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這城裏的人因爲吃得太多太好，一個個都有腸肥腦滿的樣子，所以無須再拿眼睛來當口，再拿《日日報》來當糧食，再拿頭腦來當肚腹了；又有人說，並不是人家的頭腦不想容納《日日報》，只怪《日日報》太缺少資養料，差不多同蕪菁一樣，惟有肚腹餓到十二萬分的飢人才不得已而歡迎它。這話倒也有理由，我們只消走進《日日報》的編輯室，就知道一切了。
表現《日日報》資格的所在，除了印字釘的模糊，和報眉上幾千幾百幾十號的數字外，最確切的還是要算編輯室裏的蛛網塵埃，與夫到處堆積的上海、北京等處被剪裁以後的廢報。總經理兼總編輯趙先生每每於對客的言談中慨然說道：“怎麼能得一個機會，把這編輯室好好的整理得像個樣子！”
然而一直到《日日報》被封之前，這機會竟不曾來。
《日日報》被封的前兩三月，已經噩耗迭傳。總編輯趙先生一天又向編輯本省新聞的周先生囑咐說：“周先生，我們以後恐怕更要謹慎些纔好！許多人向我說，我們近來的報上，對於那有作用的教育聯合會的態度不大對，聽說其間幾個壞人正在鼓動他們的靠山，要向我們生事哩。”周先生抱着水菸袋，撐起兩隻水泡眼道：“我並沒有自家拿過主意，他們送來的稿件，我總一字不易的交給排字房，反對他們的東西，一篇也未發表。……”他便把近一週的報紙通通翻出來，把這一類的新聞指給趙先生看。
趙先生大概看了一遍，指着一條短評說：“嚇，嚇，嚇！或者這上面生了問題了。”
那短評是周先生做的，標題是“吾人對於新組織之希望”，不過是些普通的說法，中間有這麼幾句話：
……國人通病，往往因個人之私利，遂不惜舉團體之公益而破壞之，竊負之，一而再，再而三，馴致四萬萬人鹹爲散沙……惟小人能以利合，事之可悲，孰過於是……今幸而有教育聯合會之組織，誠不啻天雞之一鳴……問主其事者鹹教育界之名宿，吾人既祝其成功，且欲觀其後效……
趙先生道：“你這文章原是恭維他們的，不過他們看法不同，一定說我們又在弄什麼鬼了……這樣好了，周先生，我們以後對於這些事簡直給他個不聞不問，短評的材料寧可向省外的事情上去取用。比如談談胡憨在河南的戰爭不免是和平的障礙，張、馮的暗鬥影響必大，望執政有以調解之一類毫不會生關係的東西。再不然就把本城的瑣碎事拿來說說也行，比如昨天那條虐媳致死的新聞，就可以大做文章，或是提醒警察叫他們注意街上的瘋狗。不過說到官廳，我們的口吻總得放和緩一點，最好是在文後加一句‘請勿河漢斯言’或‘言之者無罪’的話，那就更活動了。”
趙先生、周先生從此更加小心，不但短評做得幾乎等於一幅白紙，而且本省新聞也逐字逐句的加以研究。他們用心之深淺，只須看報上用的某字或一個大□字的多寡便足以測驗之；例如說“某師長於某日派某代表往某處議某事”，或“某偉人曾向某人有某種表示”；最使他們感困難的，就是各大人物的通電，或是歷數他人的罪狀，而文中涉及本省要人，或是自己表白，雖然分明是本省要人的對頭，但電上偏要說與之早有聯合，這等公電既可以拿來填空白，又可以省儉許許多多的裁剪工夫，當然要儘量的發表；因之，他們才發明用大□字的妙法，就是把一些扼要的字句或本省要人的姓名，一律刪去而以大□字來代替。
你們必以爲某字和大□字的妙用，一定會使看報的人惑受種種不明瞭的痛苦了。其實不然不然，因爲這千把飢渴的讀者若干久來，早能和趙先生等的心情息息相通，若干久來早練習成一副特別眼光，專能於無字處看出痕跡，凡是某字和大□字，在他們眼中仍足以顯出它們代表的字義。而且每逢周先生一時的忽略，把某種新聞編得略爲明顯，比如說：某縣同事因縣民反對勒種鴉片，遂變本加厲，橫徵暴斂之類。於是乎親愛的讀者們必費紙費墨費郵票，寄信來說：“貴報主持正義，誠可佩服，惟處今之世，記事言論總宜少加隱晦，勿多樹敵爲是。鄙人爲貴報之老友，既深愛之，敢貢愚直……”
趙先生、周先生既常常被支配在這種怯懦的暗示之下，所以新聞的編輯越發弄來只剩了一點枯燥的影子。然而還是有風波，這卻從他們不甚注意的外省新聞上發生出來的。
《日日報》上本省新聞的材料大概只有四種：“銜略鈞鑒”的快郵代電，“開奉等因”的例行公文，“委任謁見”的轅門抄等算一種，這是它的骨幹，也就是親愛讀者們所最願看的東西；其次，各人送去替自己登廣告的東西，比如說：近聞某人作七言絕句一首，竟將某公姓名官銜概行嵌入，頗爲某公擊賞，稱爲巧不可階之作云云，或是說某名公途經某地，爲某將軍招宴一次，喝紹酒一杯，大歡而散，這也算一種；其次，是專門把小事化大，不是報告某排長近由火神廟移扎龍王廟，便是報告汪二麻子某日大醉回家，當街踩死老鼠一隻，人盡稱奇的地方通信，這也算得一種；末了，還有一般以條子而計錢，寫“恭呈主筆先生鈞鑒”的濫訪事們，他們既要吃這一項飯，卻又沒力量去採訪有價值的新聞，只好關着門捏造一些產婦生蛇，城隍託夢的話，也算得一種。末後這一種太滑稽一點，但位置在枯燥無味的新聞中，倒也很別緻，既是親愛讀者們欣賞之件，所以周先生也儘量發表，濫訪事也儘量製造，居然成了《日日報》的一種特色。
至於它的外省新聞（自然更沒有外國新聞，因爲太與讀者們的頭腦不生關係的緣故），比較還更要簡單些，既沒有無頭無腦，殘篇斷簡式的專電，又沒有不負責任，捕風捉影式的通訊，我們可以說它這一張紙的材料，完全是由北京、上海報上剪下，叫排字匠拿去照樣翻印一次的。誰料得定已經這樣簡單了，還有風波。
但是這也要怪編輯外省新聞的錢先生。因爲錢先生很想用力把這一張紙編好一點，所以分明都是從剪刀上得來的新聞，他偏喜歡改頭換面硬做來像是《日日報》自己生產的新聞；又因外省事件牽涉本省的地方不多，歷來招災惹禍，使得趙先生、周先生受坐牢之苦的都在本省新聞，因而趙先生對於這一張紙才視爲不足輕重，一任錢先生去掉花頭。
他們絕對不料在恭維教育聯合會月多天氣之後，編輯室忽接到一封口氣極爲嚴厲的信，查究“該報某日所載浙江孫傳芳佔領無錫，張宗昌逃赴徐州的消息從何而來”，並且說“跡近造謠，居心可惡”。原來這是軍部副官處稱奉諭查考，立等答覆的公函。
趙先生把信看後，立刻就蹙起眉頭，像是很不舒服的說道：“他媽的，又在外省新聞上來搜尋我們的不是了！錢先生，你看……我們這條新聞是從哪裏轉載來的？”
錢先生站在當面道：“這可太怪了！這一條原是他那機關報上漢口專電，我轉載時還加了幾句按語，就怕弄出事來，像《天顧報》那次載吳佩孚敗退，弄來自己停版一樣，你先生請看，我原說恐是傳聞之誤，姑志之以待證實的。”
他們正在商量着要回信時，一個雜役進來，手上持着一張名片說：“有客來會趙先生。”
名片上印着兩個大字：易平，官銜是軍部副官。趙先生還未說清，那副官早已挺着胸脯走了進來，身上穿着呢外套，照例是不脫的，大剌剌的給趙先生點了一點頭，便向一張大藤椅上坐下道：“你先生，貴姓就是趙！《日日報》的總編輯就是你嗎？”
趙先生道：“不錯的。你先生惠臨，想來一定是因爲浙江那條新聞來查詢敝報的了？我們正要回信哩。”接着，趙先生就委婉曲折把這條新聞的來源說明，並說：“敝報登載新聞，素來就很謹慎。凡是稍有可疑的地方總是擱下的居多，就不得已而發表，也必加以按語；我們豈不知道在目前和平運動的時候，是不應該轉載這類不實在的新聞，就因爲這條既是軍部機關報的專電，我們相信必有來歷，而且披露在前一日，所以我們纔敢大膽轉載，卻不料果然發生了誤會。”
易副官的態度，方比較和平一點道：“哦！原來是我們報紙上的專電！可也難怪，雖是我們的機關報，我們倒不常看它。上峯事多，哪裏有看報的時候，所以才生了誤會。起初上峯很生氣，說你們有意搗亂，叫務必徹底查辦，我們的副官長因才發了公函，又叫我親身來問問。我雖是隨着上峯東奔西馳的，但我生長本城，早知道你們貴報是不搗亂的，至於別的那些報館可就難說了。說起來原也叫人生氣，比如去年《天顧報》，明曉得我們接近直系，它偏要天天登出一些吳佩孚大敗，奉天飛機已到天津的惡消息，難道這些消息不是真的？不過叫別人看見，我們既是接近直系的人，偏偏我們屬下的報紙這樣不爭氣，好像我們有心希望吳大帥打敗的一樣。這幾天《中國新報》又在放肆了，天天鼓吹着說蕭耀南怎樣的和孫傳芳聯合，奉天內部怎樣的不協，明曉得我們正在和張作霖、段合肥攜手，卻故意造出這些謠言，趙先生，你說像這樣不懂事體的報館該不該封呢？我們的機關不料也這樣胡鬧起來，等我回去報告，管他那編輯是祕書也好，參事也好，拉到軍法處，先捶他幾百軍棍再說……趙先生，把你們打擾了，我即刻回去報告，這回沒有你們的事。不過以後你們仍得謹慎些好！”
趙先生一面答應着，一面又把他們的上峯和他們恭維了一番，並說改日還要請他上館子，把易副官的倒毛抹順了，方低聲請問這回的事是怎麼突然發生的。易副官到底是年輕人，便直爽的說道：“我們軍部的人同你們並無絲毫惡感，老實說，我們只曉得槍炮，什麼報紙不報紙，幹我們屁事，恭維我們也好，罵我們也好，誰來管你們的閒事。只是幾個在教育界的紅祕書，連馬弁都不如的人，不知同你們有什麼怨恨，常常在上峯跟前毀你們；就如這一回，也是他們把你們的報紙指給上峯看，說你們是敵黨，那會兒，若不是參謀長在旁邊罵他們是小老婆的嘴時，你們真不免要吃大虧。總之，你們留心着，以後別再惹他們，倒是同我們常常打着交道，於你們有益多了！”
趙先生送客回來，不禁嘆道：“我看，除非在外國旗子之下，只好閉着口當啞巴的了！”
周先生的頭腦簡單一點，因就恍然若以爲可的說：“老實話‘我們也學各商輪租一面外國旗子來掛起，就可吐氣揚眉了’。”
錢先生道：“不行罷？我們這裏是省會，不是商埠，不能掛外國旗的。依我說，倒是關門不幹的好。”
關門不幹是報館的總收場，在旁人看來，像這樣受氣辦報，豈不深表同情於錢先生的見解？其實他們總是敝帚自珍，誰也不願當真弄到關門，凡不得已而關門的，不是因本身的經濟，就是因外界的壓力；內部的人雖在憤慨之際常常發出此種言語，所以但也不過用來從反面鼓勵自己的勇氣而已。《日日報》依然毫無生氣的發行着，直到末了這一天，因爲一句極不相干的笑話，又將一位馬弁不如的人觸怒了，硬說這笑話是對他而發的，影響於他的前程甚大。他遂拿着這張報紙到他上峯跟前，哭說《日日報》的不是，求他的上峯替他作主。他的上峯果然大怒，就叫身邊一位祕書開條子給城防司令項必達叫把《日日報》給我封了。
封報館原本不算一回什麼事，不過按照往例，總得加個罪名，以見賞罰之公，可是這位祕書出身於高小畢業，憑着渾身本領，博得他上峯的歡心，賜了他一個專門學校校長，對於公事，歷來就主張革命的；因才提筆寫道：
“着城防司令項必達即將《日日報》館封閉，編輯人等逮部重笞，以儆效尤，而重公安。”
於是當天午後三點鐘，某街中《日日報》館的大門上，便交叉着貼了兩張城防司令部只用硃筆填過日月而無所謂朱語的封條。編輯室待整理的機會雖不意的到來，但趙先生卻拘到城防司令部裏靜等重笞去了，蛛網塵埃，被剪裁後的廢報依然堆積在其間。
《日日報》封了，同城五六家報館好像簡直不曉得有這麼一回事，自始至終，沒有一個字披露。腸肥腦滿的人們只忙着吃，親愛的讀者們雖接到了《日日報》發行部的通知：“本報於某月某日無故被封……”也不過把頭擺上兩擺，橫豎是蕪菁之類，不吃也沒有大關係。
一九二五年四月脫稿於成都狀元街
（原載1925年6月《文學週報》一七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