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放下耳机，不禁心中生疑：“台南的李新昌？”

　　于是我向同事请教：“老林，你认不认识李新昌？”

　　“认识。”同事说：“谁打来的电话？”

　　“头家。他说回头李新昌先生来了就请他上二楼休息，他待一会办完事马上回来。”然后我又问他：“李新昌是台南人？”

　　“不！他原来是屏东县人。”

　　我不禁一怔。“是屏东县内埔？在台南经营化学工厂？”

　　“不错！不错！”同事的脸孔亮了亮。“你也认识他哪？”

　　“我那裹认识他，”我闪避着说：“我是听人家说的。”

　　“这里认识他的人多着呢！”同事不胜遗憾：“他的化学工厂很赚钱。”

　　“他时常来吗？”

　　“一年总有一两次。他和我们头家和镇公所里几个人很要好，一来总要喝个通宵。”

　　“哦！”

　　我慨叹一声。不过我这慨叹的原因，同事是不会知道的。他仰脸看了我一眼，又往下说：

　　“听说他从前也吃过很多苦头。那一年，他在我们镇里某山场做过竹头。结果生意做赔了，还受了工人的欺负。当时还亏了镇公所袁先生他们几个人把他救出来。后来他们就这样交上朋友。他时常到镇里来的原因，一半为了工厂的业务，另一半便是找他们喝酒。在他那方面，显然有谢恩的意思。你看吧，晚上准又是个通宵了。”

　　“你知道他为什么受工人的气吗？”我继续问道。

　　“不知道。”同事摇头。“我也听人家说的。”

　　“哦！”我又慨叹一声。

　　我说不认识李新昌的话是假的？不但如此，我还知道更多的事情，比如：因何事受工人的气，以及他的身世和为人。

　　不过，话说来就长了－－。

　　李新昌是我们的友人。这说“我们”，是表示我和他的友情是透过团体结合在一起的，以团体的存在而存在。

　　每一个人除开学校，政党，家庭之外，都有他自己私人的小集团。这个小集团不必个个人都志趣投合，甲和乙不一定很投契，但在这小集团的范围内，他们都处得非常之好，非常之圆满。他们的友情，多少是团体的，共同的。

　　少年时，我便有过这样一个小集团。我们都是些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在某些基本点上，我们是一致的，受过一点教育，家庭环境良好，理想高，志愿大，喜辩论，愤世疾俗，心地纯净－－

　　是在这种情形之下我认识李新昌。他是我异母兄弟中学时代的同班同学，受过相当教育，人聪明，伶俐，活泼。他之出现小集团，居常是伴随着我这位兄弟。虽然如此，我们后来终于变成很好的朋友。我去大陆那年，他也被日军征调到南洋去当翻译。民国三十五年春，我自大陆回来，寄住在高雄前金区我兄弟处，不想又在那里碰见了他。据说他也甫自海外被遣返台，也住在前金，和我们的住处只隔一条巷子。这真可说是个巧遇。他和我兄弟过往甚密，几乎每天都要到我们住处来，一来又免不了高谈阔论，大聊其天。

　　当时正值战后复员时期，旧秩序崩毁了，而新秩序尚未建立。社会相当混乱，旧台币日在贬值，人心浮动。公教人员生活奇惨，固定的薪水跟不上物价的疯狂涨风，而县级以下的机关又往往积薪数月，待领到薪水时，其使用价值，祇及当初的几分之几。

　　李新昌受的日本教育，加之，过去生活在安定优裕的环境里，对中国的社会人情难免隔膜，因而对当时社会情形，显得相当不满，言语间时常流露了悲观忿懑的情调。我每次问及他今后的活动目标时，他总是摇头叹息，最后便来一句：“且看吧！”

　　但我的情形和他不同，我不能和他一样的静坐观望，这时我已在台北等处跑了几趟了，最后总算经人介绍在屏东一个文化机关里找到一份小差事。 “你真打算做事吗？”

　　那晚，当我们聚首时他又半信半疑的问我。

　　“怎么不真。”我笑着说。

　　“你知道薪水不够养你自己吗？”他言下十分同情：“那么你拿什么养你的老婆，子女？”

　　“我明白。”我又笑着说，但已十分勉强，因为他说的都是实情。

　　“可是，总算已解决一个人的问题。”

　　“我想不解！”他又摇摇头。

　　后来我又问及他将来的计划。他说有几个朋友想邀他合资做贸易业。

　　当时贸易之风甚炽，对日本、上海、香港、菲律宾，货船往还如织，名为贸易，其实是公开走私。喜冒险者和发黄金梦的人皆趋之若鹜，大有要发财非贸易莫属之慨。

　　数日后，我举家迁往屏东，他和我兄弟把我们送上火车。我们在高雄相处数月，心中甚欢，一旦分手，难免寂寞。临别时我们握手互道愉快。

　　“祝你的冒险成功！”

　　当我握了李新昌的手时，我这样加了一句。

　　他笑了笑。

　　这样，我在屏东安顿下来，每日按时上班与下班。过着刻板式的生活。数月后，我接到我兄弟来信，得知李新昌已和一位搞建筑工程的朋友合营营造业。信中对贸易的事却只字未提。我颇觉意外，后来才听说他父亲极力反对他做贸易业。他父亲是安份守己的老式人，老式人是怕冒险的。不过在当时来说，营造商也未始不是一种极合时宜的事业。战时高雄遭到盟机的猛烈轰炸，己成一片瓦砾场，街容破碎，一切都待从头建设，因而营造商财运亨通是可以想像的。可惜的是，物价上升不已，工程费的编算每每发生很大的偏差，往往这个月编算好的建筑材料费，到了下个月已祇能买到预定的几分之几，不得不重新追加编算，但到了下下个月，则又祇能买到几分之几。待工程完竣，钱领到手，赚是赚了，实际则是赔本。

　　年余工夫便已搞得他焦头烂额，憔悴不堪。

　　营造业不能做，于是他转而经营海产；也是和人合资。这已是民国三十六年年杪的事了，这海产店后来似乎还做得不错。

　　有一次，我出高雄时曾到过他的店里。他的店面不大，但粗具规模，伙计年轻活泼，对人客气亲切。店中漂浮着海鲜和盐类的特殊气息，它和一间正在欣欣向荣的商店所有的那繁紧兴盛的气息结合着，令人一脚踏进有兴奋愉快之感。

　　那晚，他在一家小酒馆招待我和我兄弟小饮。他的酒量本来很好，此时知己在前似乎心中更加快乐，所以酒喝得比平常多，嘴也滔滔不绝。四瓶酒他一个人几乎喝去三瓶。他边喝，边抨击社会的腐败和通货膨胀。他的眼睛炯炯发亮，鼻孔不住喷气，看上去比平常生气多了，喝完第三瓶时，他即已摇头愰脑，指手划脚，嘴也不三不四的乱说起来。他牵起身边女侍的手放在胸脯上，转着不太灵活的舌头喃喃地说：

　　“你摸摸我这里面有什么？嗯？”

　　“我知道，”女侍笑咪咪地：“有烧鸡，有鱼片，有清酒。”

　　“巴加！”他用日语骂她：“巴加，不对！这不是肚子，这是肚子吗？”

　　他迫视着她，又再拿起她的手。

　　“你再摸摸。” “哦，哦！我摸着了，”女侍笑得更开心：“这是胸脯，这里面有爱人哪！”

　　“巴加！巴加！”他把她的手狠狠一甩：“这里有炸弹，你知道吗？有炸弹哪！它就要炸开来啦！” 他的眼睛流泪，鼻孔张得很大，面孔红得怕人。

　　“啊啊！”他举起拳头，猛向桌子一捶，杯碟之类铿锵地响着跳起半尺高：“多么难过，它就要炸开来啦！”

　　女侍捉住他的手，一边温言软语的哄劝和央求。

　　“李先生，你别捶桌子，你喝醉了。”

　　“我没醉，别胡说八道！”眼泪又自他眼中流出，他并不去揩拭，让它沿着清瘦的双颊流落。“你当我没有赚钱吗？有！做营造业，做海产，我都赚了钱！可是通货膨胀把每一分都吃掉了，把我的生命，把一切，统统吃掉了，那恶魔！” 他又举起拳头。女侍急忙捉住他的手。

　　“李先生，”她不住赔着笑脸，想用她的娇媚去软化他：“别捶吗，安静点呀！”

　　“滚开，你这狐狸精！”他挣脱她的手：“你知道什么？”然后向沙发一靠，“啊啊！多么难过呵！”

　　他已酩酊大醉了。

　　回家时，我和我兄弟谈及他经营的海产店。我告诉他，我今日所见的观感。

　　“不！”我兄弟说：“情形好像不大乐观。他们股东之间也闹意见，我看不会再继续多久了。” 翌日，李新昌已完全清醒。清醒时的他是温文而安静的。当然，昨晚的事他不会再记着了。

　　“老钟，”他安静地说：“也许你是对的！”

　　我不解其故。便问道：“什么事？”

　　“我想我应该坐下来等侯，像你一样。”

　　“哼。”

　　“我们过去所受的教育不能适应现在的社会。我们要想能够立足，就得重来一遍，得重新铸过一番，你说是不是？”

　　不久，李新昌就退出海产店了。更后，接着便搬回乡下去了。不过这些事都是后来我去高雄时才知道。那大概是民国三十七年的秋初吧。他的退出海产店，本是我意料中事。但对于他之搬回乡下则颇觉意外。 　

　　“我曾问过他回乡下去打算做什么？”我兄弟说：“他说不做什么，只是不想再在都市里混下去。我看他好像很失望。不过这里面也许还有更现实的问题，比如生活！”

　　“难道他这样困难？”我说。

　　“我也不大清楚。不过乡下容易过是事实，既然在这里没有事情做，那么回乡下也是个办法。还有，他们兄弟已经分家了，经济已经大不如前。”

　　以后不久，有一日，李新昌到屏东我宿舍里来找我坐了一会。

　　他还不改以往那悲观忿懑的论调，只是有一点与前不同，即他似已有意在这里面寻求协调。仅灰心沮丧是无用的，一个人必须寻求出路，才好让自己活下去，不致闷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唯其如此，其用心的悲苦更值得人同情。

　　同年，我因健康失调。扔下差事和都市生活，回到高雄县乡下过着宁静的日子，与外界绝少闻问，有关李新昌的消息，只能自我兄弟稀疏的信中读到。据说李新昌已做起从前想做而没做成的贸易来了。但第二年我便读到这贸易业失败得很惨的报告。几乎把李新昌所有的财产都赔掉了。我兄弟信中说，他要能在以前做这贸易业。说不定会碰上好运道，但现在一切都逐次上了轨道，经济渐趋稳定，要想再做这种不正常的投机，恐怕很难成功了。但他们已经分家了，再没有人起来反对他，这是很可惜的。

　　“这也许就是命运吧！”我兄弟如此结论着说。

　　翌年，农历年甫过不久，李新昌和我兄弟相偕着到我的山寨里来了。

　　数月不见，李新昌更瘦了。他现在赋闲在家，我兄弟告诉他我有山场，有竹头，而目下军部正在各地大量采购竹头，因而他想做军部的竹头生意看看。这便是他们相偕来山的目的。我兄弟私下里更告诉我，李新昌说他自己来怕不方便，所以特别拉了他同来。因为他没有钱，希望我先赊给他竹头，待卖到钱以后再付。

　　我不免笑他的客气，但同时我也理解一个失去信心后的人，常常会用不同的看法来看他从前的朋友的，那是一种被扭曲的心理。

　　一切条件，我们在当晚很快就谈妥了。于是李新昌着手找军部接洽，雇请工人，并到镇公所办理手续。

　　接着，就开始砍伐竹头了。

　　而天下事诐谲云诡，变化无常。我的山场在名义上原系和人共有，未曾实行分割，因界址发生纠纷，竟有人出来阻挡他搬运竹头，其所持理由是：李新昌越界砍了他的竹头。

　　这日我恰巧也在山场。我们靠了人多势众，不理睬对方的抗议，一直把竹子装上卡车，装载完毕，卡车徐徐开行。突然，这个瘦长男人挺身跳进车路中央，伸开两手发疯似地嚷着：“你们不能运出竹头；我不让你们运出竹头。”

　　汽车停止了。“你让不让开？”司机暴跳如雷：“不让开，看我轧不轧死你！”

　　但男人毫不示弱，圆睁双目：“有本事，你轧轧看！”

　　汽车挂上头挡排，引擎怒吼，车首向前迫近，双方的距离渐渐缩短。意外的男人反而倒身横躺路上，一边向着司机连连招手，又指着自己的胸脯：“来！来！来！你有本事，你轧轧看！”

　　司机迫得满头大汗，但终于不得不再度煞车。这时捆竹工人自车顶飞身下来，气势汹汹地走前去，一把抓住男人的领襟把他拖起来，一边挥起另一只手来。

　　“╳你妈的，你找死了－－！”

　　但李新昌已奔到他们中间，好不容易才把他们分开。“算了！算了！”他说。

　　后来费李新昌无数唇舌总算把男人说服，让他们这台“已经装上车子”的竹头拖走。

　　这日夜里我宰了只大阉鸡开了米酒来个小宴。我内人斟酒劝饮。我敬了李新昌一杯，他一饮而尽，也回敬我一杯，又斟满一杯敬我内人。

　　“太太，我敬你一杯，我感谢你这些日子对我的好意招待；来！老钟，我们陪太太喝一杯。”

　　他说罢，一仰脖，咕噜一声，然后亮了亮杯底。

　　“要是在早年，说不定今天我会宰了那个男人，但是现在我不！”李新昌的眼睛燃着两把火，但声音却是平静的。“这是小事，我们犯不着因这点子事来打人，是不是？我赔过更多的钱呢。你们也许不相信，我做走水业时（贸易业）赚过多少钞票，整一台卡车！我这钞票用麻袋装着，上面盖着谷皮，堆在柴草房，要不是失风被查出来，那么子孙三代也花不完那些钱。你想，一个人经过这种事后，还再有什么想不开？好了！今晚上我们喝个尽醉，不醉不休。太太，给老钟斟酒。”

　　于是我们开怀畅饮，不再谈竹头的事情。李新昌很快活，时不时爽朗地大笑，有时笑得眼睛都流了泪。他唱了几支据说是南洋土人的歌。歌之后是草裙舞。在昏黄的灯光之下，他扭摆了一阵子的肚皮和屁股。

　　席散时已是夜里十一时了。就寝前我悄悄地走到他的窗前。只见李新昌在书桌前静静地坐着，情思黯然。这和他刚才的表现又已不同了。我在那里小立片刻。我实在不知道这两种姿态中那个才是真正的李新昌。 忽然我感到一阵内疚。

　　竹头运不出，李新昌无钱发工资，于是工人每日缠着他要钱，自然竹头也不砍了。我央人从中调解，但奔走半月犹得不到圆满解决。李新昌郁郁不欢。

　　有一日，他自山场回来时，鼻子出血，右额眉一大块青肿，上衣撕成碎条片片，看上去十分狼狈。

　　我大惊失色，迎出庭子。

　　“老李，你－－”

　　“唔，没什么，”他淡淡地说：“挨了打了。”

　　我问清了原来是因工资事，言语间和工人说僵了嘴，挨了工人的打。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此日李新昌异常激动，终日缄口不语，晚饭后又独自在书桌前坐起来，孤伶伶，冷清清。我想起这事跟自己有关，因而心中十分难过，但却又没有办法。

　　第二日李新昌起得很早，一见面便告诉我他要走了。我颇觉意外。我告诉他纠纷近日内当可解决。他听着淡淡地笑了笑，说：“算了！”我默默地看了他一会。经一夜间的思考，他似乎把一切都想得很透彻，没有挽留的余地。他说那些竹头听凭我处理，但希望我代发工资。

　　吃罢早饭，李新昌和我及内人握手告别。这是我和他最后一次的聚会．他在额眉的青肿未消，鼻翅子有块擦破伤。他虽然始终笑眯眯地尽量装得愉快，但我却自这笑中看出了一份悲哀，寂寞和惆怅的心。这是我所知他最落魄最坎坷的一段时间。

　　“对不起！”我说：“我的事情拖累了你。”

　　“不！”他说：“也许相反，是我拖累了你，我就是这样背时的。”

　　未几，我兄弟去世，我和李新昌的关系也随之断绝。

　　以后我听说他又做过许多事情，后来似乎又在台南经营什么化学工厂。这些消息都是间接得到的，而且极零碎。

　　我正沉缅于往事的回忆，忽然外面扬起一阵喧哗的人声，打断了我的思路。一仰首，只见几个人正自一辆小包车鱼贯下地；一位中年绅士走在前边，后面几个人跟着，那是镇公所的职员，已自阳光下走进屋里来了。

　　虽然十年不见，但我一眼看出那绅士正是李新昌。

　　我本能地往后一缩，躲进书橱的阴影下，我不愿见他。

　　李新昌手提大皮包，身穿丝质香港衫，指头一只大金戒，看上去潇洒，高贵，派头。而尤其使我吃惊的是他身体上的变化。他的面庞饱满有肉，容光焕发，虽尚未至大腹便便，但已开始发胖了。那是一个大亨型的相貌。在他的身上，我第一次感觉到一个人的生理和他的事业的成败，有如此密切和显著的关系。他的声音、语气和举止，镇定而沉着，充满着自信，这也和以前不同的。

　　总之，一切都变了，和十年前不同了。

　　我看看他，再反视我自己：寒酸，穷困，潦倒！

　　我又往后退缩一点。

　　幸喜镇公所几个人已把十年前的旧事一股脑儿忘去了，而李新昌本人则不会想到会在这种地方碰见我，我会变成乡下可怜的书记。何况这十年间我的外貌已完全改观！老瘦，萎颓，衰弱，即使让他看见了，他也不会认得出来。

　　正在此时，由他们那里蓦然扬起一片狂笑，在笑声中，一个人大声嚷着说道：“不行！不行！”

　　这是李新昌的声音，它宏亮而快活。

　　“不行！不行！你们乡下的女人不行！死板板地！你们几时来台南吧！她们的眼睛都会说话。抽烟！”

　　最后的一句话是提高了嗓子说的。一支香烟随声自半空中掷落到我的写字台。接着又一支掷到同事面前。

　　“抽烟！”

　　我发觉他连“先生”的称呼都省略掉了。而那声气也是轻慢的。

　　我自橱阴下定睛细看。只见他们几个人都人各一支香烟，正就着李新昌的打火机点火。他们个个都红光照面，酒味很浓，显然是酒席刚散。不一会儿，他们那里便已烟雾缭绕，烟味拌着酒味，一直漂到角落里来。

　　李新昌没有看出我，虽然如此，我仍觉得他这掷香烟的举动是不应该的。这一掷，我们之间的一切便都完结了。这香烟飞行的空间，正表示着他和我之间已有了距离，他在那一端，我在这一端，他不便来，我不便去。

　　此时我心中经验到一种极复杂的滋味，我分不清这感觉是什么。说它是一个人失去朋友时的悲哀固像，说它是一个人发现自己被弃时的悲愤也像，再说他是一个人忽然发觉自己的沦落而有的沉恨，又莫不像；可说三者兼而有之。

　　他们坐了一会，便簇拥着上楼去了。

　　同事捡起桌上的香烟，惊喜地说

　　“咦！双喜呢，你不抽？”

　　他把纸烟塞进嘴里，拿洋火点着。

　　楼上飘来了电唱机的歌声。

　　“一个人，就是要有钱，”同事静静地抽了几口烟之后感喟地说：“老钟，你说是不是？有钱，什么都好；人家也尊敬你！”

　　但此时我想的却是另外一件事。

　　“也许他－－李新昌－－已重新铸过一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