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三個都不想作英雄。年歲，知識，理想，都不許他們還沉醉在《武松打虎》或《單刀赴會》那些故事中；有那麼一個時期，他們的確被這種故事迷住過；現在一想起來，便使他們特別的冷淡，幾乎要否認這是自己的經驗，就好似想起幼年曾經偷過媽媽一毛錢那樣。
　　他們三個都不想作漢奸。年歲，知識，理想，都不許他們隨便的跪在任何人的面前。
　　可是，他們困在了亡城之中。在作英雄與漢奸之間，只還有一個縫子留給他們——把忠與奸全放在一邊，低首去作行屍走肉：照常的吃喝，到極難堪的時節可以喝兩杯酒，醉了就矇頭大睡。這很省事，而且還近乎明哲保身。
　　是的，鑽到這縫隙中去，的確是沒辦法中的辦法。論力氣，三個人湊在一起，不過只能搬起一塊石頭來。就說能把塊石頭拋出去，而恰好能碰死一個敵人，有什麼用處呢？三個人絕對抵不了成羣的坦克車與重炮。論心路，三個人即使能計劃出救亡綱要來，而刺刀與手槍時刻的在他們的肋旁；捆赴行刑場去的囚徒是無法用知識自救的。簡直無法可想。王文義是三個中最強壯的一個。差一年就在大學畢業了；敵人的炮火打碎他的生命的好夢。假若他願意等着文憑與學士的頭銜，他便須先承認自己是亡國奴。奴才學士容或有留學東洋的機會，當他把祖宗與民族都忘記了的時候。他把牆上的一面小鏡打得粉碎，鏡中那對大而亮的眼，那個寬大的腦門，那個高直的鼻子，永將不能被自己再看見，直到國土收復了的一天。忘了祖國與民族？且先忘了自己吧！被暴力征服的人怎能算作人呢？他不想作個英雄，可是隻有犧牲了自己纔算是認識了這時代給予的責任。這時代意義只能用血去說明。
　　他把範明力和吳聰找了來，兩個都是他的同年級而不同學系的學友。範明力的體格比不上王文義，可也不算怎樣的弱。眼睛不大水靈，嘴脣很厚，老老實實的象箇中年的教師似的。吳聰很瘦，黃黃的臉，窄胸，似乎有點肺病；眼睛可很有神，嗓音很大，又使人不忍得說他有病。他的神氣比他的身體活潑得多。
　　“有了辦法沒有？”王文義並沒有預備下得到什麼滿意的回答的希望。反之，他卻是想說出他的決定。
　　範明力把眼皮搭拉下去，嘴角微微往上兜着，作爲不便說什麼的表示。
　　“我們逃吧？”吳聰試着步兒說，語聲不象往日那麼高大，似乎是被羞愧給管束住。
　　“逃？”王文義低聲的問，而後待了半天才搖了搖頭：“不，不能逃！逃到哪裏去？爲什麼逃？難道這裏不是我們的土地？”“我也這麼問過自己，”吳聰的語聲高了些，“我並不一定要逃。我是這麼想：咱們死在這裏太可惜，而且並沒有什麼好處。”
　　“是的，我們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可惜；三個人的力量太小，無益。”王文義點着頭說。忽然，他立了起來，提高了語聲象個演說家想到了些激烈的話似的：“可是，亡國奴是沒有等級的，一個大學生和一個洋車伕沒有絲毫的分別，再從反面來說不願作亡國奴的也沒有等級，命都是一樣的，血，沒有高低；在爲國犧牲上，誰的血灑在地上都是同樣的有價值。愛國不愛國，一半是決定於知識，一半是決定於情感。在爲民族生存而決鬥的時候，我們若是壓制着情緒，我們的知識便成了專爲自私自利的工具。保護住自己，在這時候，便沒有了羞恥。站在鬥爭的外邊，我們便失了民族的同情與共感。去犧牲，絕不僅是爲作英雄；死是我們每個人應盡的義務，不是什麼特別的光榮。想偷生的人說死最容易，決定去犧牲的人知道死的價值。我不逃，我要在這裏死。死的價值不因成就的大小，而是由死的意志與原因，去定重輕。”“我明白了你的意思！”範明力的厚嘴脣好象是很吃力的樣子掀動着。“死不爲是急速結束這一生，而是把一點不死的精神傳延下去。”
　　“我再說，”王文義的寬腦門上漲出些紅亮的光：“我不是什麼英雄主義，而是老實的盡國民的責任。英雄主義者是乘機會彰顯自己，盡責的是和同胞們死在一塊，埋在一塊，連塊墓碑也沒有。”
　　“好吧，”吳聰把窄胸挺起來，“說你的辦法吧！我願意陪伴着你們去死！”
　　“我們先立誓！”
　　吳範二人也都立起來。
　　“吳聰，範明力，王文義，願爲國家而死，爭取民族的永遠獨立自由；我三人的身體與姓名將一齊毀滅，而精神與正義和平永在人間！”
　　“永在人間！”吳範一齊應聲。
　　一種純潔的微笑散佈在他們的臉上，他們覺得死最甜蜜，犧牲是最崇高的美麗，全身的血好象花蜜似的漾溢着芬香。他們心平氣和的商議着實際的辦法。最難決定的——死——已被決定了，他們用不着再激昂慷慨的呼喊，而須把最高的智慧拿出來，用智慧配合着勇敢，走到那永遠光明的路上去。他們耳中彷彿聽到了微妙的神聖的呼召，所以不慌不怕；他們的言語中有些最美妙的律動。象是迴應着那呼召，而從心絃上顫出民族復興的神樂。
　　***
　　在驢兒衚衕的口上，無論冬夏老坐着一個老婆婆。灰塵彷彿沒有撲落過來的膽氣，她老是那麼幹淨。窮困沒有能征服了她，她那隨着年紀而下陷的眼中，永遠深藏着一些和悅親善的光，無選擇的露給一切的人。她的職業是給窮人們縫補縫補破鞋爛襪子；眼還沒有花，可是手總髮顫，作不來細活計了。她的副業是給一切過路人一點笑意，和替男女小學生們，洋車伕們，記着誰誰剛纔往南去了，或誰誰今天並沒有從這裏經過，而是昨天太陽偏西的時候向北去了。這個副業是純粹義務的，唯一的報酬是老少男女都呼她“好媽媽”。有人說，她本是姓“郝”的。
　　城陷後，衚衕口上好幾天沒有好媽媽的影兒。大家似乎沒理到這件事，因爲大家也都沒敢出來呀；即使大着膽出來，誰還顧得注意她：國土已丟失，一位老媽媽的存亡有什麼可驚異的呢？
　　可是，她到底又坐在那裏了。一切還是那樣，但她不能再笑臉迎人。還是那樣的一切中卻多了一些什麼：她所認識的旗子改了顏色，她所認識的人還作着他們的事，拉車的拉車，賣菜的賣菜，可是臉上帶着一層羞愧。她幾乎不敢再招呼他們。那些男女小學生都不上學了，低着頭走來走去，連義勇軍進行曲也不再唱。大街上依然有車有馬，但是老有些出喪的味兒，雖在陽光之下，而顯着悲苦慘淡。
　　活了六十多歲，她經過多少變亂，受過多少困苦，可是哪一次也不象這次這麼使她感到憤恨，憤恨壓住了她的和悅，象夢中把手壓在了胸上那麼難過。她看見了成羣的坦克車在馬路上跑，結陣的飛機在空中飛旋，整車的我們青年男女捆往敵營去吃槍彈，大批的我們三四十歲的壯漢被鎖了去……這些都不足引起她的恨怒，假如這些事底下沒有“日本”這兩個字。活了六十多年了，她不懷恨任何人，除了日本。她不識字，沒有超過吃喝嫁娶穿衣住房的知識，不曉得國家大事，可是她知道恨日本。日本一向是在人們的口中，在她的耳邊，在她的心裏，久已湊成一塊病似的那麼可恨。沒有理由，沒有解釋，她恨日本。只有恨日本，她彷彿渺茫的才覺得她還知道好歹，不是個只顧一日三餐的畜生。現在，滿天飛的，遍地跑的，殺人的，放火的，都是日本，而日本這兩個字已經不許她高聲的說出，只能從齒縫脣邊擠擦出來。象牛羊在走向屠場時會淚落那樣，她直覺的感到不平與不安。
　　最使她不痛快的，是馬路那邊站崗的那個兵。她對誰都想和善，可是對這個兵不能笑着點點頭。他的長刺刀老在槍上安着，在秋陽下閃着白亮亮的冷光，他的腳是那麼寬，那麼重，好象唯恐怕那塊地會跑開似的死力的踩着。那是“咱們”的地；好媽媽不懂得別的，那塊地是誰的她可知道的很清楚，象白布上一個紅團不是中國旗那樣清楚。她簡直不敢再往馬路那邊看。可是不看還無濟於事，那白亮亮的刺刀，寬重的腳，時時在她的心中發光，踩壓。
　　她慢慢覺出點奇怪來：爲什麼咱們不去揍他呢？揍人，是她一向反對的事，可是現在她覺得揍那個兵，日本兵，是應當的。揍，大家不但不去揍他，反倒躲着他走呀！咱們的那些壯小夥子簡直沒有心胸，沒有志氣，沒有人味兒！假若她有個兒子，要去揍對面的那個兵，她必定是樂意的，即使母子都爲這個而砍了頭，也是痛快的。
　　她不願再坐在那裏，但又捨不得離開：萬一在她離開的那會兒，有人來揍那個不順眼的東西呢！她在那裏坐得更久了，那個東西彷彿吸住了她。他簡直象個臭蟲，可恨，又使她願意碰見——多嘴纔有人來用手指抹死他呢！她血液中流着的那點民族的生命力量，心中深藏着的那點民族自由自立的根性，或者使她這樣憤怒，這樣希望。殺了這個兵有什麼用處？她不知道，也不想去思索。她只覺得有他在那裏是種羞辱，而羞辱必須洗掃了去。正象個小姑娘到時候就懂得害羞，這位老婆婆爲着民族與國土——雖然連這倆名詞都不會說——而害羞。凡是能來殺或打這個兵的，她便應當呼之爲——容或她會說這個——英雄。她的心目中的英雄不必是什麼紅鬍子藍靛臉的人物，而是街上來來往往的那些男子，只要他敢去收拾那個兵。在她的心中，在王文義的心中，在一切有血性的人的心中，雖然知識與字彙不同，可是在這時節都會唱出與這差不多的歌來：“國土的乳汁在每個人血中，一樣的熱烈，一樣的鮮紅；每個人愛他的國土如愛慈母，民族的搖籃，民族的墳墓。
　　驅出國境，慘於斬首；在國土上爲奴，終身顫抖，是靈魂受着凌遲，
　　啊，靈魂受着凌遲！”
　　等着，等着那英雄，那平凡而知道盡責任的英雄。啊，那兵又換班了，一來一去，都是那麼兇惡。啊，大隊從南向北而去了，刺刀如林，閃亮了全街。啊，飛機又在頭上了，血紅的圓光在兩翅上，污辱着青天。我們的英雄啊，怎麼還不來？還不來？老媽媽的盼禱，也就是全民族的呼聲吧？
　　老媽媽等了許多天，還沒把那英雄等來。可是她並不灰心，反倒加緊的盼望，逢人便低聲的打聽：“咱們怎樣了呢？”那洋車伕與作小買賣的之中也有會看報的，說給她一些消息。可是那些消息都是日本人制造出來的，不是攻下這裏，便是打到某處。那些地名是好媽媽一向沒聽到過的，但是聽過之後，她彷彿有些領悟：“咱們的地真大！”同時，她就更盼望那件事的實現：“咱們怎不過去打他呢？哪怕是先打死一個呢？”她的針尖順着拉線的便利，指了指馬路那邊。“好媽媽，你可小心點！”人們警告她。她揉揉老眼，低聲的說：“他不懂我們的話，他是鬼子！”
　　好消息來了！拉車的王二拿着雙由垃圾堆上拾來的襪子，請好媽媽給收拾一下。蹲在她旁邊，他偷偷說：“好媽媽，今天早上我拉車到東城，走到四牌樓就過不去了，鬼子兵把住了街道，不準車馬過去。聽說我們兩個小夥子，把他們的一車炸彈全燒完，還打死他們五六個兵！”王二把挑起的大指急忙收在袖口中，眼瞭了馬路那邊一下，剛碰到刺刀的光亮就收了回來。“倆小夥子都沒拿住，”他的聲音更低了些，可是更有力了些。“吃過飯，我又繞回去，那裏還不準過人呢！聽說那倆小夥子是跑進一家小肉鋪去，跑進去就沒影兒啦。好媽媽，你看肉鋪的人也真有膽子，敢把倆小夥子放走！我們有骨頭的，好媽媽？”
　　好媽媽幾天沒用過的笑容，由心中跳到臉上。“要是有人敢打那邊的那個東西，我就也敢幫忙，你信不信？”“我怎麼不信？我要有槍，我就敢過去！好媽媽你別忙，慢慢的咱們都把他們收拾了！有了一個不怕死的，接着就有十個，一百個，一千個，是不是，對不對？”王二十分困難的把語聲始終放低。“你看，魚市上木盆裏養着鱔魚，必須放上一兩條泥鰍。鱔魚懶得動，日久就臭了。泥鰍愛動，弄得鱔魚也得伸伸腰。我就管那倆小夥子比作我們的泥鰍，他們一動，大家夥兒都得動。好媽媽？”
　　“誰說不是！我在這兒等着，說不定明天就有人來打他，”隨着“他”字，好媽媽的針又向外指了指。“他要是倒在那兒，我死了也痛快！我不能教小鬼子管着！”
　　第二天，好媽媽來得特別的早，在遇上熟人之前，已把笑容遞給了紅紅的朝陽。
　　可是一直到過午，並沒有動靜。“早晚是要來的！”她自言自語的說。
　　都快到收活的時候了，來了個面生的小夥子，大眼睛，寬腦門，高鼻子。他不象個窮人，可是手中拿着雙破襪子。好媽媽剛要拿針，那個小夥子攔住了她。“明天我來取吧，不忙，天快黑了。回家嗎？一塊兒走？來，我給拿着小筐！”一同進了驢兒衚衕，少年低聲的問：“這條衚衕裏有穿堂門沒有？”
　　好媽媽搖搖頭，而後細細的端詳着他。看了半天，她微微一笑：“我知道你！”
　　“怎麼？”少年的眼亮得怪可怕。
　　“你是好人！”好媽媽點頭讚歎。“我告訴你，這裏路南的第十個門，有個後門，可是沒法打穿堂兒，那是人家的住宅呀。”
　　少年沒有言語。好媽媽慢慢的想出來：“行！我要準知道你什麼時候來，我可以託咐倒髒土的李五給你們開開門。”
　　少年還沒有言語。
　　“你的心，我的心，都是一樣！”老媽媽擡頭望了望他。“什麼意思？”
　　“我說不明白！”好媽媽笑了。“你是念書的人吧？”青年點了點頭。
　　“那你就該懂得我的話。”好媽媽的臉上忽然非常的嚴肅起來：“告訴我，你明天什麼時候來？我不會賣了你！”“我明天早晨八點來！”
　　“就是賣杏茶的週四過來的時候？”
　　“好！賣杏茶的過來，那個門得開開！”
　　“就是！”
　　“你知道我要幹什麼？”
　　“知道！”
　　“啊？”
　　“知道！你的心，我的心，都是一樣！”
　　次日，好媽媽早早就到了。她坐了好象一年的樣子，才聽到週四尖銳的嗓音漸漸由遠而近：“杏兒——茶喲。”好媽媽的手哆嗦起來，眼睛釘住那邊的刺刀尖——一個小白星似的。“杏兒——茶喲。”週四就快到她面前了，她的眼幾乎不能轉動，象黏在了刺刀尖上。忽然，直象一條黑影兒，由便道上閃到馬路邊的一棵柳樹後，緊跟着，槍響了，一聲兩聲。那個兵倒在了地上。南邊北邊響了警笛。那條黑影閃進了驢兒衚衕。倒在地上的兵立了起來，趕過馬路這邊。南邊北邊的“崗”，也都趕到，象作戰的螞蟻似的，匆忙的過了句話，都趕進衚衕中去。好媽媽停止了呼吸。等了許久許久，那些兵全回來了，沒有那個少年，她喘了口氣，哆嗦着拿起那雙襪子來，頭也不願再擡一擡。
　　也就是剛四點鐘吧，她想收活回家，她的心裏堵得慌，正在這麼想，取襪子的來了！她幾乎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楞了一會兒，她把襪子遞給他。他蹲在一旁，看着襪子，低聲的問：“早晨我打死他沒有。”
　　好媽媽微微一搖頭。“他裝死兒呢，一會兒就爬起來了。”“嘔！下回得用炸彈！”他一邊說着，一邊掏出一塊錢的票子來：“媽媽和李五分吧。”
　　“留着用吧，我不要！”好媽媽擺了擺手。“你要是有槍啊，給王二一支，他也願意幹。”
　　“有的是人，媽媽！”
　　“你姓什麼呢？”
　　“暫時沒有姓名，”少年立起來，把襪子和錢票都塞在衣袋裏，想了想：“啊，也許永久沒有姓名！再見，媽媽！”“哎，下回來，打準一點！”好媽媽的心裏又不堵得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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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三個又坐在一處，互相報告着工作，並且計劃着以後的辦法。
　　範明力的厚嘴脣彷彿更厚了些，增加了沉默剛毅的神氣。吳聰的窄胸似乎已裝不下那些熱氣，挺着細脖，張着點嘴，象打鳴的雞似的。他——不象範明力——有點按不住他的得意，越想兩三日來的成績越高興。王文義不得意，也不失望，而是客觀的批判着：
　　“咱們的成功與失敗都沒關係，唯一的好處是把未死的人心給激動起來了。咱們的心，大家的心，都並差不很多。我們只是作了應該作的事，至多也不過是先走了一步而已。好吧，我們商量明天的事；就熱打鐵，教這座城必定變成敵人的墳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