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羣報》時代起，一直到“五四”運動這年，我的一位中學同學王光祈先生正擔任着報館的北京通信記者。王先生是民國三年和我在瀘縣分手，到北京讀書，已在一個法政學堂畢了業，做着一件小事，“五四”運動時，他在北京大學當旁聽生。因此，於這運動，他不但親身參加了，並且還徹頭徹尾弄清楚了這運動的全貌。
“五四”那天，他從趙家樓一出來，先就拍了一通新聞電到成都。那時沒有無線電，而新聞電照例比官電比商電慢，電費也比官電貴，比商電便宜不到好多，所以重要而又簡單的消息，在《川報》上用大字登出時，已經是五（月）七（日）了。當時在成都，引起一般人的注意還不大，只有我們當編輯的不同，因爲我們五年以來已被種種磨難訓練得像獵狗一樣：有一隻聞風辨味的鼻子，有一雙見於無形的眼睛，有一對聽於無聲的耳朵，而一個腦子也敏銳得有如能夠響應蜀山西崩的洛陽銅鐘，同時，又因爲我們對於巴黎的中國留學生們反對中國代表在和約上簽字的情形，早已知道了一個輪廓，這是我的另一中學同學周太玄先生所辦的巴黎通信社供給我們的資料。
到五月十六日，王光祈在“五四”夜裏所寫的長篇通信到了，我們趕快把重要句子勾出，用三、五號字發表了，並在他寫的通信前後做了很多含有刺激性的標題，和一長篇按語，把這運動渲染得更爲有聲有色。這一來，王光祈的關於“五四”運動的通信，在成都許多人——尤其在前進的含有革命性的知識分子的腦子中，真無異投下了一顆大的爆炸彈！
自此，成都方面接接連連的許多運動，我可以不再追敘，我這裏只說三件與王光祈先生有關的。
一是工讀互助社——王光祈憑他本身經驗，同幾個朋友在北京發起了這個組織，提倡知識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合一。
成都方面在好幾個學校中也響應了，把知識分子蔑視勞動的積習糾正了不少。
二是少年中國學會——王光祈感於離羣獨學的毛病，在北京同着幾個朋友發起了這個組織，成都方面首先就成立分會，推動工作。
三是發行精簡有力的週刊——王光祈雖然不是北京《每週評論》的主撰人，但也是參加了發起人的，在頭幾期裏寫過兩篇文章，並且因他有力的宣傳和鼓動，成都方面於是也出了一個週刊，叫《星期日》。
那時，成都真是全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三個重點之一。（其餘二個自然是北京和上海。北京比如是中樞神經，上海與成都恰像兩隻最能起反映作用的眼睛。）其所以致此的原因，當然很多，自不能完全歸功到某一二人，不過因爲某一二人的努力，而發生了引頭作用，因而蔚然成爲一般風氣，這倒是不可沒滅的。我於三十一年後的“五四”，而追憶到王光祈先生，也根據的這理由。令人不勝惋惜的，王光祈先生已於一九三六年，即“五四”運動後的十七年，因了用腦過度，在德國波恩大學科書館中，患腦充血而死。他從一九一三年便孑然一身，什麼親人也沒有，現在只剩下一堆骨灰掉在沙河堡菱角埝周太玄先生私有的墳地上，被窪地灌溉的水渠、被前航委會剩下的一堆爛草房，糟蹋得無法整頓，就特別提出它來說一說，大概也無妨的罷？何況王光祈先生的行爲精神，在我看來，確乎可以作爲新青年的模範哩！
王光祈先生是溫江縣人，如其尚在，今年應該滿五十八歲。小於我不足一歲。
（原載1950年5月4日《川西日報·五四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