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爷来了，村里的人这样称呼县警察所长。他什么时候来，为什么来，大家早在一个星期以前就知道了。茹科沃村只有四十家人，可是他们欠下官府和地方自治局的税款已经积累到两千多卢布了。

　　县警察所长在小饭铺里停下。在那儿，他“喝了两杯茶”，然后步行到村长家里去。村长家门的附近已经有一群欠缴税款的人等着了。村长安契普·谢杰尔尼科夫尽管年轻，只不过三十岁出点头，却很凶，总是帮着上级说话，其实他自己挺穷，也总不能按期纳税。大概他很喜欢做村长，喜欢权力的感觉，他没有别的法子，只好借严厉来表现他的权力。在全村开会时候，人人怕他，听他的话。往往，在街上，或者在小饭铺附近，他忽然抓住一个醉汉，倒绑上他的手，把他关进禁闭室里去。有一回他甚至逮捕老奶奶，把她拘留在禁闭室里，关了一天一夜，因为她替奥西普出席村会，在会上骂街。他从没在城里住过，也从没看过书，可是他不知从哪儿学来各式各样文绉绉的字眼，喜欢插在谈话里用一用，人家虽然不能常常听懂他的意思，倒也因此敬重他。

　　奥西普带着他的缴税底册走进村长的小木屋，那县警察所长，一个瘦瘦的老头子，生着又长又白的络腮胡子，穿一件灰色衣服，正坐在过道屋墙角一个桌子那儿，写什么东西。小木屋里干干净净，四壁贴着从杂志上剪下来的画片，花花绿绿，在靠近圣像顶显眼的地方贴一张以前保加利亚巴丹堡公爵的照片。桌子旁边站着安契普·谢杰尔尼科夫，两条胳膊交叉在胸口上。

　　“他欠一百十九个卢布，大人，”轮到奥西普的时候，他说，“在复活节以前他付过一卢布，打那时候以后没给过一个钱。”

　　县警察所长抬头看奥西普，问：

　　“这是为什么，老兄？”

　　“发发慈悲吧，大人，”奥西普开口了，激动起来，“容我回禀，去年从留托列茨基来的一位老爷对我说，‘奥西普，’他说，‘把你的干草卖给我……你卖了吧，’他说。那有什么不行？我有大约一百普特要卖呢，都是娘们儿在水草场上割来的……好，我们就成交了……这事儿干得挺好，我自己个儿要卖的……”

　　他抱怨村长，一个劲儿扭回头去瞧那些农民，倒好像要请他们来作见证似的，他脸红，冒汗，他的眼睛变得尖利而凶狠。

　　“我不懂你说这些干什么，”县警察所长说，“我问你……我问你为什么不缴欠款？你们都不缴，难道这要我来负责吗？”

　　“我缴不出来嘛！”

　　“这些话是岂有此理，大人，”村长说，“固然，契基尔杰耶夫家道贫寒，不过请您问问别人好了，此中症结都在白酒上，他们是一班胡作非为之徒。糊涂之至。”

　　县警察所长写下几个字，然后镇静地对奥西普说话，口气平和，仿佛跟他要一杯水喝似的：

　　“出去。”

　　不久他就坐上车走了。他坐上一辆简便的四轮马车，咳嗽着，甚至只凭他那又长又瘦的背影也看得出他已经记不得奥西普、村长、茹科沃的欠款，只在想他自己的心事了。他还没走出一俄里路，安契普·谢杰尔尼科夫已经从契基尔杰耶夫的小木屋里拿着茶炊走出来。老奶奶跟在后面，用尽气力尖声叫道：

　　“不准你拿走！不准你拿走，该死的！”

　　他迈开大步，走得很快，她呢，在后面紧紧地追他，驼着背，气冲冲，喘吁吁，差点跌倒。她的头巾滑到肩膀上，她的白头发看上去好像带点绿颜色，在风里飘着。她忽然站住，像一个真正的叛党似的，握着拳头使劲捶胸，用拖长的声音比平时更响地嚷着，好像在痛哭似的：

　　“正教徒啊，信仰上帝的人啊！圣徒啊，他们欺侮我！亲人啊，他们挤对我！哎呀，哎呀，好人啊，替我伸冤报仇！”

　　“老奶奶，老奶奶！”村长厉声说，“不得无理取闹！”

　　契基尔杰耶夫家的小木屋里缺了茶炊显得沉闷极了。茶炊丢了不要紧，可是这却有点叫人难堪，含着点侮辱意味，仿佛这家的名誉也完了似的。要是村长拿走桌子、所有的凳子、所有的盆盆罐罐，那倒好些，这地方不会显得这么空荡荡。老奶奶哇哇地叫，玛丽亚呜呜地哭，小姑娘们看见她们流眼泪，也哭了。老头子自觉有罪，坐在墙角，无精打采，闷声不响。尼古拉也一声不响。老奶奶爱他，为他难过，可是现在却忘了怜悯，忽然哇啦哇啦地骂他，责备他，对准他的脸摇拳头。她尖声叫道，这全得怪他不好，是啊，他在信上夸口，说什么在“斯拉夫商场”他一个月挣五十卢布，那为什么他汇给他们那么一点点钱？为什么他上这儿来，而且把家眷也带来？要是他死了，上哪儿去找钱来葬他？……尼古拉、奥莉加、萨莎的样儿，看起来真叫人心酸。

　　老头子嗽了嗽喉咙，拿起帽子，找村长去了。天擦黑了。安契普·谢杰尔尼科夫正在炉子旁边焊什么东西，鼓起腮帮子，屋里满是炭气。他的孩子们挺瘦，没有洗脸洗手，不见得比契基尔杰耶夫家的小孩强多少，正在地板上爬着玩。他妻子是一个难看而长着雀斑的女人，大着肚子，正在缠丝。他们是一个极穷的、不幸的家庭。只有安契普一个人看上去还算结实、漂亮。有一张长凳上摆着五个茶炊，排成一行。老头子对巴丹堡念了祷告，然后说：

　　“安契普，发发慈悲，把茶炊还给我吧！看在基督的面上！”

　　“拿三个卢布来，那你就可以取走。”

　　“我拿不出来嘛。”

　　安契普鼓起腮帮子，火呜呜地响，吱吱地叫，亮光映在茶炊上。老头子揉搓着帽子，想了一想，说：

　　“把它还给我吧！”

　　黑皮肤的村长好像变得完全漆黑，活像一个魔法师。他扭过头来对着奥西普发话，吐字很快，声音很凶：

　　“这全得由地方行政长官决定。到本月二十六日，你可以到行政会议去口头或者书面申诉你不满的理由。”

　　奥西普一个字也没听懂，可是也算满意，就回家去了。

　　过了十天光景，县警察所长又来了，待了一个钟头就坐上车走了。那些天，天气寒冷而且有风，河老早就结冰了，可是雪仍旧没下。道路难走，人们很痛苦。在一个节日的前夜，有几个邻居到奥西普家里来坐着闲谈。他们摸着黑说话，因为做工是有罪的，他们就没点灯。消息倒有几个，不过听着都十分不痛快。例如为了抵欠款，有两三家的公鸡被捉去送到乡公所，不料在那儿死掉了，因为没有人喂它们。羊也给捉去，而且捆在一块儿运走，每过一个村子就换一回大车，其中有一只死掉了。那么现在就有一个问题要解答：这都该怪谁呢？

　　“该怪地方自治局！”奥西普说，“不怪它，还怪谁？”

　　“当然，该怪地方自治局。”

　　虽然谁也不知道地方自治局是什么东西，可是样样事情，什么欠款啦，欺压啦，歉收啦，都怪在地方自治局身上。这种情形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了，那时候有些富农自己开工厂、商店、客栈，做了地方自治局的议员，却始终不满意地方自治局，便在自己的工厂和酒馆里痛骂它。

　　他们谈到上帝还不把雪送下来，谈到该去砍柴了，可是坑坑洼洼的道路上没法走车子，也不能步行。原先，十五年到二十年以前，在茹科沃，大家谈的话要有趣味得多。在那年月，看起来每个老人心里好像都藏着一份秘密，仿佛他知道什么，正在盼着什么似的。他们谈加金色火漆印的圣旨，谈土地的划分，谈新土地，谈埋藏的财宝，总之，他们的话里暗示着什么。现在呢，茹科沃的人根本没有什么秘密，他们的全部生活就像都摊在手心上一样，大家看得明明白白。他们没别的可谈，只能谈贫穷和饲料，谈天还不下雪……

　　大家沉静了一阵。然后他们又想起公鸡和羊，又开始争论该怪谁不对。

　　“该怪地方自治局！”奥西普垂头丧气地说，“不怪它，还怪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