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下惟恐不好名”，一個人知道好名，他便要顧到清議，想到輿論，不敢肆無忌憚，不要臉的人當然更是不要名的人，所以好名原來不是一件什麼壞的事情，有的時候也許是一種很有效的興奮劑，督促着人們向正當的路上前進。所以我們對於好名的人，並不要勸他們一定要把好名心去掉，不過要勸他們徹底明白“名者，實之賓也”，要“實至名歸”的名才靠得住。像因發明“相對論”而名震寰宇的德國科學家安斯坦，他的名是實實在在的有了空前的發明，引起科學界的欽服，纔有這樣的結果，並不是由他自己憑空瞎吹出來的。你看據他的夫人說，他生平是極怕出風頭的，極怕有人替他做廣告的，甚至有人把他的相片登在報上，他見了竟因此不舒服了兩天。可見他的名是他的確有實際的事業之自然而然的附屬產物，並不是虛名，在他當初原無所容心。惟其有“實”做基礎的“名”，纔有榮譽之可言；若是有名無“實”的“名”，別人依你的“名”而要求你的“實”，你既然是本無所謂“實”，當然終有拆穿的時候，於是不但享不着什麼榮譽，最後的結果，只有使你難堪得無地自容的“醜”。俗語謙詞有所謂“獻醜”，不肯務“實”而急急於竊盜虛聲的人，便是拼命替自己準備“獻醜”，這是何苦來！

　　我們並不勸好名的人不要好名，只希望好名的人能在“實”字上用工夫，既如上述：但是照我個人愚妄之見，一個人要享受胸次浩大的愉快心境，要不爲“患得患失”的愁慮所圍困，則熱中好名遠不如太上忘名。

　　我們試徹底想一想看，“名”除了能滿足我們的虛榮心外，有多大的好處？我常以爲我們各個人的價值是在能各就天賦的特長分途對人羣作相當的貢獻，作各盡所能的貢獻，我有一分實際能力，幹我一分能力所能幹的事；我有十分實際能力，幹我十分能力所能幹的事。有了大名，不見得便把我所僅有的一分能力加到十分；沒有大名，不見得便把我所原有的十分能力縮到一分。我但知盡我心力的幹去，多麼坦夷自在，何必常把與實際工作無甚關係的名來擾動吾心？

　　美國著名飛行家林德白因飛渡大西洋的偉績而名益躁，乃至他隨便到何處，都有新聞記者張望着，追詢着，甚至他和他的新夫人度蜜月，都要千方百計地瞞着社會，暗中進行，以避煩擾。這是大名給他的好處！

　　美國前總統現任大理院院長的塔虎脫，最近因爲生了病，動身到加拿大去養病。他原已病得走不大動，坐在一個有輪的靠椅上，用一個人推到火車站去預備上火車。他既是所謂名人，雖在養病怕煩之中，仍有許多新聞記者及攝影者包圍着大攝其影，雖然經他再三拒絕，還是不免，他臨時氣急了，勉強跑出了椅子，往火車上鑽，一面搖着手叫他們不要跟上。這也是大名給他的好處！

　　我們做無名小卒的人，度蜜月也好，養病也好，享着自由自己不覺得，誰感覺到他們的許多不便利？

　　身前的名對於我們的本身已沒有什麼增損，身後的名則又如何？杜甫夢李白詩裏說“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死後是否有知，我們未曾死過的人既無從知道，又何必斤斤於“寂寞”的“身後事”？況且身後的名，於我們的本身又有什麼增損？例如生在二千四百七十二年前的孔老夫子，他自有他的價值，他生時自有他的貢獻，後來許多帝王硬把他捧成“獨尊”，現在有許多人硬要打倒他；或譽或毀，紛紛擾擾，他在死中是否知道？於他本身又有什麼增損？

　　蔡孑民先生有兩句詩說：“縱留萬古名何用？但求剎那心太平。”我覺得可玩味。我們倘能問心無愧，盡我心力對社會有所貢獻，此心便很太平，別人知道不知道，滿不在乎！有了這樣的態度，便享受得到胸懷浩大的愉快心境，便不至爲“患得患失”的愁慮所圍困，所以我說熱衷好名遠不如太上忘名。

（原載1929年10月6日《生活》週刊第4卷第4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