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忍与自由治学方法

  在这样的热天,承诸位特别跑到这里来听我来讲话,我是觉得非常的感激。青年会的几位先生,特地组织这一个青年读书互助会,并且发起这样一个演讲周,亦非常值得赞助,在我个人,以为能够几个青年,互相地团结起来,组织读书会,或者一人读一本书,拿心得贡献给其他的会员,或者几个人读一本书,将大家所得到的结果提出来互相讨论都是非常之好,非常之好的。可是请几个人来讲演,以为这样就达到了读书会的目的,做到了读书的目的,却是未必的。今天我来讲这个“治学方法”,实在是勉强的,因为作作演讲并不是就是读书会的目的,而且这题目也空泛得无人可讲。我们知道,各种学问,都有他治学的方法,比如天文、地理、医学、社会科学,各有各的治学方法,而我居然说“治学方法”,包括得如此其广,要讲起来那就是发疯,夸大狂,但是学问的种类虽是如此其多,贯于其中的一个“基本方法”,却是普遍的,这个“基本方法”,也可以说是,或者无宁说是方法的习惯,是共同的,是普遍的,历史上无数在天文学上,在哲学上,在社会科学上,凡是有大成就的,都是因为有方法的习惯。

  三百年以前,培根说了句很聪明的话,他说,世上治学的人可分为三种,那就是,第一蜘蛛式的,亦是靠自己肚子里分泌出丝来,把网作得很美很漂亮,也很有经纬,下点雨的时候,网上挂着雨丝,从侧面看过去,那种斜光也是很美。但是虽然好,那点学问却只是从他自己的肚子造出来的。第二种是蚂蚁式的,只知道集聚,这里有一颗米,把上三三两两的抬了去,死了一个苍蝇,也把他抬了去,在地洞里堆起很多东西,能消化不能消化却不管,有用没有用也是不管,这是勤力而理解不足。第三种是蜜蜂式的,这种最高,蜜蜂采了花去,更加上一度制造,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是经过改造制造出新的成绩的。孔子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蜜蜂的方法,是又学又思,是理想的作学方法。

  一个人有天才,自然能够使他的事业得到成功,然而有天才的人,却很少很少,天才不够的人,如果能用功,有方法的训练,虽然不敢说能够赶得上天才一样的成就大,而代替天才一部分,却是可以说的,至于那些各种科学上的大伟人,那差不多天才与功力相并相辅,是千万人中之一人。

  现在说到本题,治学,第一步,我们所需要的是工具,种田要种田的工具,作工要作工的工具,打仗要有武器,也是工具。先要把工具弄好,才能开步走。治学最重要的工具就是自己的能力,基本能力。本国的语言文字,我们可以得到本国所有的东西;外国的语言文字,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外国的智识,得到过去所集聚下来的东西,完全要靠这一方面。其他就是基本智识,从中学到大学,给了我们的都是这东西,这是一把总的钥匙,尽管我们不熟练于证一个几何三角,尽管我们不能知道物理化学各个细则,但是我们要在必须要应用到的时候能够拿来用,能够对这些有理解。再其次就是设备,无论是卖田、卖地、卖首饰,我们总要把最基本的设备齐全,一些应用的辞典、表册、目录,是必需的,同时,治学的人差不多是穷士居多,很多的书不能都买全,所以就要知道我们周围的,代替我们设备的有些什么,比如北平的图书馆,那里边有些什么书能够被我所应用,比方说,协和医校制备些什么专门的书籍,以及某家藏有某种不轻易得到的秘典,某处有着某种我所需要的设备,这些这些,我们都要看清楚。

  第二部就是习惯的养成,这可以分四点来讲。第一是不要懒,无论是作工也好,种田也好,都不要懒,懒是最要不得的,学问更其如此,多用眼,不要拿人家的眼当自己的眼,多用手、耳,甚至多用自己的脚,在需要的时候,就要自己去跑一趟,必须要用自己的眼看过,自己的耳听过,自己的手摸过,甚至自己的脚走到过,这样才能称是自己的东西,才真是自己得来的。如果你要懒,那就要大懒,不要小懒,那意思就是要一劳永逸,比如说我实在懒得不得了,字典又是这样的不好查,那我就自己去作一部字典出来,那以后就可以贯彻你的懒,字典拿起来,一翻就翻着,有种种的发明的人,不是大不懒就是大懒。比方说是佛教是什么,你必须自己去翻过书,比方说我今天要跑到这里来讲讲辩证法是什么,那你一定用过眼、手、脚。把问题弄清楚,作提要作札记,这样,即使你是错误的,然而这是你的,不是别人的。第二是不苟且,上海人所谓不拆烂污,我们要一个不放过,一句不放过,一点一画不放过。在数学上一个0不放过,光是会用手,用脚,那是毛手毛脚没有用,勤要勤得好,不要勤得没有用,如果我有权能够命令诸位一定读哪本书,我就要诸位读巴斯德传,他就是不苟且,他就是注意极小极小百万分千万分之一的东西。一坛酒坏了,巴斯德找出了原因是一点点小的霉菌的侵入。一次,蚕忽然都得了病差不多就损失到二万万佛郎,那原因就是在于一点点的百万分千万分之一的一个小黄点,那是要显微镜才能看得出来的,后来找着了病,又费了几年之力,又找着了他的治法,那就是蚕吐了丝之后,变蛹,变蛾,然后蛾再生卵,就用这个蛾钉起来,弄干,拿显微镜照,如果蛾的身上发现了那种极小极小的黄点,那这个蛾所产的卵都把他烧了,就用了这个方法,省去了无数的不必需的损失。这就是一点不放过,一点不放过才能找出病源,这是真确,这是细腻。第三点就是不要轻于相信,要怀疑,要怀疑书,要怀疑人,要怀疑自己,不要轻于相信人家,“先小人而后君子”,所谓“三个不相信出个大圣人”,我对这话非常佩服,所谓“打破个砂锅问到底”,都是告诉我们要怀疑,不要太迷信了自己的手眼,要相信比我们手眼精确到一百万倍一千万倍的显微镜望远镜,不要轻于相信马克思、列宁,不要相信蔡元培,或者相信一个胡适之,无论有怎样大的名望的人,也许有错。为什么人家说六月六洗澡特别好,当铺里也要在六月六晒衣服,为什么?我们不要轻于相信有许多在我们脑子里的知识,许多小孩子时代由母亲、哥哥、姐姐,甚至老妈子、洋车夫告诉给我们的,或者是学堂里的老师,阿毛、阿狗告诉你的不一定对,王妈、李妈也不一定对,周老师、陈老师说的话也许有错,我们说“拿证据来”!鬼,我们自然不相信了,但是许多可信程度与鬼差不多的,我们还在相信,这不好。“三个不相信,出个大圣人”!这是谦卑,自以为满足了,那就不需要了,也就没有进步了,我们要有无穷尽的求知欲,要有无穷尽的虚,什么是虚?就是有空的地方,让新的东西进去。总上所说,习惯养成的大概就是如此。要有了习惯的养成,才能去做学问。

  我们普遍都知道的有什么归纳法、演绎法。归纳是靠现成的材料把他集合起来,而演绎法则是由具体的事物推测到新的结果。打个比方,今天我们在协和大礼堂讲演,就拿本地风光治病来说,某病用某药,某病用某药,都是清清楚楚,但为什么这就是猩红热,而不是虎列拉,不是疟疾,那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猩红热有某种某种症状归纳起来得出的结论,同时我们如果知道病理、生理,那我们就可以知道某部分损害了,就可以得出某种结果,就可以经旧的智识里得出新的结论,要做到这步,必须要有广博的智识。古人说,开卷有益,古人留下来的一些现成东西我们为什么不去求?不仅是自己本行内的智识要去求,即是不与本行相反的也要去求。王荆公说:“致其知而后识。”所以要博。墨子、老子的书,从前有些不能懂,到了嘉庆年间算学的传入,知道里边也有算学,随后光学、力学传入,再以后逻辑学、经济学传入,才知道墨子里边也有光学,也有力学,以及逻辑学、经济学,越是知道得多,了解一个事物、一个问题越深:头脑简单的人,拿起一个问题很好解决。比方说社会不好,那干脆来个革命,容易得很。等到知道得多一点,他解决的方法也就来得精密。巴斯德,他是学有机化学,发明霉菌,研究得深了,那这一学问就牵涉到一切的学问上去,和生理学、地质学等都可以发生关系,因为他博,所以蚕病了他可以治,酒酸了或者醋不酸了,他也可以治,其实他并没有研究过蚕酒学。动物学家也许不能治,他却能治。据说牛顿发明“万有引力”,是因为见到苹果掉在地上,我们也都看见过苹果落在地上,可是我们就没有发明“万有引力”。巴斯德说过(讲学问我总喜欢说到巴斯德):“在考查研究范围之内,机会,帮助有准备的心”。牛顿的心是有准备的,我们则没有准备。从前我看察尔斯的《世界史纲》,觉得内容太博,这里一个定理,那里一个证明,抓来就能应用,真是左右逢源,俯拾即是。其次,我们就要追求问题。一些有创造、有发明的人,都是从追求问题而来。如果诸位说先生不给问题,你们要打倒先生,学校里没有书、设备给你们解决问题,要打倒学校,这是千对万对,我是非常赞成,就是因为追求问题是千对万对。我举一个例,有一天我上庐山,领了一个小孩,那小孩有七八岁,当时我带了一付骨牌,三十二张的骨牌,预备过五关消遣,那小孩就拿骨牌在那里接龙,他告诉我把三十二牌接起来,一定一头是二,一头是五,我问他试过几回吗,他说试过几回,我一试,居然也如此,这就是能提出问题。宇宙间的问题,多得很,只要能出问题,终究就能得到结果。自然骨牌的问题是很好解决,就是牌里面只有二头与五头是单数,其他都是双数,问题发生,就得到新的发现,新的智识。有一次我给学生考逻辑学,我说,我只考你们一个问题,把过去你们以自己的经验解决了问题的一件事告诉我,其中一个答得很有意思。他晚上看小说,煤油灯忽然灭了,但是灯里面还有油,原因是灯带短吸不起油,这怎么办呢,小说不能看完,如果灯底下放两个铜子垫起来,煤油也仍是不会上来的,他后来忽然想起从先学校里讲过煤油是比水轻,所以他就在里边灌上水,油跑到上面,灯带吸着油,小说就看完了。这都是从实际里提出问题,得到新的学问,所以无论是学工业,学农业,学经济,第一就是提出问题,第二就是提出许多假定的解决,第三就是提出假定解决人(甲、乙、丙),最后求得证实。如果你不能从旧的里面得出新的东西来,以前所学即是无用,所谓“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就如我说煤油灯这一个故事。

  最后还要说一点,书本子的路,我现在觉得是走不通了,那只能给少数的人,作文学,作历史用的。我们现在所缺的,是动手。报纸上宣传着学校里要取消文科、法科,那不过是纸上谈兵,事实上办不到,如果能够办到,我是非常赞成,我们宁可能够打钉打铁,目不识丁,不要紧,只是在书堆里钻,在纸堆里钻,就只能作作像。我胡适之这样的考据家,一点用没有。中国学问并不是比外国人差,其实也很精密,可是中国的顾亭林等学者在那里考证音韵,为了考证古时这个字,读这个音不是读那个音,不惜举上一百六七十个例!可是外国牛顿,他们都在注意苹果掉地,在发明望远镜、显微镜,看天看地,看大看到无穷,看小也看到无穷,能和宇宙间的事物混作一片,那才是作学问的真方法。

  到这里差不多讲完了。在上面我举了培根所说的三个畜生,这里我再加上一对畜生,来比方治学的方法。你们都知道龟兔赛跑的故事,兔子虽然有天才,却不能像乌龟那样拼命地爬,所以达到目的的是乌龟而不是兔子。治学的方法也是如此,宁可我们没有天才拼命的努力,不可自恃天才去睡一大觉;宁可我们作乌龟,却不可去当兔子,所以我们的口号是:“兔子学不得,乌龟可学也!”自然最好是能够龟兔合而为一。

原载1932年7月10日至12日北平《世界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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