬如一個紅頭阿三在一般英國紳士的眼中，似乎不見得有好高的地位，自然更說不上權力，但是隻要紳士們同意，將這位阿三命之爲交通警察，告訴了他的職務，將他派立在十字街口，哪怕就是什麼勳爵親王，乃至國君，只要不乘坐禮輿、救火車，如是他的汽車馳到十字口，恰遇阿三的兩臂舉了起來，他只好靜靜停下來，五分鐘，或十分鐘，等到阿三的手臂放下，或掉了方向，他才能開行。無論公事再忙，私事再緊，他也絕不能無恐的衝過去。所以我們可以說：英國人的法治以及守法精神，是徹頭徹尾地從立法者、從最有權威的貴人們守起的。
將就比喻轉到我們中國，將紅頭阿三改爲我們炎黃同胞來試一試看。我想，立法者和權貴們必先存一個念頭，要是我不衝過去，則在衆人跟前，必不能表現我的與衆不同的身份了。或者是，警察麼，那不過是我用來管衆人的，我怎能也低頭下氣和衆人拉平來聽他的指揮？或者是，我立的法，是爲衆人而設的，我何能“自弊”呢？
縱令立法者或權貴們無此念頭，而平日耳濡目染的司機先生，能讓他老闆失卻這個面子嗎？司機先生替老闆抓回了面子，老闆能大怒斥之，以爲不然嗎？只要這麼一來，交通警察之手臂失效，於是秩序紊亂，直撞亂走，警察要管，警察就得捱打；警察不管，警察就得捱罵。有心人便只好嘆息中國人無法治精神；代言人只好解釋中國人是中了五千年專制政體之毒，不解何謂法律內之自由；而政治家只好一面加緊調訓警察，一面發起守法運動，呼籲平民守法！
你們會以爲我上面所談，太過火了。但是我有證據，再舉出兩樁我親眼看見的事來說一說：其一，成都少城公園的大門，原本沒有門檻的，而後來何以會有了幾步挨攏階梯的門檻呢？原因是自有公園以來，雖未經過市民大會，或是什麼立法機關明文規定：不許車馬轎子通過——其實在外國的許多公園是准許通過的——但是“輿馬不入園”的牌子，業已在公園門口掛過十多年，已經成爲共守的一條規律了。可是距今數轉去將及二十年的某一清晨，我卻親眼看見彼時一位團長，乘着五人換着擡的三人大轎，恰巧巍軒軒的一直擡入公園，而一位願意守法的平民，則挺而大呼說：“太沒規沒矩了！”於是團長的勤務兵便拉出手槍，氣勢洶洶的來找這位主持正義的人，口頭說：“非打死這個愛管閒事的雜種不可！”團長哩，也立刻下了轎，橫着眼睛說：“誰管得着我！”並且當着衆人——也有我在內——派罵了一頓，罵那主持正義者爲“布爾什維克”，爲目無長上的禽獸。但是，我告訴你們：這位團長在發跡的五年前，還是一位初中學生，雖然筆下不怎麼亨通，卻也附和着寫過新文化一類的東西哩！大約自此以後，那塊“輿馬不入園”的牌子便有幾分失效。後來包車盛行，於是門檻因才代替了木牌。
其二……其二呢？我想不必再舉例了罷！因爲我眼中所看見的這種只是設出種種條例來管人，來干涉人，來妨礙或限制衆人天賦的自由，而自己專門犯法幹禁，卻能名利雙收的大人先生們，實在太多了。這般人，我們只是從他所發佈、所執行的禁令和暫行什麼條例上，從反面來着想，他在幹什麼？那斷不會錯的。比如，他在雷厲風行的不準人吃鴉片煙，他本人一定是一副大癮；比如，他在極力提倡節約而講廉潔，他本人的飲食起居，一定很考校，用錢如水，而錢之來源，一定是報不出賬的。
如其我說的不大錯，則大家便大可證實“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這句古話，實是我們的本位文化的結晶，而今並未絲毫改變。那嗎，我們被呼籲爲“守法的平民”，應該翻過來對那般非平民呼籲：第一，要求他們守法；第二，要求他們的自由應該在法律範圍以內；第三，要求他們不要專憑自己的喜惡或方便、不方便，來要我們全都裝傻子，做什麼永遠不是那麼回事的什麼運動！
原載1944年7月4日《華西日報·華西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