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想来略谈中国的俳文，这件事却是不大容易，因为古人对于俳谐这东西大都是没有什么好感的。刘彦和著《文心雕龙》，《谐隐》第十五云：

　　“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昔齐威酣乐而淳于说甘酒，楚襄燕集而宋玉赋好色，意在微讽，有足观者，及优旃之讽漆城，优孟之谏葬马，并谲辞饰说，抑止昏暴，是以子长编史，列传滑稽，以其辞虽倾回，意归义正也。但本体不雅，其流易弊，于是东方枚皋，糟啜醨，无所匡正而诋嫚媟弄，故其自称为赋，乃亦俳也，见视如倡，亦有悔矣。至魏文因俳说以著笑书，薛综凭宴会而发嘲调，虽抃推席（原文）而无益时用矣。然而懿文之士未免枉辔，潘岳《丑妇》之属，束皙卖饼之类，尤而效之，益以百数。魏晋滑稽，盛相驱扇，遂乃应玚之鼻方于盗削卵，张华之形比乎握舂杵，曾是莠言，有亏德音，岂非溺者之妄笑，胥靡之狂歌欤。”刘君是中国空前的文学批评家，这里把俳谐文章的经过很有条理的说出来，是难得的事，但他是正统派，即使不去看他起首的《原道》《征圣》这几章，也是一目了然的。正统派看重正经文章，俳谐当然不足齿数，但是假如这有实用，特别是在政治与风教方面，那么也还可以容许。《史记·滑稽列传》中云：

　　“太史公曰，天网恢恢，岂不大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又记优旃云：

　　“优旃者秦倡侏儒也，善为笑言，然合于大道。”意思都很相像。若是“无益时用”，那就不足道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谐不是倡也总是俳，该为士大夫所不齿的。《汉书·枚乘传》说及枚皋的事有云：

　　“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皋赋辞中自言为赋不如相如，又言为赋乃俳，见视如倡，自悔类倡也。”颜师古注云：

　　“俳，杂戏也。倡，乐人也。”又《急就章》十六云：

　　“倡优俳笑观倚庭。”颜注云：

　　“倡，乐人也。优，戏人也。俳，谓优之亵狎者也。笑，谓动作云谓皆可笑也。”盖古时倡以吹弹，优以科诨服事普天下看官，不，那时最大或唯一的看官大抵只有皇帝，有些文人也走这条路以求悦笑，正是可能的事。《滑稽列传》后褚先生记东方朔事有云：

　　“朔行殿中，郎谓之曰，人皆以先生为狂。朔曰，如朔等所谓避世于朝廷间者也，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又朔《诫子》文中有云：

　　“首阳为拙，柳惠为工。”显然表明他的态度，在金马门持戟，本来与在市场唱大鼓书无甚不同，俳谐与倡优本不必再争座位的高下，枚君乃未免发牢骚，盖不独思想欠旷达，抑亦认识之尚未明了欤？

　　不过如上边所说的情形大约也就同了汉朝一起完结了。后来的皇帝仿佛是只要听倡优的打诨就够了，文人不大能够再挨近前去说游戏话，他们的事情只有伏在地上，或是磕头颂扬功德，或是上疏强谏。他们即使有俳谐的本领，谈言微中可以解纷的机会没有了，也就无可施展，这是没有法子的事，文章写了出来只能供同好的欣赏，这时候批评家如要期望他去抑止昏暴，未免犯了时代错误的毛病了。这转变如刘彦和所说可以放在魏晋之际吧，至于转变得是好是坏，我们不能轻易赞成刘君的说法，在我个人倒觉得这是往好的一方面转的，至少是已经离开了政治与实用，不再替人家办差使了，多少可以去发达自己，虽然还不能成功为像样的一种艺术品，也总是颇有希望了吧。上文所云潘岳《丑妇》今未能详，束皙《饼赋》尚存，写做饼啖饼的情状，看起来也并不坏，如云：

　　“弱如春绵，白如秋练，气勃郁以扬布，香飞散而远遍。行人失涎于下风，童仆空嚼而斜眄，举器者舐唇，立侍者干咽。”袁淑的《俳谐文》十卷虽已失传，类书中还留下几篇，如《庐山公九锡文》中云：

　　“青脊隆身，长颊广额，修尾后垂，巨目双磔。斯又尔之形也。嘉麦既熟，实须精面，负磨回衡，迅若转电，惠我众庶，神祇获荐。斯又尔之能也。”这种咏物写事的文章我觉得也就不错，比嚼甘蔗滓似的正经文恐怕还要有意思，如《猗觉寮杂记》所云，用驴磨面的纪载也始见于此。这一类俳谐文尽管被批评家所骂，做的还是在做，我们只看韩退之的《毛颖传》便可知道。传中云：

　　“遂猎围毛氏之族，拔其豪，载颖而归，献俘于章台宫，聚其族而加束缚焉。”又云：

　　“后因进见，上将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谢，上见其发秃，又所摹画不能称上意，上嘻笑曰，中书君老而秃，不任吾用，吾尝谓君中书，君今不中书耶。”只是文不骈偶，内容正是普通的俳谐文。柳子厚作题后云：

　　“且世人之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圣人之所弃者。《诗》曰，善戏谑兮，不为虐兮。太史公书有《滑稽列传》。皆取乎有益于世者也。故学者终日讨说答问，呻吟习复，应对进退，掬溜播洒，则罢惫而废乱，故有息焉游焉之说，不学操缦，不能安弦，有所拘者有所纵也。大羹玄酒，体节之荐，味之至者，而又设以奇异小虫水草，楂梨橘柚，苦咸酸辛，虽蜇吻裂鼻，缩舌涩齿，而咸有笃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菹，屈到之芰，曾皙之羊枣，然后尽天下之奇味以足于口。”柳君为文矜张作态，不佞所不喜，上文所说滑稽有益于世非圣人所弃，本系唾余亦不足道，后边说的却对，换一句话说，笑悦本亦是人情耳。王勉夫在《野客丛书》中又论之曰：

　　“小宋状元谓退之《毛颖传》古人意思未到，所以名家。洪庆善谓《毛颖传》柳子厚以为怪，余以为乌有子虚之比。《容斋随笔》谓《毛颖传》人多以为怪，子厚独爱之，退之此作疑有所本，人自不知耳。观隋志谓《古俳谐文》三卷，如沈约《弹芭蕉文》亦载其间，乌知自古以来无《毛颖传》比者。观《蜀志》先主嘲张裕曰，昔吾居涿县，特多毛姓，东西南北皆诸毛也，涿人之称曰诸毛云云。《毛颖传》萌芽此意。其间如曰：自结绳以至秦，阴阳卜筮，占相医方，族氏山经地志，九流百家之书，皆所详悉。此意出于蔡邕成公绥《笔赋》，郭璞《笔赞》。异时文嵩作《松滋侯传》，司空图作《容成侯传》，而本朝东坡先生作罗文等传，其机杼自退之始也。”这类文章的系统说的很得要领，我们如把他拉长，可以一直接到近代。今举清初陆次云为例，在《北墅绪言》里有一篇《叶公滑厘子合传》云：

　　“春秋时有叶公，其子孙繁衍，别为四族。每族昆弟或九人或十一人，皆轻薄如纸，有有面目者，有无面目者，大约钱盈贯者皆无目面者也，其一人在钱薮中稍有面目，已为空没文矣。其二十人虽亦衣冠面目，宛然大盗，而人乐亲之，谓可藉以致富。染其习者即亲如骨肉亦互思劫夺，故人目其徒曰吊友，谓其虽获小胜必致大负，宜吊不宜贺也。济叶公之恶者又有滑厘子，兄弟六人皆以骨胜，遍身花绣，红绿灿然。素与盆成括善，出处必俱，诱人以必胜之术，人乐亲之，与叶无异。孟子尝斥之曰，徒取之彼以与此，然且不可。又曰，死矣盆成括。恶其小有才也。乃滑厘子曾受唐帝特赐绯衣，又为刘毅呼之即至遂尔大胜，为人艳羡，不知人每出孤注竟覆全军者皆慕是说而误之者也。是滑厘之罪更浮于叶，虽粉其骨何足赎哉。圣人曰，戒之在斗，戒之在色，良有以也。”

　　我抄这篇全文，因为是一个很好的例，他接着俳谐文的传统，却更近代化了，所以觉得更有意思。大抵俳谐文的特色有这几样。其一是讽刺。这不一定要如古人所说是对于政治社会一种匡正，仿佛是言外余韵，让人家可以寻味，不要说完就完而已。其二是游戏。在体裁上这多是拟文，如传，如九锡文，如弹章。在脚色上多是拟人，如驴为庐山公，笔为毛颖，马吊牌为叶公。在文字上是玩把戏，可以有好几样。甲是音义。有同音异字，如子夜歌云，雾露隐芙蓉，见怜不分明。又如《侯鲭录》所记，莲花里点灯，偶然而已。有同字异义，如《毛颖传》的拔其豪，《叶公滑厘子合传》的戒之在色，皆是。《文饭小品》有《怕考判》，序云：

　　“督学将至，姑熟棚厂具矣，有三秀才蕴药谋爇之，逻获验确，学使者发县，该谑庵判理具申。”判词有云：

　　“一炬未成，三生有幸。”又云：

　　“闻考即已命终，火攻乃出下策。”如三生，如考终命，都是绝妙的例。乙是形体。如《吴志》载薛综劝蜀使张奉酒，拆蜀字嘲之曰：

　　“蜀者何也？有犬为独，无犬为蜀，横目勾身，虫入其腹。”上文薛综凭宴会而发嘲调，即指此事。虽然严正的或是惜字的人见了会不大高兴，不过这实在是莫怪的事，中国文字中这种可能太多了，文人难能拒绝诱惑，据我看来也有几分可以原谅的，称扬自然亦可不必。王若虚《文辨》中有一则云：

　　“宋人多讥病《醉翁亭记》，此盖以文滑稽，曰，何害为佳，但不可为法耳。”滹南遗老洵知言哉。

　　俳谐文还有一样可能的特色是猥亵。颜师古注《急就章》云：“俳谓优之亵狎者也。”我不见得就信奉这句话，凭空去演绎出来，实在觉得这是题中应有之义，盖人是有性的生物，对于此事自有一种牵引，而双关暗示的言语于此亦特多，看笑话中即如此情形，可以知矣。牛空山著《诗志》在豳风《东山》下批云：

　　“一篇悲喜离合都从室家男女生情，开端敦彼独宿亦在车下，隐然动劳人久旷之感，后文妇叹于室，其新孔嘉，惓惓于此三致意焉。夫人情所不能已圣人弗禁，东征之士谁无父母，岂鲜兄弟，而夫妇情艳之私尤所缱切，此诗曲体人情，无隐不透，直从三军肺腑扪摅一过，而真挚婉恻，感激动人，悦以使民，民忘其死，信周公不能作也。”此言虽大可以喻小。“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这两句话说是蕴藉可，说是猥亵亦可。两间万物的情状无不是猥亵者，只看人如何的对付，如何的看。立身谨重，文章放荡，是一法也，相反的做也是别一法。俳谐文有猥亵一种，不仅是我的推量，也确是事实。敦煌鸣沙石室发现许多古写本，有一卷白行简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民国三年叶德辉刻入《双梅影闇丛书》里，叶氏跋有云：

　　“右赋出自敦煌县鸣沙山石室。确是唐人文字。注引《洞玄子》，《素女经》。在唐宋时此等房中书流传士大夫之口之文，殊不足怪，使道学家见之，必以为诲淫之书，将拉杂烧之，唯恐其不绝于世矣。”这是一个孤证，但是还可以往别处去找个陪客来。日本在后朱雀帝（1036—1045）时编有《本朝文粹》十四卷，其中收录大江朝纲所著《男女婚姻赋》一篇，大旨与白行简作相似而更简短，朝纲有《为清慎公报吴越王书》，洋洋大文，署天历元年，即五代后汉天福十二年（九四七）也。《本朝续文粹》今存十三卷，收有藤原季纲所著《阴车赞》一首，署淫水校尉高鸿撰，时为嘉保元年（一〇九四），盖与东坡同时，相传即《续文粹》之编者云。《本朝文粹》系仿姚铉的《唐文粹》而编辑，所收皆汉文，体制文字亦全仿中国，朝纲季纲之作当必有所本，其公然收入总集，亦仿佛可以证实叶君的话，在唐宋时此类文章恐怕也流传于士大夫口手之间，不甚以为怪也。晚明出来的《开卷一笑》里也有这一派的文章，不过虽然知道有屠赤水等在内，却都已用了什么道人的别号了，本来带点猥亵味的俳谐文做得好时可以很好，可是极不容易做，有如走索，弄得不好反而会跌一个狗吃矢的，况且一用别号更失了游戏里的真挚性，其不能有好成绩正是当然的事。所以我在这里只是说有此可能，若是问我从古以来有那一篇这样的好文章，我还是说不出来，白行简的《大乐赋》与张文成的《游仙窟》相仿，只算是珍异的资料而已，以云佳作则犹未也。

　　终于说的得不着要领，可是费话已经说了许多，似乎应该打住了。我上面说的是中国旧的俳谐文，他从清客文人学着戏子打诨起头，随后借了这很有点特别的汉字，利用那些弱点或特色，写出好许多骈散文，虽然不能有益于世，只如柳子厚所说息焉游焉，未始不可以自得其乐。这与日本俳文的情形很不相同，盖其一是从旧连歌蜕化成新的俳谐连歌，再由韵文转到散文去，自有一种新生命在里边，而其一则是旧体制的传衍，虽是有时也出点新机杼，总有地方像是世代书香的大家，看去颇有强弩之末之感了。我们目前很有些嘉道以来的作品，如《岂有此理》，《更岂有此理》，《文章游戏》四集，《皆大欢喜》，以至《天花乱坠》二集，要单独来谈或者也有意思，但整个看起来这已是《开卷一笑》的来孙，希望他复兴先业是不大可能的事，他们所能做到的至多也只是巴住门面而已。话虽如此，中国也可以说有他的新俳文，不过系统不很正，因为他不是俳谐文的嫡子，却是旁支或变种。我的意思是说公安竟陵派以后混合的一种新文章。公安派里有袁中郎，竟陵派有刘同人，他们两位的散文是离开了宗派传到后世来也是站得住的，但是我觉得混合的文章别有新气象，更是可喜，现在姑以张宗子作为代表。他的目的是写正经文章，但是结果很有点俳谐，你当他作俳谐文去看，然而内容还是正经的，而且又夹着悲哀。写法有极新也有极旧的地方，大抵是以写出意思来为目的，并没有一定的例规，口不择言，亦言不择事，此二语作好意讲，仿佛可以说出这特质来，如此便与日本俳谐师所说俳言俗语颇相近了。全篇似用文言，而白话随处加入，此在王谑庵也已有之，如《文饭小品》中《游满井记》云：

　　“语言嘈杂，卖饭食者邀诃（案即吆喝）好火烧，好酒，好大饭，好果子。（案果子即油炸鬼。）贵有贵供，贱有贱鬻。”张宗子《琅嬛文集》中有《五异人传》，记张紫渊云：

　　“兄九山成进士，送旗扁至其门，叔嫚骂曰，区区鳖进士，怎入我紫渊眼内。乃裂其旗，作厮养裈，锯其干作薪炊饭，碎其扁取束猪栅。”又记张瑞阳为部吏，楚王府嘱查公文，允酬八千金，瑞阳嫌少：

　　“来人曰，果得原文，为加倍之。瑞阳方小遗，寒颤作摇头状。来人曰，如再嫌少，当满二十千数。”此诸写法前人所无，不问古今雅俗，收入笔下，悉听驱使，这倒是与现代白话文相似，但是他一方面常利用成语故事，又颇有孔孟庄韩之遗风，也是很有意思的事。如《一卷冰雪文》后序云：

　　“昔张公凤翼刻《文选纂注》，一士夫诘之曰，既云《文选》，何故有诗？张曰，昭明太子所集，于仆何与。曰，昭明太子安在？张曰，已死。曰，既死不必究也。张曰，便不死亦难究。曰，何故？张曰，他读得书多。”又《夜航船》序云：

　　“昔有一僧人与一士子同宿夜航船，士子高谈阔论，僧畏慑卷足而寝。僧听其语有破绽，乃曰，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是两个人？士子曰，是两个人。僧曰，这等，尧舜是一个人两个人？士子曰，自然是一个人。僧人乃笑曰，这等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余所记载皆眼前极肤极浅之事，吾辈聊且记取，但勿使僧人伸脚则亦已矣，故即命其名曰夜航船。”《陶庵梦忆》序云：

　　“昔有西陵脚夫为人担酒，失足破其瓮，念无以偿，痴坐伫想曰，得是梦便好。一寒士乡试中式，方赴鹿鸣宴，恍然犹意非真，自啮其臂曰，莫是梦否。一梦耳，唯恐其非梦，又唯恐其是梦，其为痴人则一也。余今大梦将寤，犹事雕虫，又是一番梦呓。”陶石梁《小柴桑諵諵录》在崇祯乙亥刊行，亦记此两事，云闻诸云门湛师，盖系当时通行的传说，而文句又十九相同，则宗子抄石梁原语，有时亦抄中郎同人也。又《西湖梦寻》序云：

　　“余犹山中人归自海上，盛称海错之美，乡人竞来共舐其眼。嗟嗟，金齑瑶柱，过舌即空，则舐眼亦何救其馋哉。”原刊本署辛亥，盖在明亡后二十七年矣。《梦寻》《梦忆》二书皆宗子记其国破家亡之痛之作，而文特诙诡，砚云本《梦忆》小序说得好：

　　“兹编载方言巷咏，嘻笑琐屑之事，然略经点染，便成至文，读者如历山川，如睹风俗，如瞻宫阙宗庙之丽，殆与采薇麦秀同其感慨，而出之以诙谐者欤。”宗子文集不为世所知，光绪三年始在贵州刻板，王介臣跋云：

　　“昔惟郑广文珍见之曰，精浑胜归唐，何论二十四家耶，箧中有此，盗贼水火不能近也。竭数昼夜力抄录去，此外无人见也。”民国二十四年上海再付铅印，卢冀野跋中述刘鉴泉之语曰：

　　“近世新文艺其原盖出于浙东史派，而晚明诸家为之先河，张宗子岱实启之也。”二跋相距正一甲子，对于宗子都能有所赏识，郑君古文的鉴别力是可信的，刘君说新文学的关系也有道理，这里我们可不必再词费，只想加添一句云，这可以叫做新的俳谐文。旧俳谐文的作者一面还有他的正经文章，如韩退之作有《毛颖传》又有《原道》。有些专写俳谐文，却自居于游戏狎亵，或者只用什么道人等别号，这些就称为旧派，新派则不如此。他们有如在打球，这游戏就是正经，无论什么文章总只是一个写法，信口信手，皆成律度，三百年前公安派如此说过，现在写文章的人也是这样的做着。这样说来大有“我田引水”之意，其实也无可如何，因为这是事实。俳谐文或俳文这名称有点语病，容易被人误解为狭义的有某种特质的文章，实在未必如此，日本的松尾芭蕉横井也有，法国的蒙田，英国的阑姆与亨德，密伦与林特等，所作的文章据我看来都可归在一类，古今中外全没有关系。他的特色是要说自己的话，不替政治或宗教去办差，假如这是同的，那么自然就是一类，名称不成问题，英法曰essay，日本曰随笔，中国曰小品文皆可也。张宗子的文章我们不能学，也不可学，正如陶筠厂说渊明的诗一样，但是我们同在一条道上走着，当然感到亲近，若是《岂有此理》并以前的俳谐文看了也有兴会，则有如听朋友唱昆曲吹笛子，因自己不会吹，所以只是听听而已。廿六年五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