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自述四、在上海(二)


  中国公学是因为光绪乙巳年(1905)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我国的留日学生认为侮辱中国,其中一部分愤慨回国的人在上海创办的。当风潮最烈的时候,湖南陈天华投海自杀,勉励国人努力救国,一时人心大震动,所以回国的很多。回国之后,大家主张在国内办一个公立的大学。乙巳十二月中,十三省的代表全体会决议,定名为“中国公学”。次年(丙午,1906)春天在上海新靶子路黄板桥北租屋开学。但这时候反对取缔规则的风潮已渐渐松懈了,许多官费生多回去复学了。上海那时还是一个眼界很小的商埠,看见中国公学里许多剪发洋装的少年人自己办学堂,都认为奇怪的事。政府官吏疑心他们是革命党,社会叫他们作怪物。所以赞助捐钱的人很少,学堂开门不到一个半月,就陷入了绝境。公学的干事姚弘业先生(湖南益阳人)激于义愤,遂于三月十三日投江自杀,遗书几千字,说:“我之死,为中国公学死也。”遗书发表之后,舆论都对他表敬意,社会受了一大震动,赞助的人稍多,公学才稍稍站得住。

  我也是当时读了姚烈士的遗书大受感动的一个小孩子。夏天我去投考,监试的是总教习马君武先生。国文题目是《言志》,我不记得说了一些什么,后来君武先生告诉我,他看了我的卷子,拿去给谭心休、彭施涤先生传观,都说是为公学得了一个好学生。

  我搬进公学之后,见许多同学都是剪了辫子,穿着和服,拖着木屐的;又有一些是内地刚出来的老先生,戴着老花眼镜,捧着水烟袋的。他们的年纪都比我大的多。我是做惯班长的人,到这里才感觉我是个小孩子。不久我已感得公学的英文、数学都很浅,我在甲班里很不费气力。那时候,中国教育界的科学程度太浅,中国公学至多不过可比现在的两级中学程度,然而有好几门功课都不能不请日本教员来教。如高等代数、解析几何、博物学,最初都是日本人教授,由懂日语的同学翻译。甲班的同学有朱经农、李琴鹤等,都曾担任翻译。又有几位同学还兼任学校的职员或教员,如但懋辛便是我们的体操教员。当时的同学和我年纪不相上下的,只有周烈忠、李骏、孙粹存、孙竞存等几个人。教员和年长的同学都把我们看作小弟弟,特别爱护我们,鼓励我们。我和这一班年事稍长,阅历较深的师友们往来,受他们的影响最大。我从小本来就没有过小孩子的生活,现在天天和这班年长的人在一块,更觉得自己不是个小孩子了。

  中国公学的教职员和同学之中,有不少的革命党人。所以在这里要看东京出版的《民报》,是最方便的。暑假年假中,许多同学把《民报》缝在枕头里带回内地去传观。还有一些激烈的同学往往强迫有辫子的同学剪去辫子。但我在公学三年多,始终没有人强迫我剪辫,也没有人劝我加入同盟会。直到二十年后,但懋辛先生才告诉我,当时校里的同盟会员曾商量过,大家都认我将来可以做学问,他们要爱护我,所以不劝我参加革命的事。但在当时,他们有些活动也并不瞒我。有一晚十点钟的时候,我快睡了,但君来找我,说,有个女学生从日本回国,替朋友带了一只手提小皮箱,江海关上要检查,她说没有钥匙,海关上不放行。但君因为我可以说几句英国话,要我到海关上去办交涉。我知道箱子里是危险的违禁品,就跟了他到海关码头,这时候已过十一点钟,谁都不在了。我们只好怏怏回去。第二天,那位女学生也走了,箱子她丢在关上不要了。

  我们现在看见上海各学校都用国语讲授,绝不能想象二十年前的上海还完全是上海话的世界,各学校全用上海话教书。学生全得学上海话。中国公学是第一个用“普通话”教授的学校。学校里的学生,四川、湖南、河南、广东的人最多,其余各省的人也差不多全有。大家都说“普通话”,教员也用“普通话”。江浙的教员,如宋耀如、王仙华、沈翔云诸先生,在讲堂上也都得勉强说官话。我初入学时,只会说徽州话和上海话,但在学校不久也就会说“普通话”了。我的同学中四川人最多;四川话清楚干净,我最爱学他,所以我说的普通话最近于四川话。二三年后,我到四川客栈(元记、厚记等)去看朋友,四川人只问:“贵府是川东?是川南?”他们都把我看作四川人了。

  中国公学创办的时候,同学都是创办人,职员都是同学中举出来的,所以没有职员和学生的界限。当初创办的人都有革命思想,想在这学校里试行一种民主政治的制度。姚弘业烈士遗书中所谓“以大公无我之心,行共和之法”,即是此意。全校的组织分为“执行”与“评议”两部。执行部的职员(教务干事、庶务干事、商务干事)都是评议部举出来的,有一定的任期,并且对于评议部要负责任。评议部是班长和室长组织成的,有监督和弹劾职员之权。评议部开会时,往往有激烈的辩论,有时直到点名熄灯时方才散会。评议员之中,最出名的是四川人龚从龙,口齿清楚,态度从容,是一个好议长。这种训练是很有益的。我年纪太小,第一年不够当评议员,有时在门外听听他们的辩论,不禁感觉我们在澄衷学堂的自治会真是儿戏。


  我第一学期住的房间里有好几位同学都是江西萍乡和湖南醴陵人,他们是邻县人,说的话我听不大懂。但不到一个月,我们很相熟了。他们都是二三十岁的人了。有一位钟文恢(号古愚)已有胡子,人叫他作钟胡子。他告诉我,他们现在组织了一个学会,叫作竞业学会,目的是“对于社会,竞与改良;对于个人,争自濯磨”,所以定了这个名字。他介绍我进这个会,我答应了。钟君是会长,他带我到会所里去,给我介绍了一些人。会所在校外北四川路厚福里。会中住的人大概多是革命党。有个杨卓林,还有个廖德璠,后来都是因谋革命被杀的。会中办事最热心的人,钟君之外,有谢寅杰和丁洪海两君,他两人维持会务最久。

  竞业学会的第一件事业就是创办一个白话的旬报,就叫作《竞业旬报》。他们请了一位傅君剑先生(号钝根)来做编辑。《旬报》的宗旨,傅君说,共有四项:一振兴教育,二提倡民气,三改良社会,四主张自治。其实这都是门面语,骨子里是要鼓吹革命。他们的意思是要“传布于小学校之青年国民”,所以决定用白话文。胡梓方先生(后来的诗人胡诗庐)作发刊辞,其中有一段说:

今世号通人者,务为艰深之文,陈过高之义,以为士大夫劝,而独不为彼什伯千万倍里巷乡闾之子计,则是智益智,愚益愚,智日少,愚日多也。顾可为治乎哉?


  又有一位会员署名“大武”作文《论学官话的好处》,说:

诸位呀,要救中国,先要联合中国的人心。要联合中国的人心,先要统一中国的言语。……但现在中国的语言也不知有多少种,如何叫他们合而为一呢?……除了通用官话,更别无法子了。但是官话的种类也很不少,有南方官话,有北方官话,有北京官话。现在中国全国通行官话,只须模仿北京官话,自成一种普通国语哩。


  这班人都到过日本,又多数是中国公学的学生,所以都感觉“普通国语”的需要。“国语”一个目标,屡见于《竞业旬报》的第一期,可算是提倡最早的了。

  《竞业旬报》第一期是丙午年(1906)九月十一日出版的。同住的钟君看见我常看小说,又能作古文,就劝我为《旬报》作白话文。第一期里有我的一篇通俗“地理学”,署名“期自胜生”。那时候我正读《老子》,爱上了“自胜者强”一句话,所以取了个别号叫“希强”,又自称“期自胜生”。这篇文字是我的第一篇白话文字,所以我抄其中说“地球是圆的”一段在这里做一个纪念:

譬如一个人立在海边,远远的望这来往的船只。那来的船呢,一定是先看见他的桅杆顶,以后方能够看见他的风帆,他的船身一定在最后方可看见。那去的船呢,却恰恰与来的相反,他的船身一定先看不见,然后看不见他的风帆,直到后来方才看不见他的桅杆顶。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那地是圆的,所以来的船在那地的低处慢慢行上来,我们看去自然先看见那桅杆顶了。那去的船也是这个道理,不过同这个相反罢了。……诸君们如再不相信,可捉一只苍蝇摆在一只苹果上,叫他从下面爬到上面来,可不是先看见他的头然后再看见他的脚么?……


  这段文字已充分表现出我的文章的长处和短处了。我的长处是明白清楚,短处是浅显。这时候我还不满十五岁。二十五年来,我抱定一个宗旨,做文字必须要叫人懂得,所以我从来不怕人笑我的文字浅显。

  我做了一个月的白话文,胆子大起来了。忽然决心做一部长篇的章回小说。小说的题目叫作《真如岛》,用意是“破除迷信,开通民智”。我拟了四十回的回目,便开始写下去了。第一回就在《旬报》第三期上发表(丙午十月初一日),回目是:

虞善仁疑心致疾
孙绍武正论祛迷


  这小说的开场一段是:

话说江西广信府贵溪县城外有一个热闹的市镇叫作神权镇,镇上有一条街叫作福儿街。这街尽头的地方有一所高大的房子。有一天下午的时候,这屋的楼上有二人在那里说话。一个是一位老人,年纪大约五十以外的光景,鬓发已略有些花白了,躺在一张床上,把头靠近床沿,身上盖了一条厚被,面上甚是消瘦,好像是重病的模样。一个是一位十八九岁的后生,生得仪容端整,气概轩昂,坐在床前一只椅子上,听那个老人说话。……


  我小时最痛恨道教,所以这部小说的开场就放在张天师的家乡。但我实在不知道贵溪县的地理风俗。所以不久我就把书中的主人翁孙绍武搬到我们徽州去了。

  《竞业旬报》出到第十期,便停办了。我的小说续到第六回,也停止了。直到戊申年(1908)三月十一日,《旬报》复活,第十一期才出世。但傅君剑已不来了,编辑无人负责,我也不大高兴投稿了。到了戊申七月,《旬报》第二十四期以下就归我编辑。从第二十四期到第三十八期,我做了不少的文字,有时候全期文字,从论说到时闻,差不多都是我做的。《真如岛》也从第二十四期上续作下去,续到第十一回,《旬报》停刊了,我的小说也从此停止了。这时期我改用了“铁儿”的笔名。

  这几十期的《竞业旬报》给了我一个绝好的自由发表思想的机会,使我可以把在家乡和在学校得着的一点点知识和见解,整理一番,用明白清楚的文字叙述出来。《旬报》的办事人从来没有干涉我的言论,所以我能充分发挥我的思想,尤其是我对于宗教迷信的思想。例如《真如岛》小说第八回里,孙绍武这样讨论“因果”的问题:

这“因果”二字,很难说的。从前有人说,“譬如窗外这一树花儿,枝枝朵朵都是一样,何曾有什么好歹善恶的分别?不多一会,起了一阵狂风,把一树花吹一个‘花落花飞飞满天’,那许多花朵,有的吹上帘栊,落在锦茵之上;有的吹出墙外,落在粪溷之中。这落花的好歹不同,难道好说是这几枝花的善恶报应不成?”这话很是,但是我的意思却还不止此。大约这因果二字是有的。有了一个因,必收一个果。譬如吃饭自然会饱,吃酒自然会醉。有了吃饭吃酒两件原因,自然会生出醉饱两个结果来。但是吃饭是饭的作用生出饱来,种瓜是瓜的作用生出新瓜来。其中并没有什么人为之主宰。如果有什么人为主宰,什么上帝哪,菩萨哪,既能罚恶人于既作孽之后,为什么不能禁之于未作孽之前呢?……“天”要是真有这么大的能力,何不把天下的人个个都成了善人呢?……“天”既生了恶人,让他在世间作恶,后来又叫他受许多报应,这可不是书上说的“出尔反尔”么?……总而言之,“天”既不能使人不作恶,便不能罚那恶人。……


  落花一段引的是范缜的话(看本书第二章),后半是我自己的议论。这是很不迟疑的无神论。这时候我另在《旬报》上发表了一些《无鬼丛话》,第一条就引司马温公“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剉烧舂磨,亦无所施”的话,和范缜“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的话(参看第二章)。第二条引苏东坡的诗“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第三条痛骂《西游记》和《封神榜》,其中有这样的话:

夫士君子处颓敝之世,不能摩顶放踵敝口焦舌以挽滔滔之狂澜,曷若隐遁穷邃,与木石终其身!更安忍随波逐流,阿谀取容于当世,用自私利其身?(本条前面说《封神榜》的作者把书稿送给他的女儿作嫁资,其婿果然因此发财。所以此处有“自私利”的话。)天壤间果有鬼神者,则地狱之设正为此辈!此其人更安有著书资格耶!(《丛话》原是用文言作的。)


  这是戊申(1908)年八月发表的。谁也梦想不到说这话的小孩在十五年后(1923)居然很热心地替《西游记》作两万字的考证!如果他有好材料,也许他将来还替《封神榜》作考证哩!

  在《无鬼丛话》的第三条里,我还接着说:

《王制》有之:“托于鬼神时日卜筮以乱众者,诛。”吾独怪夫数千年来之掌治权者,之以济世明道自期者,乃懵然不之注意,惑世诬民之学说得以大行,遂举我神州民族投诸极黑暗之世界!嗟夫,吾昔谓“数千年来仅得许多脓包皇帝,混账圣贤”,吾岂好詈人哉?吾岂好詈人哉?


  这里很有“卫道”的臭味,但也可以表现我在不满十七岁时的思想路子。《丛话》第四条说:

吾尝持无鬼之说,论者或咎余,谓举一切地狱因果之说而摧陷之,使人人敢于为恶,殊悖先王神道设教之旨。此言余不能受也。今日地狱因果之说盛行,而恶人益多,民德日落,神道设教之成效果何如者!且处兹思想竞争时代,不去此种种魔障,思想又乌从而生耶?


  这种夸大的口气,出于一个十七岁孩子的笔下,未免叫人读了冷笑。但我现在回看我在那时代的见解,总算是自己独立想过几年的结果,比起现今一班在几个抽象名词里翻筋斗的少年人们,我还不感觉惭愧。

  《竞业旬报》上前一些文字,我早已完全忘记了。前年中国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曾登报征求全份的《竞业旬报》,——大概他们不知道这里面一大半的文字是胡适做的,——似乎也没有效果。我靠几个老朋友的帮忙,搜求了几年,至今还不曾凑成全份。今年回头看看这些文字,真有如同隔世之感。但我很诧异的是有一些思想后来成为我的重要的出发点的,在那十七八岁的时期已有了很明白的倾向了。例如我在《旬报》第三十六期上发表一篇《苟且》,痛论随便省事不肯彻底思想的毛病,说“苟且”二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大瘟疫,把几千年的民族精神都瘟死了。我在《真如岛》小说第十一回(《旬报》三十七期)论扶乩的迷信,也说:

程正翁,你想罢。别说没有鬼神,即使有鬼神,那关帝吕祖何等尊严,岂肯听那一二张符诀的号召?这种道理总算浅极了,稍微想一想,便可懂得。只可怜我们中国人总不肯想,只晓得随波逐流,随声附和。国民愚到这步田地,照我的眼光看来,这都是不肯思想之故。所以宋朝大儒程伊川说“学原于思”,这区区四个字简直是千古至言。——郑先生说到这里,回过头来,对翼华翼璜道:程子这句话,你们都可写作座右铭。


  “学原于思”一句话是我在澄衷学堂读朱子《近思录》时注意到的。我后来的思想走上了赫胥黎和杜威的路上去,也正是因为我从十几岁时就那样十分看重思想的方法了。

  又如那时代我在李莘伯办的《安徽白话报》上发表的一篇《论承继之不近人情》(转载在《旬报》廿九期),我不但反对承继儿子,并且根本疑问“为什么一定要儿子”?此文的末尾有一段说:

我如今要荐一个极孝顺永远孝顺的儿子给我们中国四万万同胞。这个儿子是谁呢?便是“社会”。……


你看那些英雄豪杰仁人义士的名誉,万古流传,永不湮没;全社会都崇拜他们,纪念他们;无论他们有子孙没有子孙,我们纪念着他们,总不少减;也只为他们有功于社会,所以社会永远感谢他们,纪念他们。阿哙哙,这些英雄豪杰仁人义士的孝子贤孙多极了,多极了!……一个人能做许多有益于大众有功于大众的事业,便可以把全社会都成了他的孝子贤孙。列位要记得:儿子孙子,亲生的,承继的,都靠不住。只有我所荐的孝子顺孙是万无一失的。


  这些意思,最初起于我小时看见我的三哥出继珍伯父家的痛苦情形,是从一个真问题上慢慢想出来的一些结论。这一点种子,在四五年后,我因读培根(Bacon)的论文有点感触,在日记里写成我的“无后主义”。在十年以后,又因为我母亲之死引起了一些感想,我才写成《不朽:我的宗教》一文,发挥“社会不朽”的思想。

  这几十期的《竞业旬报》,不但给了我一个发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机会,还给了我一年多作白话文的训练。清朝末年出了不少的白话报,如《中国白话报》《杭州白话报》《安徽俗话报》《宁波白话报》《潮州白话报》,都没有长久的寿命。光绪宣统之间,范鸿仙等办《国民白话日报》,李莘伯办《安徽白话报》,都有我的文字,但这两个报都只有几个月的寿命。《竞业旬报》出到四十期,要算最长寿的白话报了。我从第一期投稿起,直到他停办时止,中间不过有短时期没有我的文字。和《竞业旬报》有编辑关系的人,如傅君剑,如张丹斧,如叶德争,都没有我的长久关系,也没有我的长期训练。我不知道我那几十篇文字在当时有什么影响,但我知道这一年多的训练给了我自己绝大的好处。白话文从此成了我的一种工具。七八年之后,这件工具使我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了一个开路的工人。


  我进中国公学不到半年,就得了脚气病,不能不告假医病。我住在上海南市瑞兴泰茶叶店里养病,偶然翻读吴汝纶选的一种古文读本,其中第四册全是古诗歌。这是我第一次读古体诗歌,我忽然感觉很大的兴趣。病中每天读熟几首。不久就把这一册古诗读完了。我小时曾读一本律诗,毫不觉得有兴味;这回看了这些乐府歌辞和五七言诗歌,才知道诗歌原来是这样自由的,才知道做诗原来不必先学对仗。我背熟的第一首诗是《木兰辞》,第二首是《饮马长城窟行》,第三是《古诗十九首》。一路下去,直到陶潜、杜甫,我都喜欢读。读完了吴汝纶的选本,我又在二哥的藏书里寻得了《陶渊明集》和《白香山诗选》,后来又买了一部《杜诗镜诠》。这时代我专读古体歌行,不肯再读律诗,偶然也读一些五七言绝句。

  有一天,我回学堂去,路过《竞业旬报》社,我进去看傅君剑,他说不久就要回湖南去了。我回到了宿舍,写了一首送别诗,自己带给君剑,问他像不像诗。这诗我记不得了,只记得开端是“我以何因缘,得交傅君剑”。君剑很夸奖我的送别诗,但我终有点不自信。过了一天,他送了一首《留别适之即和赠别之作》来,用日本卷笺写好,我打开一看,真吓了一跳。他诗中有“天下英雄君与我,文章知己友兼师”两句,在我这刚满十五岁的小孩子的眼里,这真是受宠若惊了!“难道他是说谎话哄小孩子吗?”我忍不住这样想。君剑这幅诗笺,我赶快藏了,不敢给人看。然而他这两句鼓励小孩子的话可害苦我了!从此以后,我就发愤读诗,想要做个诗人了。有时候,我在课堂上,先生在黑板上解高等代数的算式,我却在斯密司的《大代数学》底下翻《诗韵合璧》,练习簿上写的不是算式,是一首未完的纪游诗。一两年前我半夜里偷点着蜡烛,伏在枕头上演习代数问题,那种算学兴趣现在都被做诗的新兴趣赶跑了!我在病脚气的几个月之中发见了一个新世界,同时也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我从此走上了文学史学的路,后来几次想矫正回来,想走到自然科学的路上去,但兴趣已深,习惯已成,终无法挽回了。

  丁未正月(1907)我游苏州,三月与中国公学全体同学旅行到杭州,我都有诗纪游。我那时全不知道“诗韵”是什么,只依家乡的方音,念起来同韵便算同韵。在西湖上写了一首绝句,只押了两个韵脚,杨千里先生看了大笑,说,一个字在“尤”韵,一个字在“萧”韵。他替我改了两句,意思全不是我的了。我才知道做诗要硬记诗韵,并且不妨牺牲诗的意思来迁就诗的韵脚。

  丁未五月,我因脚气病又发了,遂回家乡养病。(我们徽州人在上海得了脚气病,必须赶紧回家乡,行到钱塘江的上游,脚肿便渐渐退了。)我在家中住了两个多月,母亲很高兴。从此以后,我十年不归家(1907—1917),那是母亲和我都没有料到的。那一次在家,和近仁叔相聚甚久,他很鼓励我作诗。在家中和路上我都有诗。这时候我读了不少白居易的诗,所以我这时期的诗,如在家乡做的《弃父行》,很表现《长庆集》的影响。

  丁未以后,我在学校里颇有少年诗人之名,常常和同学们唱和。有一次我做了一首五言律诗,押了一个“赪”字韵,同学和教员和作的诗有十几首之多。同学中如汤昭(保民),朱经(经农),任鸿隽(叔永),沈翼孙(燕谋)等,都能作诗;教员中如胡梓方先生、石一参先生等,也都爱提倡诗词,梓方先生即是后来出名的诗人胡诗庐,这时候他教我们的英文,英文教员能做中国诗词,这是当日中国公学的一种特色。还有一位英文教员姚康侯先生,是辜鸿铭先生的学生,也是很讲究中国文学的。辜先生译的《痴汉骑马歌》,其实是姚康侯先生和几位同门修改润色的。姚先生在课堂上常教我们翻译,从英文译汉文,或从汉文译英文。有时候,我们自己从读本里挑出爱读的英文诗,邀几个能诗的同学分头翻译成中国诗,拿去给姚先生和胡先生评改。姚先生常劝我们看辜鸿铭译的《论语》,他说这是翻译的模范。但五六年后,我得读辜先生译的《中庸》,感觉很大的失望。大概当时所谓翻译,都侧重自由的意译,务必要“典雅”,而不妨变动原文的意义与文字。这种训练也有他的用处,可以使学生时时想到中西文字异同之处,时时想某一句话应该怎样翻译,才可算“达”与“雅”。我记得我们试译一首英文诗,中有Scarecrow一个字,我们大家想了几天,想不出一个典雅的译法。但是这种功夫,现在回想起来,不算是浪费了的。

  我初学做诗,不敢做律诗,因为我不曾学过对对子,觉得那是很难的事。戊申(1908)以后,我偶然试做一两首五言律诗来送朋友,觉得并不很难,后来我也常常做五七言律诗了。做惯律诗之后,我才明白这种体裁是似难而实易的把戏;不必有内容,不必有情绪,不必有意思,只要会变戏法,会搬运典故,会调音节,会对对子,就可以诌成一首律诗。这种体裁最宜于做没有内容的应酬诗,无论是殿廷上应酬皇帝,或寄宿舍里送别朋友,把头摇几摇,想出了中间两联,凑上一头一尾,就是一首诗了;如果是限韵或和韵的诗,只消从韵脚上去着想,那就更容易了。大概律诗的体裁和步韵的方法所以不能废除,正因为这都是最方便的戏法。我那时读杜甫的五言律诗最多,所以我做的五律颇受他的影响。七言律诗,我觉得没有一首能满意的,所以我做了几首之后就不做了。

  现在我把我在那时做的诗钞几首在这里,也算一个时期的纪念:

  秋日梦返故居(戊申八月)

秋高风怒号,客子中怀乱。抚枕一太息,悠悠归里门。入门拜慈母,母方抚孙玩。齐儿见叔来,牙牙似相唤。拜母复入室,诸嫂同炊爨。问答乃未已,举头日已旰。方期长聚首,岂复疑梦幻?年来历世故,遭际多忧患。耿耿苦思家,听人讥斥。(玩字原作弄,是误用方音,前年改玩字。)


  军人梦(译Thomas Campbell's A Soldier's Dream)(戊申)

笳声销歇幕云沉,耿耿天河灿列星。战士创痍横满地,倦者酣眠创者逝。枕戈藉草亦蘧然,时见当人影摇曳。长夜沉沉夜未央,陶然入梦已三次。梦中忽自顾,身已离行伍,秋风拂襟袖,独行殊踽踽,惟见日东出,迎我归乡土。纵横阡陌间,尽是钓游迹,时闻老农刈稻歌,又听牛羊嗥山脊。归来戚友咸燕集,誓言不复相离别。娇儿数数亲吾额,少妇情深自呜咽。举室争言君已倦,幸得归休免征战。惊回好梦日熹微,梦魂渺渺成虚愿。(刍人原作刍灵,今年改。)


  酒醒(己酉)

酒能销万虑,已分醉如泥。烛泪流干后,更声断续时。醒来还苦忆,起坐一沉思。窗外东风峭,星光淡欲垂。


  女优陆菊芬演《纺棉花》(己酉)

永夜亲机抒,悠悠念远人。朱弦纤指弄,一曲翠眉颦。满座天涯客,无端旅思新。未应儿女语,争奈不胜春!


  秋柳有序(己酉)

秋日适野,见万木皆有衰意。而柳以弱质,际兹高秋,独能迎风而舞,意态自如。岂老氏所谓能以弱者存耶?感而赋之。


但见萧飕万木摧,尚余垂柳拂人来。西风莫笑长条弱,也向西风舞一回。(西风莫笑,原作“凭君漫说”,民国五年改。长条原作“柔条”,十八年改。)

Previous

Table of Cont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