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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丝》在北京被禁之后,一个相识者寄给我一块剪下的报章,是十一月八日的北京《民国晚报》的《华灯》栏,内容是这样的:孔伯尼顷闻友云:“《语丝》已停”,其果然欤?查《语丝》问世,三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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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记之二也还是我在厦门的时候,柏生从广州来,告诉我说,爱而君也在那里了。大概是来寻求新的生命的罢,曾经写了一封长信给K委员,说明自己的过去和将来的志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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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记之一写什么是一个问题,怎么写又是一个问题。今年不大写东西,而写给《莽原》的尤其少。我自己明白这原因。说起来是极可笑的,就因为它纸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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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六日在香港青年会讲以我这样没有什么可听的无聊的讲演,又在这样大雨的时候,竟还有这许多来听的诸君,我首先应当声明我的郑重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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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八日段祺瑞,贾德耀,章士钊们使卫兵枪杀民众,通缉五个所谓“暴徒首领”之后,报上还流传着一张他们想要第二批通缉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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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大内档案”这东西,在清朝的内阁里积存了三百多年,在孔庙里塞了十多年,谁也一声不响。自从历史博物馆将这残余卖给纸铺子,纸铺子转卖给罗振玉,罗振玉转卖给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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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喜维持文艺的人们,每在革命地方,便爱说“文艺是革命的先驱”。我觉得这很可疑。或者外国是如此的罢;中国自有其特别国情,应该在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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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教授对人讲文学,以为文学当描写永远不变的人性,否则便不久长。例如英国,莎士比亚和别的一两个人所写的是永久不变的人性,所以至今流传,其余的不这样,就都消灭了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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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过《民约论》的卢梭,自从他还未死掉的时候起,便受人们的责备和迫害,直到现在,责备终于没有完。连在和“民约”没有什么关系的中华民国,也难免这一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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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在南方,听得大家叫“革命”,正如去年在北方,听得大家叫“讨赤”的一样盛大。而这“革命”还侵入文艺界里了。最近,广州的日报上还有一篇文章指示我们,叫我们应该以四位革命文学家为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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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过我所视为“畏途”的香港,算起来九月二十八日是第三回。第一回带着一点行李,但并没有遇见什么事。第二回是单身往来,那情状,已经写过一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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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我今天所讲的,就是黑板上写着的这样一个题目。中国文学史,研究起来,可真不容易,研究古的,恨材料太少,研究今的,材料又太多,所以到现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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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新的“世故”。先前,我总以为做债主的人是一定要有钱的,近来才知道无须。在“新时代”里,有一种精神的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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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恒先生在《北新周刊》上诧异我为什么不说话,我已经去信公开答复了。还有一层没有说。这也是一种新的“世故”。我的杂感常不免于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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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新的“世故”。我以为法律上的许多罪名,都是花言巧语,只消以一语包括之,曰:可恶罪。譬如,有人觉得一个人可恶,要给他吃点苦罢,就有这样的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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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的一个“学者”说,“鲁迅的话已经说完,《语丝》不必看了。”这是真的,我的话已经说完,去年说的,今年还适用,恐怕明年也还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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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这些话,是因为见了《语丝》(一四七期)的《随感录》(二八)而写的。这半年来,凡我所看的期刊,除《北新》外,没有一种完全的:《莽原》,《新生》,《沉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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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了书籍杂志过“香江”,有被视为“危险文字”而尝“铁窗斧钺风味”之险,我在《略谈香港》里已经说过了。但因为不知道怎样的是“危险文字”,所以时常耿耿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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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来,我在北京被“正人君子”杀退,逃到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另外一个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一间西晒的楼上,满身痱子,有如荔支,兢兢业业,一声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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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天时报》载北京辟才胡同女附中主任欧阳晓澜女士不许剪发之女生报考,致此等人多有望洋兴叹之概云云。是的,情形总要到如此,她不能别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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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对于《语丝》没有恭维过,今天熬不住要说几句了:的确可爱。真是《语丝》之所以为《语丝》。像我似的“世故的老人”是已经不行,有时不敢说,有时不愿说,有时不肯说,有时以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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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从去年得罪了正人君子们的“孤桐先生”,弄得六面碰壁,只好逃出北京以后,默默无语,一年有零。以为正人君子们忘记了这个“学棍”了罢,——哈哈,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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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恒先生:你的许多话,今天在《北新》上看见了。我感谢你对于我的希望和好意,这是我看得出来的。现在我想简略地奉答几句,并以寄和你意见相仿的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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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六日在广州知用中学讲因为知用中学的先生们希望我来演讲一回,所以今天到这里和诸君相见。不过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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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一月间我曾去过一回香港,因为跌伤的脚还未全好,不能到街上去闲走,演说一了,匆匆便归,印象淡薄得很,也早已忘却了香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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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去年夏天住在北京的时候,遇见张我权君,听到他说过这样意思的话:“中国人似乎都忘记了台湾了,谁也不大提起。”他是一个台湾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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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八日在黄埔军官学校讲今天要讲几句的话是就将这“革命时代的文学”算作题目。这学校是邀过我好几次了,我总是推宕着没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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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人们一遇到不大看惯的东西,总不免以为他古怪。我还记得初看见西洋人的时候,就觉得他脸太白,头发太黄,眼珠太淡,鼻梁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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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节将近了,必须做一点所谓文章。但对于这一个题目的文章,教我做起来,实在近于先前的在考场里“对空策”。因为,——说出来自己也惭愧,——黄花节这三个字,我自然明白它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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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厦门岛的四个月,只做了几篇无聊文字,除去最无聊者,还剩六篇,称为《华盖集续编的续编》,总算一年中所作的杂感全有了。一九二七年一月八日,鲁迅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