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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负了掷下炸弹的使命,像学校的上课似的,每日上午在北京城上飞行。每听得机件搏击空气的声音,我常觉到一种轻微的紧张,宛然目睹了“死”的袭来,但同时也深切地感着“生”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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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梦见自己死在道路上。这是那里,我怎么到这里来,怎么死的,这些事我全不明白。总之,待到我自己知道已经死掉的时候,就已经死在那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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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梦见自己在做梦。自身不知所在,眼前却有一间在深夜中紧闭的小屋的内部,但也看见屋上瓦松的茂密的森林。板桌上的灯罩是新拭的,照得屋子里分外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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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或一日的黄昏。地:或一处。人:老翁——约七十岁,白须发,黑长袍。女孩——约十岁,紫发,乌眼珠,白地黑方格长衫。过客——约三四十岁,状态困顿倔强,眼光阴沉,黑须,乱发,黑色短衣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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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冬季,地上还有积雪,灰黑色的秃树枝丫叉于晴朗的天空中,而远处有一二风筝浮动,在我是一种惊异和悲哀。故乡的风筝时节,是春二月,倘听到沙沙的风轮声,仰头便能看见一个淡墨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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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的奇怪而高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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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善之区的西城的一条马路上,这时候什么扰攘也没有。火焰焰的太阳虽然还未直照,但路上的沙土仿佛已是闪烁地生光;酷热满和在空气里面,到处发挥着盛夏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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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盲诗人爱罗先珂君带了他那六弦琴到北京之后不多久,便向我诉苦说:“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这应该是真实的,但在我却未曾感得;我住得久了,“入芝兰之室,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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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我们后进院子里的三太太,在夏间买了一对白兔,是给伊的孩子们看的。这一对白兔,似乎离娘并不久,虽然是异类,也可以看出他们的天真烂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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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士成看过县考的榜,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他去得本很早,一见榜,便先在这上面寻陈字。陈字也不少,似乎也都争先恐后的跳进他眼睛里来,然而接着的却全不是士成这两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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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的早晨,我揭去一张隔夜的日历,向着新的那一张上看了又看的说:“阿,十月十日,——今天原来正是双十节。这里却一点没有记载!”我的一位前辈先生N,正走到我的寓里来谈闲天,一听这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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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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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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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对于文艺的批评日见其多了,是好现象;然而批评日见其怪了,是坏现象,愈多反而愈坏。我看了很觉得不以为然的是胡梦华君对于汪静之君《蕙的风》的批评,尤其觉得非常不以为然的是胡君答复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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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一件事,总是永远缠夹不清的,大约莫过于在我们中国了。翻外国人的姓名用音译,原是一件极正当,极平常的事,倘不是毫无常识的人们,似乎决不至于还会说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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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学灯》上看见驳吴宓君《新文化运动之反应》这一篇文章之后,才去寻《中华新报》来看他的原文。那是一篇浩浩洋洋的长文,该有一万多字罢,——而且还有作者吴宓君的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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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二月四日的《晨报副刊》上看见式芬先生的杂感,很诧异天下竟有这样拘迂的老先生,竟不知世故到这地步,还来同《学衡》诸公谈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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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是一个四平八稳,给小酒馆打杂,混一口安稳饭吃的人,不幸认得几个字,受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想求起智识来了。那时我在乡下,很为猪羊不平;心里想,虽然苦,倘也如牛马一样,可以有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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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回已经说过“什么主义都与中国无干”的话了;今天忽然又有些意见,便再写在下面:我想,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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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我在中国社会上发现了几样主义。其一,是坚壁清野主义。“坚壁清野”是兵家言,兵家非我的素业,所以这话不是从兵家得来,乃是从别的书上看来,或社会上听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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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生先生所做的时事短评中,曾有一个这样的题目:《我们应该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猛进》十九期)。诚然,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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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谁,只要在中国过活,便总得常听到“他妈的”或其相类的口头禅。我想:这话的分布,大概就跟着中国人足迹之所至罢;使用的遍数,怕也未必比客气的“您好呀”会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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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正是春末,也许我过于性急之故罢,觉着夏意了,于是突然记起故乡的细腰蜂。那时候大约是盛夏,青蝇密集在凉棚索子上,铁黑色的细腰蜂就在桑树间或墙角的蛛网左近往来飞行,有时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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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翻衣箱,翻出几面古铜镜子来,大概是民国初年初到北京时候买在那里的,“情随事迁”,全然忘却,宛如见了隔世的东西了。一面圆径不过二寸,很厚重,背面满刻蒲陶,还有跳跃的鼯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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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崇轩先生的通信(二月份《京报副刊》)里,知道他在轮船上听到两个旅客谈话,说是杭州雷峰塔之所以倒掉,是因为乡下人迷信那塔砖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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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游了一回长安,一个多月之后,胡里胡涂的回来了。知道的朋友便问我:“你以为那边怎样?”我这才栗然地回想长安,记得看见很多的白杨,很大的石榴树,道中喝了不少的黄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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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杭州西湖上的雷峰塔倒掉了,听说而已,我没有亲见。但我却见过未倒的雷峰塔,破破烂烂的映掩于湖光山色之间,落山的太阳照着这些四近的地方,就是“雷峰夕照”,西湖十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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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讲我自己觉得我的讲话不能使诸君有益或者有趣,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什么事,但推托拖延得太长久了,所以终于不能不到这里来说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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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枫到了香港,他见的九龙是几条盘错的运货车的浅轨,似乎有头有尾,有中段,也似乎有隐现的爪牙,甚至在火车头穿度那栅门时似乎有迷漫的云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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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方才从南口回来。天是真热,朝南的屋子里都到九十度以上,两小时的火车竟如在火窖中受刑,坐起一样的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