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年四月的一天－－

　　近午的时分，我搭着糖厂的五分车。回到离别了十五年的故乡－－竹头庄。火车是够破陋的了，像坐在摇篮里，车厢咿咿啊啊吼叫着，颠簸并且震荡，使得车中人，你的头碰着他的膝，并排坐着的人，则撞着旁人的横腹。他们相碰着，彼此会意地微笑着，但不说什么。

　　旅客不多，而都和我面生。留心审视，却也好像有一二个觉得很面熟，可是都记不起他们的名字来了。他们都是良善的农民：纯朴、笃实、勤俭。和从前一样戴着竹笠，赤着一双脚；有的嘴里叨着旱烟管，有的拿着扁担，担儿则放在双膝间。我觉得他们之间似乎短了什么。后来才想到：他们都不吃槟榔了，这是和从前不同的。我特别注意到他们的牙齿；牙齿黑而浮，这是从前嚼过槟榔的。还有：妇女似乎多半不穿由移民以来，便一直保留下来的古式齐膝长衫了。她们一半为了日人的严厉禁令，一半也为了节省，特别是年轻女人间已改穿了简朴美观的短褂。

　　他们坐在硬木凳上，有跷起一只脚在凳上的；有交叠着双腿，任火车摇摆像筛糠的；有的和邻人谈着农事；有的兀坐着，漫然闲望着车窗外的风景；也有祗干咳着、一声不响的。

　　火车开出糖厂的站，走进田野。这一带，本来若不是种着甘蔗，便都种着香焦的。现在，眼前一望无际的田垄，全都种着稻子。田里干无滴水，而此时正是不能缺水的时候。一尺来高的稻子，全都气息奄奄，毫无生气；稻叶瘫垂着，萎黄中透着白痕，表明稻子正在受病。叶尖是苍褐色的，甚至是焦黑，都像茶叶似的卷皱着。干风飒飒地吹着，这些稻子便连亘天际的掀起一片苍黄，望上去，就像漫无边际的野火。在稻田上面，眩耀的阳光闪烁而摇曳，仿佛一道金色的流霞。天空恍如一块烙透了的铁板，中间悬着一轮毒辣的火球，灰糊糊地，正放出十足火力在燃烧着大地。

　　禾根下的土是白色的，龟坼着，裂痕纵横交错，边儿向天卷起着，像渴水而张开口。

　　田野里，到处有孩子在放牛。他们在稻田中欢笑呼啸、赛跑、摔交、和翻筋斗，一个个兴高彩烈。一大群水牛，间或也挟杂了三数条黄牛－－在他们身边很自在地在吃稻苗。它们吃着，一边有一搭没一搭的拂着尾巴。意态闲散。这是一场稀有的盛筵，它们是从未遇见的，好像人们辛苦莳了来，都只为喂给它们吃的。

　　－－这季稻子，无论如何是无望了！

　　车中人像守在临终前的亲人床边似的，迷惘地眺望着展开在车窗外的田野。

　　在我左边另一排车窗下，有两个农夫在闲聊。一个手里拄着山柑子做的旱烟管在叭着。另一个跷起一只脚，眯细着眼睛，看着对方一亮一灭的烟斗，一边叨絮着：

　　“村子里的王爷往常是有求必应的，这回也不知怎的就是不灵；求了三天神，愿也许下了：全猪全羊，秋底收成后，准谢！可怎么样，半个月了，太阳照样白花花，东边出来西边落！”

　　对方，哔－－吐出一口黄水：“妈的，算造化了你，剥皮货！哔－－”

　　一条有着大角板的老牛，在路坎下吃得摇头摆尾，一边心不在焉的看着火车，瞳仁上反映出驰走着的火车的映像。

　　“王爷？王爷早就－－神都回天庭去了哪，还会有灵？塞在布袋里，一吊就是几年，有灵才怪！”

　　邻座那个方脸有胡渣子的男人，扭过头来也插进谈话里。

　　“那个－－”他说，“阿元哥，那是日本人干的，我们可一点儿－－”

　　“恶，日本人作；账，可得算在你身上！”那个叫做阿元哥的肯定地说，“眼前就是好报应，干得只要一根洋火，石头也点得着！”

　　“可不说了吗？”那个跷脚的提醒他：“天火就要烧下来。”

　　“天火？唔，在七月嘛！我家贴了一张，是普善堂发出来的：‘积善之家三留二，不善之家草除根’；七月准烧！”

　　田里有人用镰子把稻子连头割起。大家看着，都呆了。

　　“辛辛苦苦莳了下去，一把禾镰割起当夜草，吃了这把年纪也算头一次看见，唉！”

　　阿元哥说着，一边把二支手指伸进太田胃散的铁盒里，拧出一撮烟丝，重新装上烟斗。

　　“－－没米吃的人家，镇里有多少，谁也不知道。饭锅端出来，米粒数得出，孩子拿着饭匙拨开了上面那层直往锅底挖，也不怕把锅底挖出洞来。”

　　“嗨，阿元哥，那还是好的，”有胡渣子的男人干咳了几声说，“阿秀家里，半个月来就净吃蕃薯叶子，蕃薯还得给小孩留着，－－噢，德昌伯，看女儿去哪？”

　　到了一个小站，火车停下来。一个光着脑袋的老头儿，摇摇晃晃的走进车厢，肩上用一根竹杆掮着一只布口袋。老头儿“啊！”了一声，走到有胡渣的汉子对面坐位上，先用手摸了摸，打了打，然后坐下去；口袋放在膝边。

　　“你女婿没留你吃午饭呀，德昌伯？”

　　有胡渣的汉子又问道。

　　“啊？”德昌伯摸了把下巴；那手稍微颤抖着，笨笨的，“噢，阿添吗？没有！啊，他没在家嘛－－龙妹坐了月子－－”

　　这回轮到这边的人往那边掉过头去；阿元哥手里仍旧拿着烟管。

　　“做月啦？小子？”阿元哥说：“那不又做重外公了么！”

　　“啊，小子；只一钉点儿，猫儿养下来还要大得多！穷苦人家嘛，大人没好吃。小孩也就受了饥，孱弱，没法子！孩子一大群，家里只有掌心大一块地，一年到头剩几粒谷，就是泡水喝，也撑不饱肚子。龙妹做了个月，鸡臊没闻，才只几天就下地；也难为她，浆浆洗洗一大堆，水还要自己挑。吃麻油酒也要三分福气，你说是不是？”

　　火车驶过铁桥，轧得空空空空地响，声音震得耳朵聋。老人像患偏头痛似的皱着眉头。

　　我探出头去看桥底；桥下河床是干涸的。过去卤咸水浸黄的石子，呈暗绿色。河两边，大竹根有如铁丝，密密层层地织满黄土岸。

　　“德昌伯，阿添哥人精明能干，一辆车子骑出门，什么都干，有一分，变两分，日子过得顶俐落，不用你老人家给发愁。”

　　“我发愁干吗，一把老骨头，只待棺材盖子盖下来－－。这年头，光能干不行！捉鸡一把米，空手是耍不出把戏来的，说什么也是有田有地的靠得住，啊！”

　　“有田有地－－，德昌伯，你看－－”

　　阿元哥说着，往车窗外呶呶下巴：

　　“－－多一份焦急！”

　　大家一齐往外看。阳光明晃晃地像把火，刺得老人眼睛眨着眨着，流了两滴眼泪。右手颤巍巍地举到额下，遮盖双眉，口微微张开。老人望了大半天，然后吃惊地说：

　　“啊，一大群牛哪！”

　　那向有二个孩子，一个在前面跑，一个在后面追，在牛缝间穿进绕出，难舍难分。再远些，尚有一大阵，也正玩得入神。一条水牛，四条粗大的腿，稳稳地踏住地面，仰首遥望北面天空，引颈长吼：哞－－

　　三个农夫迷茫地怔着，默不作声，已把老人抛到脑后去了。半晌，由一个摇摇头说：

　　“总不成就这样完了！”

　　火车鸣叫起来，又到站了。是一个大镇；人下去一大半，也陆陆续续的上来了不少。老头儿掮起布口袋，慌慌张张地跟在那三个农夫后面，也下去了。

　　火车开出镇了;下一站便是我的故乡竹头庄。

　　一举首，东北角上，茂密的大竹团团围绕着那可爱的村子，有薄薄的雾笼盖着，像在焚烧。我殷切而热情地凝望着，让热血在血管里奔腾起来。

　　火车终于驶进终点，我混在像送葬的行列一般静默的乡民中，向妻的家走去。兴奋的心情传到两足，踏起来一高一低，跌跌撞撞的，仿佛走在极陌生的地方。人家蹲列在道路两旁，觉得是那样的低矮、寒伧、局促，且都灰尘仆仆。人像老鼠似的静悄悄地进进出出。

　　路旁每隔一段，便有一个水泥大水槽，过去总是槽水四溢，因此槽下经常都是洋洋洒洒，槽外也长满厚厚一层绿苔。但现在，水槽干得见底，每个水槽都贴着一张纸条：‘严禁用槽水洗衣喂牛’。

　　哪里不呈现旱灾的面目呢？

　　这就是故乡呵！我在心里这样想。

　　妻的娘家，在村子尽头处。皮鞋敲在用石砌成的甬道上，发出空洞幽远的回声。在街道口，碰见了手里提着一只小竹筐的友人之妻。

　　“哟，阿铮，你间来了；炳文就在屋里，请进去吧！”

　　炳文是妻的族人，又是我从前要好的朋友之一∶是一位机智、活泼，肯努力有希望的青年，抗战前服务于高雄邮局。那时我家在屏东经商，我常常以商业上的事务去高雄，一去便总找他厮缠，我们一见面，便是海阔天空，大聊其天。有时相偕到哪家酒馆，呼卢喝雉，一直到深夜，大醉而归。尤其难得的是：当时他又是我很少数能够阅读和讨论中文文学的朋友之一。这在我们的友谊上，更添了一层较普通为深的感情。

　　我踏进我所熟识的那间屋子。屋里很阴暗，雅雀无声，有一个很小的人歪坐在靠墙的竹椅上。待我的眼睛习惯于屋中的阴暗，于是我才看清楚竹椅上的人的面貌。但此时我几乎惊叫起来，不自觉的倒退了半步。我愕然良久。难道眼前这看来已不成人样的人，就是从前自己的友人－－炳文么？就是那西装革履，和自己出入茶楼酒馆的青年么？我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更不能把记忆中的人，和现在这个连接起来。

　　慢慢的，那人的两片薄唇启开了，漏出幽细的毫无感情的声音：

　　“是刚到的？请坐！”

　　我“嗯！”了一声，在和他成斜角的长凳上放下皮包，然后落坐。我茫然失措，兴奋和紧张的情绪，只一下子，便已消逝无遗了。

　　我取回更多的平静，仔细观察，朋友变化的彻底，又复使我大吃一惊，他那三角形的头，只有疏落几条黄毛，好像患过长期疟疾的人一样倒竖着；阴凄凄的眼睛，塌落的眼眶深处向前凝视；口腔凹陷；细细的脖子；清楚可数的骨头；手里捏着一本也是我所熟稔的线装“三国志”。竹椅已破得靠背和扶手仅赖麻绳维持，稍一转动，便悉悉索索地作响。

　　“压干瘪了的萝茯干！”

　　我想。

　　我们的谈话是片断的，不带感情。久别重逢，并不能在我们之间唤起诗的，感动的场面。仿佛我们中间不曾有过，或发生过什么事情：友情、战争、离别。他那冷冰冰，几乎可说是不耐烦的视线，和嘲笑地歪曲着的口角，使我甚为痛苦。

　　“你不在邮局做事了吗？”我试探地说。

　　“不做了！”

　　“那末－－”

　　“吓？”

　　半晌，我又找了一句－－感到纳闷：

　　“我住在高雄！”

　　“嗯，高雄？哦－－”

　　他振奋了下，上半身轻捷向前探伸。－－似乎他对高雄尚不能去怀。

　　“高雄，”他说，眼睛和声音都带出活气来了，“你知不知道救济总署的肥料是否运到？哦，很好的生意哪！比方我们把它运到乡下来－－还有水泥？”

　　我奇异地望着他。他那突如其来的兴趣和热情，倒令我觉得莫明其妙。他的青白透明的脸，也透出微红，使我多少读出他昔日的机智和活泼。

　　“我没有听说过－－”

　　这方面的消息，我是完全不知道的，而且也从来不感兴趣；但是我却极力敷衍他。

　　“－－不过你要是希望的话，我可以打听打听。至于水泥，总该有吧。我看工场的烟囱在冒烟呢。我会问问看，不成问题的！”

　　“有的，有的！”

　　炳文的眼睛射出热情的火花，口角歪了歪，泛出狡猾的笑意。

　　“－－我已经做过几次，有对倍的赢利呢！我打算再走一趟。不用店面，只要一转手，就行了！哦，好极了！本钱不论多少，有，就－－”

　　恰好这时候外面传进来一阵话声，把他的谈话打断。话声亲热而高兴，是为我所熟识的；我听出那是丈母的声音，果然，随着人和声音一同出现在门口了。

　　“你是搭刚才的火车到的？就只你一个人吗？她们呢－－平妹和铁民呢？我也算定你们该到了－－里面去吧！”

　　我向主人点头告辞，提起皮包，跟在丈母后面，走出屋子。

　　“饭后，我还来的。”我说。

　　炳文微微张口，失望的望着我们，旋即又眨眨眼，显出很不在乎的样子。

　　隔开几间屋。里面便是丈母的家。

　　走进廊屋，丈母弯身向厨房那向吩咐说：

　　“你姊夫来了，煮两个蛋吧，饭就请他吃吃蕃薯签饭。”然后回头向我，满脸堆笑：“午饭我给你换换肚子吧。你们走了这些年，知不知道在家里的人吃些什么？蕃薯签呀！米是骗骗眼睛的，一锅饭捞起来，没有几粒。”

　　出门做活的人，也都陆陆续续的回来了。头里两个妻舅，在我们离开期间，都已娶了媳妇，各生子女。孩子们由不同方向，都怯生生地，但又好奇地望着我。坐在门槛上的女孩，拿手指不住挖着鼻孔。

　　不一会儿，饭桌上已摆上午膳，孩子们各拿饭碗，一声哄，围拢饭锅，争夺饭匙。

　　“不怕姑丈看见羞你们吗？给我，都不要抢！”

　　孩子都不约而同的回首看我，舌头舐着嘴唇。

　　二妻舅的女人，由男孩子手中夺过饭匙，将上面一层拨开，往锅底挖出一碗饭来，放在我面前；又给她的婆婆，盛好一碗。碗中尽是黄绿色的小签条，横架竖串，缝间挟杂着疏疏落落的饭粒。再见他们的碗中，则几乎全是薯蕃签。

　　桌上的菜是：一碗豆豉，三大碗番薯叶；还有干萝茯干。我面前放了一大碗加上红曲的鸭蛋汤，鲜红夺目。孩子们跪在桌边，目光贪婪地瞅着蛋汤。

　　“这些孩子，一点规矩都没有！”

　　丈母娘祥和地申叱着，每个孩子的碗，都给浇上二三匙蛋汤。

　　“都下去，你姑丈在看哪！”

　　孩子们退坐到壁下的石墩上和门槛上，便都啧啧咂咂地吃得是既高兴，又香甜。

　　“不瞒你说，”丈母娘半带感慨，半是自豪地说：“光靠蕃薯过日子的，村里就不知有多少。这年头，谁还笑谁不是？日本人税捐抽得重，老天爷又不肯帮忙；前年下了一秋雨，稻子烂在田里，没收得几粒；去年打六月起，就滴雨没放下，干得石头也裂了缝。前世不修福，连蕃薯签也就别想吃－－”

　　“姐姐怎么没有一块回来呢？”

　　大妻舅不耐烦老人家的噜苏，切断她的话。

　　“过几天就回来，”我说：“她们还在高雄。”

　　“我在报上看见你们的难民名单！”三妻舅接过去说：“你们是不是经由上海？”

　　“嗯！”

　　“刚才，”丈母娘等了一阵子，又开了口，眼睛殷殷地盯着我，很关心的∶“阿铮，刚才炳文没有跟你提起过水泥吗？”

　　“啊－－”

　　我不解地望着她。我想，是不是刚才我们的谈话，她都听见了呢？

　　“他没有跟你借钱，说是要卖水泥肥料吗？”

　　“借钱？卖水泥？”我惶惑地反覆着她的话。

　　“你看，要你多嘴！”

　　大妻舅皱着眉头，不满地说。

　　丈母看了儿子一眼，又扭转头来，向我神秘地笑了笑，说道：

　　“没有就好！”

　　我看出这里面大有文章，便记在心里，等饭后妻舅们又再出门做活，便请求丈母给我详细的解释。

　　“嗨！”丈母叹息一声：“说来炳文这几年也够惨的。高雄丢了差事，回家来就只凭两只手混饭吃。你想，这是什么年头儿？有产有业的，还是有了今天没明儿，是不是？没有一垄半丘，就是混得了日，也混不了年呀！几年功夫，撑不起来了么！打去年起，逢人就说要卖水泥，这里那里去骗钱，鬼才知道他是卖水泥卖火泥呢！人，扯开了面皮就什么事情都做得出！孩子饥得像只小鸡，吱吱地满地叫。谁不说可怜呢？可又有什么办法？我跟你说明白了，你可别上他的当，这年头自己的肚子还顾不过来－－ ”

　　我像听了故事，颇难相信它的真实。什么？炳文竟会落到如此地步，实在太可怕了。果是事实，我倒愿意“上当”，虽然自己的口袋是祇有很可怜的数目。他的欺诈，与其说是可恶，倒不如说是可悲！

　　辞出丈母的家，我又走进那间屋子，炳文依旧歪靠在那张破竹椅上，左手依旧捏着那本“三国志”。那姿势，几乎使人疑心他就是那样子一直由天亮坐到天黑，再由今天坐到明天。桌边，他的女人正在收拾东西。

　　有一个约莫四岁光景的女孩子，坐在后门槛上，手里捧着一只里面盛着蕃薯的碗：蕃薯插着一根筷子。

　　“阿铮，请坐－－”

　　女人一面让，一面招呼女孩：“阿红，里面去：”把女孩拉进里面去了。

　　“对不起！”

　　我说着，依然坐到那条长凳上，放下皮包。

　　我以为炳文总该还有话交代，便静静地等了几分钟，可是他不说什么。他的脸部表情，已回复到我最初看见他时的那种无感觉状态，看上去，有如一个白痴。他的眼珠散漫无光，口角弛张而稍微歪曲着，口腔深深陷落，头上有几条像初生儿的黄毛－－。当他这一切回复于最自然的姿态时，他的变化便更激烈地被强化起来。这已不是衰老，而是毁坏。

　　“完了！”

　　我静静地想，同时又唤起昔日的朋友，另一个炳文，另一个英俊焕发，衣袂翩翩的青年的影像。于是我觉得，记忆中的影像是要比眼前这个更清楚、更真实、更亲切的。

　　我激起了像惜别似的伤感。

　　“要不要我来给你打听打听什么消息呢，比方水泥肥料－－”

　　等了一会儿，还是由我先开口。我的右手插进衣袋里，捏着几张烂纸，准备随时拿出来。

　　但炳文却显得十二分的不耐烦，说道：

　　“不用了！”

　　我不禁一怔。

　　“你不是打算做生意吗？”我又说。

　　“不做了！”

　　“不要－－”

　　“都不要了！”

　　我看清楚我们之间，什么都完了，也更清楚我的朋友是永逝不回了。我提起皮包，若有所失的离开那间可怕的屋子，怀着和初来时不同的忧郁的心情，向着东边山谷里自己的家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