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有時才一開口：
朋友們就哄的大笑：“又來了，你的那個好人家！……也好，再講一回，可是不許太過火！”
“太過火？”他們以爲我過於“藝增”了罷？甚至有些時，不待我講完，就有人插口：“算了罷，世界上哪有這樣人家？”
啊！沒有嗎？他們要不是蔑視現實的理想者，便是遺忘了故國情形。他們不曉得在我們四川，像這樣人家，正是社會的柱石。要沒有它們，就沒有這多年的內亂，而一般社會也不致永遠停頓在十八世紀，而大多數的民衆也不致憔悴呻吟得如此其利害，頂少數的聰明才智進步有爲之士，亦何致橫屍原野，爲一般暴君和一般糊塗蟲稱快哩！
這個好家人，是我家的老親。他們的姓氏名號，我當然曉得；但是月前回到成都，尚無緣無故多謝過他一頓空前未有的便飯，我們的親誼如此其篤，似乎不便把真名實姓給他們表彰出來。我爲敘述便利起見，姑且把《百家姓》上第一個字借與他們，那位當父親的，排行老幺，便名之爲趙幺糧戶，以次該提名的，斟酌提幾個名字。
趙幺糧戶原籍廣東嘉應州，清初入川的祖宗，就定居在成都府新都縣，於今二百多年了，自然算是新都縣人。但他們還是和其他的嘉應州移民一樣，不但大門以內，說的是“不忘本”的客家話，即在老同鄉跟前，也不能隨便談四川方言；而一切習俗禮節，據說猶然從廣東傳來，並沒有更改過。
趙幺糧戶有好幾個哥哥，雖然都分了家，都各有若干畝的腴田肥地，都各有好些商店同住宅，卻因爲趙幺糧戶是後媽的親生子，照例是父母的寵兒，大家產誠然公平分派了，而父母名下的養膳田和兩所典質店，則於父母死後，無條件的通歸了他。
爲了這筆額外的收入，才惹起了弟兄間的不平。老大哥早死了，老二哥便代表衆人，出頭說話。訾議老幺沒道理，父母的遺產，應該拿出來三七二十一的公平分配，爲什麼一聲不響，就吞沒了。老二哥的話一說出，立刻就得了衆心，在守孝期間，已經請憑親戚族裏理落過幾次，因爲兩方面都有十分道理：老二哥憑的習俗，老幺則憑的遺命。親戚族裏間的老人們——行輩老的老人們，又都是難得出過裏關，沒有功名，無權無勇，而又富有作人經驗的老人們，既難於褊袒某一方，也斷不出一個公道來。一直到終制下葬，三天的復山大禮，那一天，化靈之後，供飯才吃到中途，他們又烏煙瘴氣大鬧起來。老四哥脾氣躁些，越說越起火，先是拍桌打掌，末了，雙手一舉，一張大八仙桌子，連同滿桌的碗盞，譁刺刺直翻下了階檐。老大哥的第三個兒子沒有念過書，更跳有八尺高，罵他幺叔是雜種。他幺叔氣白了臉說：“反了！反了！”也不管人單勢孤，要撲過去抓打小老三，恰被倒在地上的大板凳磕傷了孤拐便蹲下去大喊：“打死人！”
我記得很清楚，那一天，這場喜劇中，我也是看客之一。不過才五歲多，並不懂得什麼爲人的道理，只曉得跟着大人們坐席吃甜燒白。他們唱文戲時，我只顧吃，同我比賽的，是比我年紀大兩歲的大老表。到演武戲時，我們便一溜。
後來，當然打了官司。起初是你一狀我一狀，砌詞栽誣，恨不得把知縣大老爺聳動到只聽自己一面的話，將對方枷號示衆之後，再丟卡房。但是像這樣打家產的案子，知縣大老爺比什麼人還明白，也是全衙門審辦差人頂喜歡的。待到兩方的錢用得差不多時，才批候送案，才掛牌待審，審的那天，從早候到二更，到末了，不過一齊跪在石板地上，被一陣聽不清楚的官腔，忘八羔子的罵一頓，堂諭下來，再憑親戚族裏理處。理處不行，又當然你一狀我一狀打將起來。兩方面都有錢，都不肯輸一口氣，都想把對手打服。本地訟師各自包在家裏還不算，連外州府縣略有聲名的訟師，也你徵我聘的請了些去，一如守孝那幾年之聘請地師一樣。
記得我十歲上，又不知因了何故，跟着大人到他府上去作了幾天客。親眼看見他三個別院，住滿了一些斯文人，個個是鳩形鵠面的，頭髮不剃，辮子不梳，成日靸着兩隻雙樑鞋，躺在牀上燒鴉片煙。五老表告訴我說：“都是些頂有名，頂會做狀子的老師夥。……你到二伯伯那裏去看，那裏的老師還多些哩！”我們要走的前兩夜，聽見同去的一位老太太，坐在煙榻邊，旋啃甘蔗，旋勸他同二房和了罷：“這樣的家務官司，有啥子打頭？分多分少，肉爛了總在鍋裏。……你們不是打了幾年了？官也見過兩個了？總打不出一個輸贏……花了那麼多的錢，只落得跪堂見官，何苦哩！……”
趙幺糧戶把煙籤一擲道：“表嬸，你老人家不曉得嗎？錢，我不在乎，只是輸不下這口氣！……人活的就是這口氣啦！”
一直到光緒末年，我從外省搬運父親的靈柩回四川成都，在青羊場祖塋上補行祭奠的那天，忽有一位寬袍大褂，覺得面熟的人，到棺材前來磕頭上香。我自一身孝服，爬在地上回禮。那人行禮畢，忽蹲到我身邊來誇獎我道：
“老表侄，看不出你才十五歲的人，倒幹了這樁大事！……山遙水遠的幾千裏，當真虧了你！……唉！要是我的精兒、靈兒也有這能耐時……”精兒、靈兒？……啊！我恍然了，這就是趙幺糧戶。他怎麼會在成都？也公然老了？更想不到他抽了手不再打官司！——因爲始終打不出一個名堂，大家的錢花得不少，也漸漸心滿意足，厭煩起來。老二哥又死了，老四哥中了風，幾經親戚族裏的勸告，雙方答應和解，才把一夥煙飯兩開，供奉在家的老師們開銷了。趙幺糧戶畢竟有志氣，不甘心與那幾房傷了感情的骨肉住在一個城裏，這才把老房子鎖上，全家遷到成都，另自買了一所大門道住下（在清朝，城內住宅的名稱，是有階級的，不可亂稱呼。官宦人家住的，稱公館，有大有小；沒有功名的尋常百姓住宅，稱門道，亦有大有小）。
後來，我更曉得他的兩個兒子，即是叫做精兒、靈兒，即是我應該呼之爲三老表、五老表的都在一個洋人開辦的私塾裏念英文，——開通得太駭人了！
還不止此哩，我又曉得他的幺娘子（那時還不能隨便稱太太哩！）死了好幾年了。守鰥時，曾和一個三十多歲，頗爲風騷的寡婦，——是他佃客的嫂嫂——偷偷摸摸的勾搭上了。他一心安排要討來做姨娘，帶管家務。卻給兩個兒子把那位出了嫁又出了名的潑辣姐姐接回來，和老頭子短兵相接，大鬧了幾場。老頭子強不過，只好投降，把那業已接進門的風騷寡婦送回去。
然而大姐尚恐老頭子不安分，不待商量，立逼着將精兒媳婦的一個十七歲的肥頭大耳、又粗又蠢的丫頭，打扮出來，給衆人磕了頭，叫老頭子拿去收房。
說是暫時作爲身邊人，好服伺他，好給他燒煙理牀，待將來有了功勞——意思就是說待生了子女，再改名稱。所以收了房後，一家人還是春梅來，春梅去的呼喚。這事過去不久，趙幺糧戶就移了家。
他雖是在米囤中餵養大，而自少就吃了一副大鴉片煙癮，但是到了中年，本能上有了需要，既嘗味過了那風騷寡婦，所以春梅實在代替不了，而成都不比新都，對於性的安慰，不但有的是半開門私窩子之類，而且茶坊酒店間，還有的是相公子。（系古字，音姬，以男作女也。即外省所謂兔崽子，而成都人恰用了這個有考據的字。）恰好他又得了一位一切在行的好友，陪着他東邊走走，西邊走走，如意倒如意了，只是有一天，正在小金花的牀上“短笛無腔信口吹”時，悄悄的突然搶進幾個人來，滿臉獰笑道：“趙幺糧戶的鴉片煙抽得安逸嗎？……今天可也拿住了你！”原來是幾個專門查拿煙賭的警察總局的便衣密查。
他這回的虧，吃得真不小！第一，登時就被抓到警察總局的察驗處關了七天。這七天裏，茶飯雖可由家裏送去，但每天的十顆煙泡，卻得在負看管之責的太爺手裏去買，連別的使費，一總算起來，差不多米粒大一顆煙泡，至少也值十大塊龍洋。他後來向人說：“好像在吃自己的肉！”其次，就是被總辦周大人提去親審。他本是安分良民，雖曾打過官司，跪過堂，但是你們曉得的，家產案子，無論如何不會捱打受刑，而知縣又哪能及周大人的風厲刻薄？又一時傳說，周大人頂恨的是癮民，對糧戶們更其挖苦，只要一句話回得不好，他有本事打了你，還要把頭髮給你剃去，只留下腦門上一塔做記號，賜以嘉名曰“鞋底板”，收你在工廠裏去做苦工。據趙幺糧戶自己說，那天還好，提審的不止他一人，而且排在後頭一點，僅僅捱了一頓臭罵，但是放了回來，已不啻剝了一層皮。虧吃得太大，一連滋補了三個月，才把怔忡病養好了。鴉片煙哩，並沒有戒，只是着小金花惹給的一身惡瘡，倒大發特發起來。
他曾經讀過聖賢之書，自稱儒門弟子，所以不相信西醫。說那是邪道，說只要吃過洋人的藥，就會迷失本性，看見祖宗牌子便要砍了當柴燒。他引證說，從前有位鄉鄰，尚是赴過小考，調過堂號的童生，就因爲害什麼病，吃過教室裏洋人給的半瓶藥水，病固然好了，但立刻就奉了教，投了洋人，把祖宗牌子砍掉，當了他那一姓門中的罪人。所以他才“抱定宗旨”，始終拒絕找西醫，而找了好幾個有名望的中醫，連唱小丑而兼醫生的蔣八娃也找過；雖然犧牲了一條腿，弄成一個跛子，到底作了趙姓門中的孝子賢孫！——但是，卻又把兩個兒子送到洋人私塾念英文，足見他並非感情而是很理智的！
到了辛亥年——即中華民國成立的前一年，按規矩說，應是清宣統三年，時髦點，則應寫爲一千九百一十年——成都的保路同志會鬧得天烏地暗的時候，大隱的趙幺糧戶公然受了影響，留心到時事；偶爾也買一兩張《西顧報》、《啓智畫報》、《商務日報》來看看，偶爾也發表一些政論。不過他的見解，總與人不同。人人罵的賣國賊是盛宣懷是李稷勳，而他則偏以爲是周浩然——那時已升官做到三司的地位——人人說盛、李等人賣的路，是川漢鐵路，而他則咬定說，殆不止此，“光是條把鐵路，有啥要緊？不見得人人都走鐵路！可惡的就是除鐵路外，連四川全省的大路小路，全都賣給了洋人。洋人出了錢，他就可以三裏五里設座卡子，你要走路嗎？抽你的厘金！……並且這主意全是那個留過洋的周浩然打的。如其不是他，爲啥子盛宣懷只曉得賣四川的路，不賣別省的路呢？……照我的主意，並用不着這樣的爭法，只須把那姓周的拉來砍了，便啥事都歸一了”！不過他的高見只能在他府上大門以內發表，所以尚無礙於國家大事。
軍政府成立，趙爾豐的腦袋搬了家，中間還發生了一次也是成都最後一次建城以來所未有過的兵變。趙幺糧戶的大門，幾乎關不牢。驚懼之餘，到底把辮子剪了，力表同情于軍政府；這因爲軍政府到底還饜人望，公然定了周浩然的罪名，雖沒有“明正典刑”，卻將其駭跑了。但是“袍皮鬧”（即袍哥）橫行起來，世道畢竟不同了，趙幺糧戶終得要想辦法。
我記得在民元之初，當道的人一時爲權宜計，不得不借重同志會以制巡防兵，不惜把自己攪在渾水裏，於是袍哥因得揭去祕密集社的黑幕，而充分的光明化起來（俗話叫作鬧通了天）！城內各街爲了要維持秩序，公然把一夥向不齒於人口的坐堂大爺搬出來，成立一些“公口”——只管是一間小鋪面，或破神廟，當中也不過演戲似的放一張白木方案，系一條紅桌圍；兩旁武器架上，仍按十餘年前卡子房的辦法，插上些生了鏽的關刀、矛子、羊角叉，以及兩面“公口重地、禁止喧譁”的虎頭牌。可是一條乃至三四條街的居民的一切自由和治安，卻都繫於這裏——袍哥氣勢炙手可熱的時候，一天，我不知爲了一件什麼事情，走到一條熱鬧的街上，忽見迎面又吆吆喝喝走來一大夥人。還不是那些二十來歲的小夥子！還不是那樣的打扮：青紗頭巾，鬢邊斜插一朵紙花，密排扣子的各色綢緊身，拴一條四寸來寬的腰帶，一大把鬍子拖在褲襠下面，腳下則大半是漂白琢襪之外，套一雙有五色絨球的麻耳草鞋！還不是各人腰帶上都掛一把殺豬刀，有的肩頭上則扛一杆四瓣火的後膛槍！還不是另有一個稍長大漢，挾着一隻大的皮護書，露出一大疊梅紅名片紙的頭子，滿頭是汗的在隊伍前頭飛跑！還不是每到一處公口，便飛出一張片子，一面大喊着：“某公口的某山某水某堂某龍頭大爺栽培的某街某大爺拜會了”！這是一天要看多少回的把戲，並不足奇！不過這一回，我要特別提說的，乃是儀仗隊之後，那頂扎有紅彩的藍呢大轎內，巍然坐着的，正是舍親趙幺糧戶！妙妙！
我不待問詢，就直覺的料到趙幺糧戶着栽培後，名倒出了，然而定有許多文章在後頭哩。可不是嗎？他誠然風光了三天，拜了三天公口——也不過只是南門一隻角，但因爲他是一步登天的白棚大爺，何況又是糧戶，照規矩，他就得“叫化子穿草蓆——滿圍！”所以從被栽培的前幾天起，這一個公口上的幾十個弟兄夥——就是排儀仗的那些——便全在他府上打攪起來。飯哩，自然不光是飯，須得有雞有肉，而且還要喝酒。恩拜兄很仁義，差不多天天要來看他。單是便飯，就不尋常，雖然他哥子很“通方”，總是說：“不必過於費事，我既然時常來。”但是據本堂管事說，則不能菲薄。恩拜兄是大癮，自然應該供應。就是管事以及幺滿十排的弟兄夥，又何嘗不一天不要燒幾十口嗎？鴉片煙之外，無所事事，得推推牌九，打打紙牌。賭博了，自然有輸家，輸家不得不借錢，開口十元，並不大，你不好只借八元；不過人人借，天天借。人聚多了，自然有口角，有時當真打起架來，傢俱陳設，自然得被損壞一些，譬如條几上的雍正磁博古花瓶，好幾只都變了出氣的東西。
一言蔽之，趙幺糧戶的府上，是朝朝寒食，夜夜元宵，其熱鬧得無秩序，也和前後兩個軍政府一樣！幸而袍哥極講義氣，只管穿堂入室，沒有人我界限，但對於春梅和兩個年輕媳婦，尚能維持禮教，不敢隨隨便便的動手動腳。
這情形一直演到軍事巡警總監陸軍中將楊維的力量充實了，一張告示貼出，不準辦公口！再一張告示貼出，不準奇裝異服，佩刀戴花！並因嚴禁庇護煙賭，不惜把栽培自己的兩位龍頭大爺——一個開煙館，一個擺賭場的，立地正法，“以昭炯戒”之後，趙幺糧戶的府上，才恢復了原狀。恩拜兄們才各自收刀撿掛，躲回去咬自家的豆芽，不再打攪他了！
趙幺糧戶之和中華民國不對。與夫厭惡一切世事，依然藏聲閉氣，回覆他城市大隱生活者，我敢說，全是爲了這一回事。
趙幺糧戶之表示他大隱態度的第一步，便是令靈兒廢讀。
精兒哩，早就廢了讀的。因爲他有絕頂的聰明，能夠寫“啓者無別”的來往信，而不旋翻新出版的《寫信不求人》；能夠拿起算盤滴滴嗒嗒打歸除，據說比什麼錢鋪裏的先生都強：能夠撿便宜，能夠說下流話；只不宜學英文，讀了幾年洋人私塾，讚美歌唱得出口，而英語初級的第三冊，卻死也記不熟；好在並不用它，倒是忘乾淨了好些。精兒能幹，所以他父親才說：“光是念書可惜了！又不希罕你去考洋狀元，回來給我管管家，我老了，（其實還不到五十歲，不過面貌和身體確乎已到了暮年，大概平生操心太過了罷！）該交給你們，待我好好的享幾年清福算了。”精兒管了家務之後，猶如蛟龍得水。成績太多了，數不清，只略舉幾大端：第一年把各處佃戶的積欠就清了一個頭緒，並將新都縣城的老屋整個出租給福音堂；第二年田屋收入增多了二千七百餘兩紋銀；其次，便商之於父親，說近年來預徵借墊的次數太多，差不多一年上到十多年的糧稅，即使佃戶永不積欠，也只能劃到四釐利息，太微了！買房子哩，倒穩當，利息卻不大，頂多劃到八釐，而現在城裏的攤派也重，比方今年就是四回，名堂多得很，大概都是拿房屋來做標準的。做生意的利息確可以，比方“公泰”只做了一批鐘錶生意，就賺了十多萬，但是不內行，沒有得力的腳爪，也不行。想來，還是拿錢下鄉去放月息，月月收，月月轉，只要利心不重，五分息是保得定的，只要手面寬點，不怕收不回老本。……光是這種打算，趙幺糧戶已經只好點頭，而不能不向人力誇他精兒了得！何況他尤能打官司，告佃戶，告債務者，縣裏司法是認熟了，公安局長更不用說；而且還交上了團總，交上了駐軍。這更合了他父親“不輸氣”的口味，時時鼓勵他說：“面子上的錢該使的。不過總得時時想到使出去一文，至少得拿二文回來。如其到處伸得起腰桿，不受瘟氣，這可就值上四文了！我是不打小九九算盤的，一年拼個萬把兩銀子花罷，不在乎，只要爭得回氣來！”
因爲精兒能者多勞，在外面跑的時候多，家裏的小事管不了，遂時時罵他兄弟：“讀他媽的啥子鬼書！借了躲懶罷咧！……”趙幺糧戶因才叫靈兒也用不着再讀了，“從前讀書爲的求功名。目下哩，只好說爲的找飯吃。我家不是少飯吃的，書讀多了，不但無益，說不定還會惹些怪事。回來幫幫你哥哥，外事幫不了，管管家裏的小事，也是好的！”這於靈兒倒是正中下懷，因爲他一切不如他哥，乃至念英文也不例外。
趙幺糧戶移住成都有年。以前雖沒有什麼朋友交往，但常常尚到親戚家中走走。自然按照老規矩，無故是不宴客的，可是拉到茶鋪喝碗香茶，茶錢總是他開。及至吃了周大人的大虧後，膽子小了，意態也蕭索了，不但茶坊酒店絕了跡，就是常來往的親戚，也疏到只是拜年拜節，賀生賀壽，出頭應酬一下。又自大隱以來，就這些應酬，也交代給與兒子去露面。漸漸的，精兒事情太忙，親戚們的家事又多半和他們的走到反比例的途上，這使精兒聽了也頭疼，自然而然就“避之一刻大吉”。靈兒簡直是上不得檯盤的，只管業已當了兩個兒子的父親，但是走到人前，老是面紅筋漲，連一句好也不能清清楚楚的說出口。因此，他幾年來的家庭中的日常生活情形，好像遮上了一片幕。經我多方打聽，才弄明白了只是這麼樣：清晨，不依季節，不論鐘點，除了老頭子和春梅外，一家大小完全依照鄉居的良好習慣，同烏鴉一齊起牀。起牀後，並不忙着梳頭洗臉，掃地撣灰，而第一忙的便是弄早飯。女的全下廚房，男的則上街買菜，和打扮幾個小孩子。菜飯上了桌，大嫂便一把毛竹筷子譁一聲撒在桌面上，這等於打烏——吼！於是大人小孩一窩蜂搶去，抓住菜飯就向嘴裏掏。前幾分鐘，只聽得見飯筷嘴巴響，過此，必有兩個小孩爲了爭菜而相打，而相罵，而號陶大哭；四個大人——有時是三個，也必因小孩而叱吼，而責難，而口角。這一來，春梅醒了，蓬頭垢面，呵欠連天的跑出來發氣。飯後，精兒上街，兩個媳婦同着老媽洗衣服，做活路。春梅則專門服伺老頭子。靈兒則帶着孩子們，呆坐在堂屋裏古式椅子上養氣，有時寂寞不過，也知道張開口長打一個呵欠。
他府上最多的是鴉片煙。趙幺糧戶是老癮，三十多年的老癮；春梅由於服伺老頭子，晝夜燒煙，也吃了一副大癮；有時精兒勞累了一整天回來，疲乏不堪，老頭子說鴉片煙是提神的仙丹，也奉父命抽幾口。雖說前後足有八年光景，吃鴉片煙是犯禁的，大而可以殺頭，趙幺糧戶也曾吃過虧來。可是他能神而明之的知道得很清楚：“鴉片煙禁不了！”他並不害怕禁，“只要我的大門關得緊，不同人家來往，不惹事生非，讓他們在門外去禁罷！”他害怕的只是把生泥吃完了，不好買。但他心計很深，在宣統二年鴉片煙尚不大貴時，他便撥了一筆銀子，買了好幾百碗生泥，藏在極穩妥之處，預計可以吃幾代人（但是，只限定一代一支菸槍）。其次，他府上多的是塵埃，無論那件傢俱上，摸一把，五個指頭全會黑，據說並不因爲懶，而是由於迷信“打掃乾淨了，不主財”。再次，多的是雞糞，多到不能下腳，多到堂屋古式椅子上也是一堆一堆的。銀子也多，可是不像塵埃、雞糞，不大看得見。
田自然多，然而不能擺在家裏。至於書籍，不客氣的說，確乎太不多了，把省寓所收存的全積起來，怕還不及精兒管家以後，所置備的賬簿高。報紙哩，從民國建元起，是不準進門的。一家人頂好消遣的時候，在吃了午飯以後，老頭子和春梅吃了特備的早膳，有時精兒也回來了，一家人男女老少（這一點是他變了老規矩而維新了的地方，兒媳不必迴避公公，弟媳也不必迴避哥哥）全聚在老頭子房裏——房間很大，安了兩張頭鋪牀，若干的老式傢俱——兩個媳婦大抵坐在靠窗子的高椅上做活路，春梅在黃泥小爐子上燒開水，靈兒老是抄着手呆坐在春凳上，孩子們則聽便，老頭子躺在鋪上打煙泡，聽精兒站在當地，口講指畫的談官司，談利息，談田上和放債的情形，其後，就該老頭子述舊了。
趙幺糧戶雖已年過半百，因爲命運好，除了成都、新都四十華里的平陽大道外，平生不識跋涉之苦；既沒有交遊，復不願讀書看報。他所能述的舊事，顛來倒去，自然只有那些；甚至連若干年前，他家畜了一頭烏雲蓋雪的好貓兒，被門前一個窮人偷了，他那還未出閣的姑奶奶，一連幾夜夢見貓兒來告狀的事，也不止談了百多回。然而這是他家二十四小時過於安靜，過於單調生活內的黃金時刻，也是全家人枯燥的感情得以交流的時刻，所以老頭子的話，只管重複了又重複，而在衆人耳裏，終比光聽耗子叫要好得多，到底是人在說話啊！有時兩個媳婦極想聽點新鮮事情，比方城裏的炮火幾時又要響起來了之類。然而，問之於當家的精大哥，精大哥則非衙門、佃戶、欠債者不談。再問，只有一句：“哪有閒心去聽那些不相干的屁事！”問之聰明內閉的靈二哥，更其“問道於盲”了，面紅筋漲之時，也只有一句：“少和我開玩笑！”
黃金時刻一過，又是吃晚飯的一場大混戰。向後，不待點燈，兩個媳婦便各自帶領小孩去睡了。靈兒睡得也早，並且是從不起夜的。確乎是精兒忙得多，除檢點火燭、門戶外，還要寫賬打算盤；大約挨近二更，也便完了。
再下去，便是老頭子和春梅的世界，一盞幽明煙燈，總要點到三四更。
趙幺糧戶雖無應酬，但是說良心話，我偏偏打攪過他不少。固然我們是多年的老親，有往來的，但是光這一點，尚不行哩。而頂要緊的，是我家只管沒有田產房屋，只管經了若干年沒有人掙過錢，而僅賴四百兩銀子的分二利息，一家人極其勤儉的過了下去，可是從不曾向親戚中間求過幫助，更不曾向有錢的人們借過不還的錢，這一點，使他父子們放了心。還有一個重要的因子，就是我常在外面做事，跑過幾處衙門，相當認識了一些有勢力的人。
他家萬事不求人，只在不得已時需要一二人代爲撐撐場面，也是說不定的事。
我哩，正可以充當這一角。因此之故，除了每年照例吃他一臺頂沒趣味的候光春酌外，當我第二次出遠門時，精老表還公然從百忙裏抽空跑來送行，臨走時，還用紅紙封了兩枚袁頭，恭而敬之遞到我手上，作爲乾折的程儀。到末了一次，大約在前六年，我將有更遠的遠行時，他們覺到仍是兩枚袁頭，似乎不好出手，而加多些，好象我又斷不敢領謝，因才借了他的一位老人的百年冥壽，下全紅帖子來請我去吃了一臺上好的席，作爲祖餞。
我記得，那一天，同席的有幾位面子上的人，也有兩三位多年不見的發了跡的老親戚。我的年紀與行輩最小，坐在末席上。但是趙幺糧戶（他家規矩很嚴，父子是不同席的。所以精兒弟兄只能站在席旁，上菜斟酒，實行“有事則弟子服其勞”的古訓。）一直向我說話的時間多，而且舉杯勸飲時，也每每先從我起頭。那天的我，很像辛亥年吃他豐餚盛饌的恩拜兄一樣！
我遠走了後，從沒有聽過他家的消息。我想，幾年來國家大事，日有萬變，尤其我們成都的局面！……
現在回來了，果然人事已非，城郭也不像從前的樣兒。以前鋸齒似的、整整齊齊的雉堞，早不見了！以前砌得很平坦，可以作爲絕好的散步道的城面磚，也揭去了！至於雄偉的敵樓，更其年久失修，仍然挺立在高處，真比破落的古廟還難看，然而城裏則正在大興土木，修馬路，“啊！都變了！”
就在上月的一天，我到某處去會個朋友，無意間走到一條街上，很熟；又走到一家門道跟前，更熟。哦！原來是趙幺糧戶的住宅，就是我常向朋友們談及的“好人家”。恰好我攜了一點異鄉的東西，於是我就進去了。……
現在我歸結一句話，大概又是許多朋友不大相信的，但是事實的確如此，我有什麼辦法呢？就是這個“好人家”，簡直與儒家的“道”一樣，“天下變”, “道”亦是不變的。然而亦有小小不同之處：煙槍多了一支，靈老表也繼他哥哥吃了一副大癮，而兩位少娘也學會了燒兩口來消遣；菸禁已是大開，每條街上都有彰明較著的“售店”（即煙館之官稱），趙幺糧戶自然更可以放膽推行他全家黑化的政策！其次，是孩子們都長大了，只有頭三個進了小學。再次，是春梅死了，老頭子無意於再納寵或續絃了。再次，是精兒因爲預徵借墊，越來越兇，他更專門走到放高利貸的路上去了。僅僅這些不同，但可以說是進步的。此外，全和以前一樣！一樣！尤其一樣而非二樣的，便是老頭子的述舊，與夫不準孩子們到大門外去走動，說：“免得聽些怪話進來胡說八道”！
一九二四年十月於成都指揮街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抄改於成都外東菱窠
（原載1925年9月《東方雜誌》二十二卷九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