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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教授对人讲文学,以为文学当描写永远不变的人性,否则便不久长。例如英国,莎士比亚和别的一两个人所写的是永久不变的人性,所以至今流传,其余的不这样,就都消灭了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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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penhauer说过这样的话:要估定人的伟大,则精神上的大和体格上的大,那法则完全相反。后者距离愈远即愈小,前者却见得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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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看见清朝几件重案的记载,“臣工”拟罪很严重,“圣上”常常减轻,便心里想:大约因为要博仁厚的美名,所以玩这些花样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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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似乎实在愚陋,直到现在,才知道中国之弱,是新诗人叹弱的。为救国的热忱所驱策,于是连夜揣摩,作文学救国策。可惜终于愚陋,缺略之处很多,尚希博士学者,进而教之,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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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火渐渐地缩小了,在预告石油的已经不多;石油又不是老牌,早熏得灯罩很昏暗。鞭爆的繁响在四近,烟草的烟雾在身边:是昏沉的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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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人总喜欢说自己爱和平,但其实,是爱斗争的,爱看别的东西斗争,也爱看自己们斗争。最普通的是斗鸡,斗蟋蟀,南方有斗黄头鸟,斗画眉鸟,北方有斗鹌鹑,一群闲人们围着呆看,还因此赌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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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大概的情形(我们这里得不到确凿的统计),从去年以来,挂着“革命的”的招牌的创作小说的读者已经减少,出版界的趋势,已在转向社会科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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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时常听得人说,“过激主义来了”;报纸上也时常写着,“过激主义来了”。于是有几文钱的人,很不高兴。官员也着忙,要防华工,要留心俄国人;连警察厅也向所属发出了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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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雅的人说,“白话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哂之者也。”中国不识字的人,单会讲话,“鄙俚浅陋”,不必说了。“因为自己不通,所以提倡白话,以自文其陋”如我辈的人,正是“鄙俚浅陋”,也不在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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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下看《雁门集》,忽然翻出一片压干的枫叶来。这使我记起去年的深秋。繁霜夜降,木叶多半凋零,庭前的一株小小的枫树也变成红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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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的解放”已经有过专号,词里可以骂娘,还可以“打打麻将”。曲为什么不能解放,也来混账混账?不过,“曲”一解放,自然要“直”,——后台戏搬到前台——未免有失诗人温柔敦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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慷慨激昂的人说,“世道浇漓,人心不古,国粹将亡,此吾所为仰天扼腕切齿三叹息者也!”我初听这话,也曾大吃一惊;后来翻翻旧书,偶然看见《史记》《赵世家》里面记着公子成反对主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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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难期间,似乎女人也特别受难些。一些正人君子责备女人爱奢侈,不肯光顾国货。就是跳舞,肉感等等,凡是和女性有关的,都成了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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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十五六年以前,我竟受了革命党的骗了。他们说:非革命不可!你看,汉族怎样的不愿意做奴隶,怎样的日夜想光复,这志愿,便到现在也铭心刻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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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庚五月二十八日的《大晚报》告诉了我们一件文艺上的重要的新闻:“我国美术名家刘海粟徐悲鸿等,近在苏俄莫斯科举行中国书画展览会,深得彼邦人士极力赞美,揄扬我国之书画名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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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的官僚虽然打仗,南北的人民却很要好,一心一意的在那里“有无相通”。北方人可怜南方人太文弱,便教给他们许多拳脚:什么“八卦拳”“太极拳”,什么“洪家”“侠家”,什么“阴截腿”“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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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人类的灭亡是一件大寂寞大悲哀的事;然而若干人们的灭亡,却并非寂寞悲哀的事。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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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哲说:事实胜于雄辩。我当初很以为然,现在才知道在我们中国,是不适用的。去年我在青云阁的一个铺子里买过一双鞋,今年破了,又到原铺子去照样的买一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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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其实是可以算知道的,然而我偏要这样说,——俄国歌剧团何以要离开他的故乡,却以这美妙的艺术到中国来博一点茶水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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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表面上好像恐怕于自己不便,其实是恐怕于自己不利,但所设的口实,却往往见得极其公正而且堂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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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文医生告诉我们:有许多哑子,是并非喉舌不能说话的,只因为从小就耳朵聋,听不见大人的言语,无可师法,就以为谁也不过张着口呜呜哑哑,他自然也只好呜呜哑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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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暴发的“国学家”之所谓“国学”是什么?一是商人遗老们翻印了几十部旧书赚钱,二是洋场上的文豪又做了几篇鸳鸯蝴蝶体小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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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娃子,卷螺发,银黄的面庞上还有微红,——看他意思是正要活。走出破大门,望见邻家:他们大花园里,有许多好花。用尽小心机,得了一朵百合;又白又光明,像才下的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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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怀琛“月亮!月亮!还有半个那里去了?”“被人家偷去了。”“偷去做甚么?”“当镜子照。”小孩子天上半个月亮,我道是“破镜飞上天”,原来却是被人偷下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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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去年夏天住在北京的时候,遇见张我权君,听到他说过这样意思的话:“中国人似乎都忘记了台湾了,谁也不大提起。”他是一个台湾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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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三年的书报上,关于文艺的大抵只有几篇创作(姑且这样说)和翻译,于是读者颇有批评家出现的要求,现在批评家已经出现了,而且日见其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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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从去年得罪了正人君子们的“孤桐先生”,弄得六面碰壁,只好逃出北京以后,默默无语,一年有零。以为正人君子们忘记了这个“学棍”了罢,——哈哈,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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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那刚刚说过的日本人,他们做文章论及中国的国民性的时候,内中往往有一条叫作“善于宣传”。看他的说明,这“宣传”两字却又不像是平常的“Propaganda”,而是“对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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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朔尔电影“《姊妹花》中的穷老太婆对她的穷女儿说:‘穷人终是穷人,你要忍耐些!’”宗汉先生慨然指出,名之曰“穷人哲学”(见《大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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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一倾于讽刺,失了它的本领且不说,最可怕的是有些人又要来“讽刺”,来陷害了,倘若堕于“说笑话”,则寿命是可以较为长远,流年也大致顺利的,但愈堕愈近于国货,终将成为洋式徐文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