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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师大事件在北京似乎竟颇算一个问题,号称“大报”如所谓《现代评论》者,居然也“评论”了好几次。据我所记得的,是先有“一个女读者”的一封信,无名小,不在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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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因为我劝过人少——或者竟不——读中国书,曾蒙一位不相识的青年先生赐信要我搬出中国去,但是我终于没有走。而且我究竟是中国人,读过中国书的,因此也颇知道些处世的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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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无论大小,只要和自己有些相干,便不免格外警觉。即如这一回女子师范大学的风潮,我因为在那里担任一点钟功课,也就感到震动,而且就发了几句感慨,登在五月十二的《京报副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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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平日常常对我的年青的同学们说:古人所谓“穷愁著书”的话,是不大可靠的。穷到透顶,愁得要死的人,那里还有这许多闲情逸致来著书?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候补的饿殍在沟壑边吟哦;鞭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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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画符”失敬失敬章第十三“阿呀阿呀,失敬失敬!原来我们还是同志。我开初疑心你是一个乞丐,心里想:好好的一个汉子,又不衰老,又非残疾,为什么不去做工,读书的?所以就不免露出‘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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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内经》的不知道究竟是谁。对于人的肌肉,他确是看过,但似乎单是剥了皮略略一观,没有细考校,所以乱成一片,说是凡有肌肉都发源于手指和足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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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十多年前罢,S城中曾经盛传过一个名医的故事:他出诊原来是一元四角,特拔十元,深夜加倍,出城又加倍。有一夜,一家城外人家的闺女生急病,来请他了,因为他其时已经阔得不耐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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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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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所盼望的,过年过节之外,大概要数迎神赛会的时候了。但我家的所在很偏僻,待到赛会的行列经过时,一定已在下午,仪仗之类,也减而又减,所剩的极其寥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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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负了掷下炸弹的使命,像学校的上课似的,每日上午在北京城上飞行。每听得机件搏击空气的声音,我常觉到一种轻微的紧张,宛然目睹了“死”的袭来,但同时也深切地感着“生”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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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梦见自己死在道路上。这是那里,我怎么到这里来,怎么死的,这些事我全不明白。总之,待到我自己知道已经死掉的时候,就已经死在那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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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梦见自己在做梦。自身不知所在,眼前却有一间在深夜中紧闭的小屋的内部,但也看见屋上瓦松的茂密的森林。板桌上的灯罩是新拭的,照得屋子里分外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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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或一日的黄昏。地:或一处。人:老翁——约七十岁,白须发,黑长袍。女孩——约十岁,紫发,乌眼珠,白地黑方格长衫。过客——约三四十岁,状态困顿倔强,眼光阴沉,黑须,乱发,黑色短衣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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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冬季,地上还有积雪,灰黑色的秃树枝丫叉于晴朗的天空中,而远处有一二风筝浮动,在我是一种惊异和悲哀。故乡的风筝时节,是春二月,倘听到沙沙的风轮声,仰头便能看见一个淡墨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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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的奇怪而高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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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善之区的西城的一条马路上,这时候什么扰攘也没有。火焰焰的太阳虽然还未直照,但路上的沙土仿佛已是闪烁地生光;酷热满和在空气里面,到处发挥着盛夏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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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盲诗人爱罗先珂君带了他那六弦琴到北京之后不多久,便向我诉苦说:“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这应该是真实的,但在我却未曾感得;我住得久了,“入芝兰之室,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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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我们后进院子里的三太太,在夏间买了一对白兔,是给伊的孩子们看的。这一对白兔,似乎离娘并不久,虽然是异类,也可以看出他们的天真烂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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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士成看过县考的榜,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他去得本很早,一见榜,便先在这上面寻陈字。陈字也不少,似乎也都争先恐后的跳进他眼睛里来,然而接着的却全不是士成这两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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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的早晨,我揭去一张隔夜的日历,向着新的那一张上看了又看的说:“阿,十月十日,——今天原来正是双十节。这里却一点没有记载!”我的一位前辈先生N,正走到我的寓里来谈闲天,一听这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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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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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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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对于文艺的批评日见其多了,是好现象;然而批评日见其怪了,是坏现象,愈多反而愈坏。我看了很觉得不以为然的是胡梦华君对于汪静之君《蕙的风》的批评,尤其觉得非常不以为然的是胡君答复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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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一件事,总是永远缠夹不清的,大约莫过于在我们中国了。翻外国人的姓名用音译,原是一件极正当,极平常的事,倘不是毫无常识的人们,似乎决不至于还会说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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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学灯》上看见驳吴宓君《新文化运动之反应》这一篇文章之后,才去寻《中华新报》来看他的原文。那是一篇浩浩洋洋的长文,该有一万多字罢,——而且还有作者吴宓君的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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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二月四日的《晨报副刊》上看见式芬先生的杂感,很诧异天下竟有这样拘迂的老先生,竟不知世故到这地步,还来同《学衡》诸公谈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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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是一个四平八稳,给小酒馆打杂,混一口安稳饭吃的人,不幸认得几个字,受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想求起智识来了。那时我在乡下,很为猪羊不平;心里想,虽然苦,倘也如牛马一样,可以有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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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回已经说过“什么主义都与中国无干”的话了;今天忽然又有些意见,便再写在下面:我想,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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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我在中国社会上发现了几样主义。其一,是坚壁清野主义。“坚壁清野”是兵家言,兵家非我的素业,所以这话不是从兵家得来,乃是从别的书上看来,或社会上听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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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生先生所做的时事短评中,曾有一个这样的题目:《我们应该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猛进》十九期)。诚然,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