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從報紙雜誌上，偶爾得到關於蕭伯納的記載，又從朋輩口中，偶爾聽到關於劉先生的傳說，使我們深深感到這兩位中外有名的老人，在八十七歲以前，都差不多同樣的健康。蕭伯納年年有新作品，或是戲劇，或是隨筆，或是自傳體文章。而劉先生也時時在寫字，在作畫，在賦詩，在寫悲天憫人的文章。
蕭伯納平生厭惡政治，對於專門說好話幹怪事的政客們，批評極其嚴格，而於英國社會和英國一般的定型君子，更是不留餘地的最愛打穿其後壁，在表面看來，好像玩世不恭，其實也和我們劉先生一樣，慈悲爲懷，希望人人都做好人，都有良善行爲，都以先哲先知爲鵠的，都可以作到聖賢地位。蕭伯納作的反面文章，劉先生則專作正面文章，例如最近張羣到成都來，訪問劉先生，而劉先生在與之談話中，所引用的兩句聖人之言：“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在這種時候，在這種環境，真不啻把劉先生全人格整個表現了出來。若令蕭伯納當此，他只管見解相同，而所說的話，必然異樣或者簡直就不說。
劉先生平生除了教學，除了以文章勸人，以書畫感人外，也是不搞政治的。雖然當過幾次議員，而在劉先生，卻並未當作是搞政治的津樑，還是像講道說教一般，在那裏勸人爲善，勸人以“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劉先生未始不知道中國的政客們，中國的定型君子們，也和英國一樣，或許當茲叔世，還比英國的更惡劣，更壞，但劉先生所受的教育，和自己的修養，不同了，他只能本着中國的聖賢態度，勤勤懇懇，老老實實，示人以大道而不像蕭伯納那樣動輒拿言語去刺人。
然而劉先生也絕非是成日價馬起面孔，一開口便是四維八德，隨時隨地都在訓人的道學先生。其實劉先生的風趣，好像並不亞於蕭伯納。（雖然我並未見過蕭翁，只是從許多記載上看來，似乎有那麼一個概念。）這在中國舊風習上講，便叫作“是真名士自風流”。在劉先生自己，也好像寧取真名士而不取假道學。所以我們這般在中學裏受過劉先生教學的學生們，（指的是清朝光、宣年間，四川高等學堂分設中學堂的事。劉先生教過丙丁兩班的國文，並改過兩班同學的文章。）一直到最近幾年，有機會侍坐於劉先生之側時，依然和四十年前在學堂裏一樣，於劉先生只覺有光風霽月之感，而無敬而遠之之心。尤其我這李家祥（這是我讀中學的名字。自從民國二年，便廢去了，但劉先生還記得。）最爲頑皮。記得劉先生八十二歲，在我家吃午飯時，我尚敢於同劉先生開了個小玩笑，我很正經的說：“學生一切都不如先生，尤其是先生的字畫文章，但有一事，卻不讓先生專美。”劉先生很驚異，還是由我加以解釋說：“先生鬍鬚甚疏，幾乎是草色遙看近卻無，學生年將五十，鬍鬚亦寥寥可數。只此算得青出於藍。”劉先生大笑，不但不以爲悔，而且還追說其先德之須亦頗少，每剃頭時，必先慎重聲明是蓄了須的，切不可胡亂修去。
即因劉先生是真名士，故爲人和易，而樂於與晚生小子接近；即因劉先生是真名士，故能恬淡自處，而不忮不求；即因劉先生是真名士，故能胸襟灑落，而視人人爲善人，視當前的齷齪社會爲暫時過程，而認儒家的大同世界，並不是不能實現的烏托邦，並且也才能真正的作到隨遇而安，自侍菲薄。這些，都不是講功講利講現實的蕭伯納所能比擬。
我們幾個常來往的老同學，每一談到劉先生，都相信以劉先生之爲人，至少可以與蕭伯納在人生的程途上競賽一番。然而未卻料到在八十九歲以後，劉先生似乎跑得過速一點。我是四年未曾侍坐，聽人談到劉先生，總說衰多了！本來，老年連喪二子，即令是聖人，也不免要動真感情，何況劉先生又是性情極其真摯，而不能自騙騙人的真名士！再加以年來紀綱日替，政治日非，魑魅魍魎，橫行無忌，不是遁居山林的自了漢，誰也不大受得了！我想，假使蕭伯納與劉先生異地而處，即在人生途程上，最先跑到終點的，必不是劉先生。而像蕭伯納的那張惹是生非的利口，早已貼上戒嚴司令部的十字封條，閉也把他閉死了，哪能等到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壽終正寢！
我個人對於中學時代的先生，所受影響最大，塑性最強的，有兩位，一位是達縣劉士志（諱行道）先生，教我以正誼，以勇進，以無畏之宏毅。我曾經寫過一篇追念文字，不足以述劉士志先生萬一。另一位便是雙流劉豫波（諱鹹榮）先生，教我以淡泊，以寧靜，以愛人。我今寫此短文，亦不足以述劉豫波先生萬一，而且先生之教我，皆非耳提面訓，以語言，以文字爲事，而是皆以身教。故述兩先生之行誼，更覺爲難，所謂“夫子性與天道，不可得而名”者，是也。好在紀念豫波先生的文字必多，我這一篇作爲補白，倒還可以。
一九四九六月十七日敬述
（原載1949年《風土什志》二卷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