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裏在複雜情形下搬到另一個城市去，自己是多出來的一件行李。大約七歲，似乎已長大了，篁姊同家裏商量接我到她處住半年，我便被送過去了。

　　起初一切都是那麼模糊，重疊的一堆新印象亂在一處；老大的舊房子，不知有多少老老少少的人，樓，樓上憧憧的人影，嘈雜陌生的聲音，假山，繞着假山的水池，很講究的大盆子花，菜圃，大石井，紅紅綠綠小孩子，穿着很好看或粗糙的許多婦人圍着四方桌打牌的，在空屋裏養蠶的，曬乾菜的，生活全是那麼混亂繁複和新奇。自己卻總是孤單，怯生，寂寞。積漸地在紛亂的周遭中，居然掙扎出一點頭緒，認到一個凝固的中心，在寂寞焦心或怯生時便設法尋求這中心，抓緊它，旋繞着它，要求一個孩子所迫切需要的保護，溫暖，和慰安。

　　這凝固的中心便是一個約摸十七歲年齡的女孩子。她有個苗條身材，一根很黑的髮辮，扎着大紅絨繩。兩隻靈活真叫人喜歡黑晶似的眼珠；和一雙白皙輕柔無所不會的手。她叫做文珍。人人都喊她文珍，不管是梳着油光頭的婦女，扶着柺杖的老太太，剛會走路的“孫少”，老媽子或門房裏人！

　　文珍隨着喊她的聲音轉，一會兒在樓上牌桌前張羅，一會兒下樓穿過廊子不見了，又一會兒是哪個孩子在後池釣魚，喊她去尋釣竿，或是另一個迫她到園角攀摘隔牆的還不熟透的桑椹。一天之中這扎着紅絨繩的髮辮到處可以看到，跟着便是那靈活的眼珠。本能的，我知道我尋着我所需要的中心，和駱駝在沙漠中望見綠洲一樣。清早上寂寞地踱出院子一邊望着銀紅陽光射在藤蘿葉上，一邊卻盼望着那扎着紅絨繩的辮子快點出現。湊巧她過來了；花布衫熨得平平的，就有補的地方，也總是剪成如意或桃子等好玩的式樣，雪白的襪子，青布的鞋，輕快地走着路，手裏持着一些老太太早上需要的東西，開水，臉盆或是水菸袋，看着我，她就和藹親切地笑笑：

　　“怎麼不去吃稀飯？”

　　難爲情地，我低下頭。

　　“好吧，我帶你去。盡怕生不行的呀！”

　　感激的我跟着她走。到了正廳後面(兩張八仙桌上已有許多人在吃早飯)，她把東西放在一旁，攜着我的手到了中間桌邊，順便地喊聲：“五少奶，起得真早！”等五少奶轉過身來，便更柔聲地說：“小客人還在怕生呢，一個人在外邊吹着，也不進來吃稀飯！”於是把我放在五少奶旁邊方凳上，她自去大鍋裏盛碗稀飯，從桌心碟子裏挾出一把油炸花生，揀了一角有紅心的鹽鴨蛋放在我面前，笑了一笑走去幾步，又回頭來，到我耳朵邊輕輕地說：

　　“好好地吃，吃完了，找阿元玩去，他們早上都在後池邊看花匠做事，你也去。”或是：“到老太太后廊子找我，你看不看怎樣挾燕窩？”

　　紅絨髮辮暫時便消失了。

　　太陽熱起來，有天我在水亭子裏睡着了，睜開眼正是文珍過來把我拉起來，“不能睡，不能睡，這裏又是日頭又是風的，快給我進去喝點熱茶。”害怕的我跟着她去到小廚房，看着她拿開水沖茶，聽她嘴裏哼哼地唱着小調。篁姊走過看到我們便喊：“文珍，天這麼熱你把她帶到小廚房裏做什麼？”我當時真怕文珍生氣，文珍卻笑嘻嘻地：“三少奶奶，你這位妹妹真怕生，總是一個人悶着，今天又在水亭裏睡着了，你給她想想法子解解悶，這裏怪難爲她的。”

　　篁姊看看我說：“怎麼不找那些孩子玩去？”我沒有答應出來，文珍在篁姊背後已對我擠了擠眼，我感激地便不響了。篁姊走去，文珍拉了我的手說：“不要緊，不找那些孩子玩時就來找我好了，我替你想想法子。你喜歡不喜歡拆舊衣衫？我給你一把小剪子，我教你。”

　　於是面對面我們兩人有時便坐在樹蔭下拆舊衣，我不會時她就叫我幫助她拉着布，她一個人剪，一邊還同我講故事。指着大石井，她說：“文環比我大兩歲，長得頂好看了，好看的人沒有好命，更可憐！我的命也不好，可是我長得老實樣，沒有什麼人來欺侮我。”文環是跳井死的丫頭，這事發生在我未來這家以前，我就知道孩子們到了晚上，便互相逗着說文環的鬼常常在井邊來去。

　　“文環的鬼真來麼？”我問文珍。

　　“這事你得問芳少爺去。”

　　我怔住不懂，文珍笑了，“小孩子還信鬼麼？我告訴你，文環的死都是芳少爺不好，要是有鬼她還不來找他算賬，我看，就沒有鬼，文環白死了！”我仍然沒有懂，文珍也不再往下講了，自己好像不勝感慨的樣子。

　　過一會她忽然說：

　　“芳少爺講書倒講得頂好了，我替你出個主意，等他們早上講詩的時候，你也去聽。背詩挺有意思的，明天我帶你去聽。”

　　到了第二天她果然便帶了我到東書房去聽講詩。八九個孩子看到文珍進來，都看着芳哥的臉。文珍滿不在乎地坐下，芳哥臉上卻有點兩樣，故作鎮定地向着我說：

　　“小的孩子，要聽可不準鬧。”我望望文珍，文珍抿緊了嘴不響，打開一個布包，把兩本唐詩放在我面前，輕輕地說：“我把書都給你帶來了。”

　　芳哥選了一些詩，叫大的背誦，又叫小的跟着念；又講李太白怎樣會喝酒的故事。文珍看我已經很高興地在聽下去，自己便輕腳輕手地走出去了。此後每天我學了一兩首新詩，到晚上就去找文珍背給她聽，背錯了她必提示我，每背出一首她還替我抄在一個本子裏——如此文珍便做了我的老師。

　　五月節中文珍裹的糉子好，做的香袋更是特別出色，許多人便託她做，有的送她緞面鞋料，有的給她舊布衣衫，她都一臉笑高興地接收了。有一天在她屋子裏玩，我看到她桌子上有個古怪的紙包；我問她裏邊是些什麼，她也很稀奇地說連她都不知道。我們兩人好奇地便一同打開看。原來裏邊裹着是一把精緻的摺扇，上面畫着兩三朵菊花，旁邊細細地寫着兩行詩。

　　“這可怪了，”她喊了起來，接着眼珠子一轉，彷彿想起什麼了，便輕聲地罵着，“鬼送來的！”

　　聽到鬼，我便聯想到文環，忽然恍然，有點明白這是誰送來的！我問她可是芳哥？她望着我看看，輕輕拍了我一下，好脾氣地說：“你這小孩子家好懂事，可是，”她轉了一個口吻，“小孩子家太懂事了，不好的。”過了一會，看我好像很難過，又笑逗着我：“好嬌氣，一句話都吃不下去！輕輕說你一句就值得撅着嘴這半天！以後怎做人家兒媳婦？”我羞紅了臉便和她鬧，半懂不懂地大聲念扇子上的詩。這下她可真急了，把扇子奪在手裏說：“你看我稀罕不稀罕爺們的東西！死了一個丫頭還不夠呀？”一邊說一邊狠狠地把扇子撕個粉碎，伏在牀上哭起來了。

　　我從來沒有想到文珍會哭的，這一來我慌了手腳，爬在她背上搖她，一直到自己也哭了，她纔回過頭來說，“好小姐，這是怎麼鬧的，快別這樣了。”替我擦乾了眼淚，又哄了我半天。一共做了兩個香包才把我送走。

　　在夏天有一個薄暮裏大家都出來到池邊乘涼看荷花，小孩子忙着在後園裏捉螢火蟲，我把文珍也拉去繞着假山竹林子走，一直到了那扇永遠鎖閉着的小門前邊。阿元說那邊住的一個人家是革命黨，我們都問革命黨是什麼樣子。要爬在假山上面往那邊看。文珍第一個上去，阿元接着把我推上去。等到我的腳自己能立穩的時候，我纔看到隔壁院裏一個剪髮的年輕人，仰着頭望着我們笑。文珍急着要下來，阿元卻正擋住她的去路。阿元上到山頂冒冒失失地便向着那人問：“喂，喂，我問你，你是不是革命黨呀？”那人皺一皺眉又笑了笑，問阿元敢不敢下去玩，文珍生氣了說阿元太頑皮，自己便先下去把我也接下去走了。

　　過了些時，我發現這革命黨鄰居已同阿元成了至交，時常請阿元由牆上過去玩，他自己也越牆過來同孩子們玩過一兩次。他是個東洋留學生，放暑假回家的，很自然地我注意到他注意文珍，可是一切事在我當時都是一片模糊，莫名其所以的。文珍一天事又那麼多，有時被孩子們糾纏不過，總躲了起來在樓上挑花做鞋去，輕易不見她到花園裏來玩的。

　　可是忽然間全家裏空氣突然緊張，大點的孩子被二少奶老太太傳去問話；我自己也被篁姊詢問過兩次關於小孩子們爬假山結交革命黨的事，但是每次我都咬定了不肯說有文珍在一起。在那種大家庭裏廝混了那麼久，我也積漸明白做丫頭是怎樣與我們不同，雖然我卻始終沒有看到文珍被打過。

　　經過這次事件以後，文珍漸漸變成沉默，沒有先前活潑了。多半時候都在正廳耳房一帶，老太太的房裏或是南樓上，看少奶奶們打牌。僅在篁姊生孩子時，晚上過來陪我剪花樣玩，幫我寫兩封家信。看她樣子好像很不高興。

　　中秋前幾天阿元過來；報告我說家裏要把文珍嫁出去，已經說妥了人家，一個做生意的，長街小錢莊裏管賬的，聽說文珍認得字，很願意娶她，一過中秋便要她過門，我一面心急文珍要嫁走，卻一面高興這事的新鮮和熱鬧。

　　“文珍要出嫁了！”這話在小孩子口裏相傳着。但是見到文珍我卻沒有勇氣問她。下意識地，我也覺到這樁事的不妙；一種黯淡的情緒籠罩着文珍要被嫁走的新聞上面。我記起文珍撕扇子那一天的哭，我記起我初認識她時她所講的文環的故事，這些記憶牽牽連連地放在一起，都似乎叫我非常不安。到後來我忍不住了，在中秋前兩夜大月亮和桂花香中看文珍正到我們天井外石階上坐着時，上去坐在她旁邊，無暇思索地問她：

　　“文珍，我同你說。你真要出嫁了麼？”

　　文珍擡頭看看樹枝中間月亮：

　　“她們要把我嫁了！”

　　“你願意麼？”

　　“什麼願意不願意的，誰大了都得嫁不是？”

　　“我說是你願意嫁給那麼一個人家麼？”

　　“爲什麼不？反正這裏人家好，於我怎麼着？我還不是個丫頭，穿得不好，說我不愛體面，穿得整齊點，便說我閒話，說我好打扮，想男子！……說我……”

　　她不說下去，我也默然不知道說什麼。

　　“反正，”她接下去說，“丫頭小的時候可憐，好容易捱大了，又得遭難！不嫁老在那裏磨着，嫁了不知又該受些什麼罪！活該我自己命苦，生在凶年……親爹嬤背了出來賣給人家！”

　　我以爲她又哭了，她可不，忽然立了起來，上個小山坡，踮起腳來連連折下許多桂花枝，拿在手裏嗅着。

　　“我就嫁！”她笑着說，“她們給我說定了誰，我就嫁給誰！管他呢，命要不好，遇到一個醉漢打死了我，不更乾脆？反正，文環死在這井裏，我不能再在他們家上吊！這個那個都待我好，可是我可伺候夠了，誰的事我不做一堆？不待我好，難道還要打我？”

　　“文珍，誰打過你？”我問。

　　“好，文環不跳到井裏去了麼，誰現在還打人？”她這樣回答，隨着把手裏桂花丟過一個牆頭，想了想，笑起來。我是完全地莫名其妙。

　　“現在我也大了，閒話該輪到我了，”她說了又笑，“隨他們說去，反正是個丫頭，我不怕！……我要跑就跑，跟賣布的，賣糖糕的，賣餛飩的，擔臭豆腐挑子沿街喊的，出了門就走了！誰管得了我？”她放聲地咭咭呱呱地大笑起來，兩隻手拿我的額髮辮着玩。

　　我看她高興，心裏舒服起來。尋常女孩子家自己不能提婚姻的事，她竟說要跟賣臭豆腐的跑了，我暗暗稀罕她說話的膽子，自己也跟說瘋話：“文珍，你跟賣餛飩的跑了，會不會生個小孩子也賣餛飩呀？”

　　文珍的臉忽然白下來，一聲不響。

　　××錢莊管賬的來拜節，有人一直領他到正院裏來，小孩們都看見了。這人穿着一件藍長衫，罩一件青布馬褂，臉色烏黑，看去真像有了四十多歲，背還有點駝，指甲長長的，兩隻手老筒在袖裏，頑皮的大孩子們眼睛骨碌碌地看着他，口上都在輕輕地叫他新郎。

　　我知道文珍正在房中由窗格子裏可以看得見他，我就跑進去找尋，她卻轉到老太太牀後拿東西，我跟着纏住，她總一聲不響。忽然她轉過頭來對我親熱的一笑，輕輕地，附在我耳後說，“我跟賣餛飩的去，生小孩，賣小餛飩給你吃。”說完撲哧地稍稍大聲點笑。我樂極了就跑出去。但所謂“新郎”卻已經走了，只聽說人還在外客廳旁邊喝茶，商談親事應用的茶禮，我也沒有再出去看。

　　此後幾天，我便常常發現文珍到花園裏去，可是幾次，我都找不着她，只有一次我看見她從假山後那小路回來。

　　“文珍你到哪裏去？”

　　她不答應我，僅僅將手裏許多雜花放在嘴邊嗅，拉着我到池邊去說替我打扮個新娘子，我不肯，她就回去了。

　　又過了些日子我家來人接我回去，晚上文珍過來到我房裏替篁姊收拾我的東西。看見房裏沒有人，她把洋油燈放低了一點，走到牀邊來同我說：

　　“我以爲我快要走了，現在倒是你先去，回家後可還記得起來文珍？”

　　我眼淚掛在滿臉，抽噎着說不出話來。

　　“不要緊，不要緊。”她說，“我到你家來看你。”

　　“真的麼？”我伏在她肩上問。

　　“那誰知道！”

　　“你是不是要嫁給那錢莊管賬的？”

　　“我不知道。”

　　“你要嫁給他，一定變成一個有錢的人了，你真能來我家麼？”

　　“我也不知道。”

　　我又哭了。文珍搖搖我，說：“哭沒有用的，我給你寫信好不好？”我點點頭，就躺下去睡。

　　回到家後我時常盼望着文珍的信，但是她沒有給我信。真的革命了，許多人都跑上海去住，篁姊來我們家說文珍在中秋節後快要出嫁以前逃跑了，始終沒有尋着。這消息聽到耳裏同雷響一樣，我說不出的牽掛、擔心她。我鼓起勇氣地問文珍是不是同一個賣餛飩的跑了，篁姊驚訝地問我：

　　“她時常同賣餛飩的說話麼？”

　　我搖搖頭說沒有。

　　“我看，”篁姊說，“還是同那革命黨跑的！”

　　一年以後，我還在每個革命畫冊裏想發現文珍的情人。文珍卻從沒有給我寫過一封信。

　　原載1936年6月14日《大公報·文藝副刊》第16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