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翻檢《東坡全集》，爲找一點材料，忽然看到這多才多能的文人的一篇《卻鼠刀銘》。讀過後，很以爲有意思，比起《毛穎傳》等只以俏皮見長的幽默文是另有一種境界。
野人有刀，不愛遺餘。長不滿尺，劍鉞之餘。文如連環，上下相繆；錯之則見，或漫如無。昔所從得，戒以自隨，畜之無害，暴鼠是除。
有穴於垣，侵堂及室，跳牀撼幕，終夕窣窣。叱訶不去，啖齧棗慄，掀杯舐缶，去不遺粒。不擇道路，仰行躡壁。家爲兩門，窘則旁出。輕趫捷猾，忽不可執。吾刀入門，是去無跡。
又有甚者：聚爲怪妖，晝出羣鬥，相視睢盱，舞於端門，與王雜居。貓見不噬，又乳於家。
狃於永氏，謂世皆然。亟磨吾刀，槃水致前。炊未及熟，肅然無蹤，物豈有是，以爲不誠。試之彌旬，爲凜以驚！
夫貓鷙禽，夜巡晝伺。拳腰弭耳，目不及顧，須搖於穴，走赴如霧。碎首屠腸，終不能去。是獨何爲，宛然尺刀，匣而不用，無有爪牙，彼孰爲畏，相率以逃。嗚呼，嗟夫！吾苟有之，不言而喻，是亦何勞！
節錄不宜，只有分段全抄。像這樣小文字在“如海”的蘇東坡的文集中不甚引人注意。且不管他的主旨是在諷刺還在譴責，他的態度是嚴重，還是幽默，讀過後，總會使你想象到那有連環文的野人之刀的鋒芒。刀一入門，狡鼠無跡；鋒沒試用，它的威力比起能使鼠輩碎首屠腸的貓子都厲害得多，那無怪痛恨羣鼠的“謫居人”沾沾自喜，言之有味了。
似乎鼠類在中國文人的觀念中絕無好感，從《詩經》上的《碩鼠》說起，便把這晝伏夜動，行蹤詭祕，貪狠，狡猾的小動物比做貪夫，比做作惡多端而毫無光明氣象的“小人”。（對不起，以下我要引幾句註疏家的解釋。）
據註疏家將《碩鼠》之“碩”作大字講，又一說是碩鼠即《爾雅》的鼫鼠。翟元解釋此種小動物是：
鼫鼠晝伏夜行，貪猥無已。
郭璞注《爾雅》說：
鼫鼠形大如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
因爲這類貪猥無已的田鼠把辛苦經營的禾稼吃得太多了，詩人只好講求“避地主義”，向“愛得我所”的地方逃跑。這比起“苛政猛於虎”來也不相上下。剝削，貪狠，煩擾不勝，力不能抗，結果只好往逃避上着想。固然是詩人的怯懦，然亦足見詩人對於鼠類的反感是如何的深切了。
再其次是“鼠思泣血”，“癙憂以癢”，據說鼠與癙意通用，作爲心憂憊之病解，《淮南子·說山訓》中“狸頭已癙”，癙作病解。俞樾的《詩名物證》，亦如此解釋。
以癙作病講，所以這一篇詩的下文有“父母生我，胡俾我愈”的憂傷悲痛的思想。但從利害上看，不要說鼠子最容易作病菌的傳播，即是無科學知識的古人，從行爲與態度上早已把這類生物比作幽憂，疾病，古詩中如此，後來的詩人一提到它只有憎嫌而無好感，不像阿貓，阿狗，燈蛾，飛雀，甚至蝙蝠，蜘蛛，尚可在詩人的筆下留一點情分。據說溫柔敦厚之教原是詩人的本分，何以他們看鼠子連討人厭的蒼蠅還不如呢？
豈止是詩人，據習俗與傳說上，我們知道無論什麼人總不會對於這種動物有何同情與些些的溫感罷。
文語中的“鼠竊”，小說中的“鼠輩”，盡力形容，沒曾把它們比作光明正大的人物。雖然，《七俠五義》中有《五鼠》，按照作史的筆法，不論其武藝如何高強，總歸被“御貓”收伏了去。一樣的渾號，當然含有褒貶的意義，真是鼠子的永劫的悲哀！往古來今，它們永久在人類的口中，筆下，得不到一點點的同情——然而它們卻也是永恆的跳躍，貪狡，繁其族類。尤其是在中國這麼便利的地方，管它有如何厲害的詛咒，而鼠類的繁殖活動卻十分自由。
從蘇東坡這篇文字上看，不信任能捉鼠的貓，卻崇奉着“匣而不用”的刀！從空想中覺得刀有魔力，刀有神通，既無爪牙。更不用它的利鋒。神物一出，所有爲惡多端的鼠子便逃得無蹤無形。
雖說是文人的無可奈何之思，然而誇大的詛咒與無力量的希求終歸是弱者的表現吧？
如果那把寶刀真要輕用其鋒，實行碎首，屠腸，與鼠輩相見於戰場，效果如何當可想見。對“拳腰弭耳”的武士輕視，到頭來卻難免折了鋒芒把刀的神威露了底子，反而成爲歌頌者失望的悲嘆了。
文人的口頭報復任管是誅，是伐，是義正，詞嚴；——向空中樓閣去催開意象中的花朵，其實那些花朵很容易墜落下來。“聊以快意”是文人的傳統的思想，而且也是他們的空虛的權威。自然不能說毫無效果，然而刀雖是寶，實際上鼠仍橫行，大有“……我自爲之，不能著物的刀鋒於我何干”之概！
於是千古一例的手無寸鐵的文人們，只好從文字的變化上泄氣，然而這也並非容易的事，例禁恆多，“腹誹，口語”，都犯忌諱，何況要比物興感，用筆爲鋒！就是東坡的一生潦倒，文字的風頭也給他不少的打擊。所以雖在勸人的函札中還有“憂患雖已過，更宜慎口以安晚節”，（《與李方叔書》）的惴惴話，以及“好詩衝口誰能擇，俗子疑人未遣聞”（《重寄一首》）的左右爲難的悒鬱心情。他一生的曠達蕭散，也正是他的“憂讒畏譏”的另一面吧？無可如何中借文字的自由使情感上痛快一下，我們讀過《卻鼠刀銘》，雖然嘆息文人的技倆終屬文人，而一段深感卻不能不與之共鳴。
由東坡的書信記序中可以窺見這位好多言又忐忑不安的詩人的心理。
蒙示諭過重，雖愛念如此，然憂畏之餘未忘憂畏，朋友當思有以保全之者！過實之譽，願爲掩諱之也。（《答王幼安三首之一》）
……自念明於處己，暗於接物，其不可，至死以不喜，故譏罵隨之。抑足恤乎？將從從然與之合乎？身且老矣，家且窮矣，與物日忤而取途且遠矣！將明滅如草上之螢乎？浮沉如水中之魚乎？陶者能元而不能方；矢者能直而不能曲，將爲陶乎，將爲矢乎？……（《送張道士序》）
餘性不慎語言，與人無親疏輒抒寫腑臟，有所不盡，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密州通判廳題名記》）
由這幾段擇錄的文字上看，他不但惴惴於宦途的憂畏，連語言的不慎也感到招惹是非。小資產階級的心理衝突又是千古一例。那麼，他有許多憎恨的事不能直說，委曲而言，又不爽快，便借物抒感，《卻鼠刀銘》是一個最好的證明。
除卻東坡的個人惡鼠，從別種詩文集中，我們也可得到類此的例句。說是詩人善於比物，善於諷刺，固然不錯，其實不敢直說，不能直說的言論不自由的苦衷可也在這類文章上浮現着。
蘇氏這篇文與袁子才的“不輕用其鋒”的話似乎相去很遠，但仔細想想何嘗沒有一點想象上的連鎖。刀雖磨快，只是擺擺架子，用不到它去上戰場，不用之用，便能奏“治平”之效，使作惡多端的人望影而逃。到頭還是用不到它去效力。這與不輕用其鋒的道理是一，是二？自然，實用起來準是不如搖須走霧的狸貓可以立見功勞。……由此，使深心的讀者覺到文人無一點實力，只能在想象上求慰安，只能文字上擺陣勢；雖然有時也可用“一支毛錐勝過十萬毛瑟”的大話“聊以自娛”，但文人筆下的勇敢卻含有他的永恆的悲哀。
不過我對於這種文字也有同情的讚美，由於真感的誇大，與近乎虛妄的乞求，即使是過分；即使在事實上是無效果，然而作者的態度還正經，他的愛與憎都有火熱的真情。不模棱，不隔岸觀火，不輕薄，也不是敷衍，就在讀者能直接感到他的內在深藏的悲哀這一點上，他的文字便有一點功效，雖然是不免於浮誇。
“沒有惡我們能有善的觀念麼？沒有恨能有愛麼？沒有醜能有美麼？我們應該感謝罪惡和悲愁，有了它們地球纔是可以居住的，生命纔有活的價值的。”（法朗士語從顧譯）極度的憎恨正是熱誠噴發的源泉。因憎恨之至，不得已在文字上獲得痛快的慰安，誇大與不切事實又何妨呢。文學作品自有其“假象”在。原不是一定的尺寸去做一個適合的匣子把作品裝得下的。
即有刀不能卻鼠，而它的空想中的利鋒卻也永遠不曾在有真誠的愛與憎的人心中缺折，生鏽。理想中的正義無論在何種時代還是一樣的光明閃耀。口誅，筆伐，自然不關痛癢，而貪猥無已的鼠類也許有點自警吧？其重要的功效是在得到多數讀者的同情。
不過東坡也何嘗不致慨於徒自快意的無可奈何的心境？“吾苟有之，不言而喻”，正是“手無斧柯，奈龜山何？”古老詩人的矛盾心理與其感傷，自己說得這樣的清晰，這又何待我們的解釋與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