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八路军的地方工作队到了潘永福同志的老家嘉峰村，他也赶回了家。这一带原来驻的军队是蒋介石的第三十三军团，后来这部队被敌人打散了，遍地都成了溃兵：嘉峰南边相隔十里的王村又已变成维持敌人的区域，所以这一带的群众，只要是看见军队，用不着看臂章就知道不是来干好事的，马上跑个光。八路军的地方工作队初到嘉峰村的时候，情况也是如此。潘永福同志回到村后，无形中做了工作队的义务宣传员。他宣传的内容只有一句话：“这队伍不打人。”这句简单的话效力很大，他的穷朋友们听了，马上跟他先回了村，其他人也慢慢试探着都回去了。

　　八路军的主力部队把周围的土匪溃兵肃清以后，环境变得单纯了，嘉峰村变成了和日军相持的边缘，群众组织起来在村南边布下岗哨，监视着通往维持区的要道。潘永福同志是夜里在野外活动惯了的人，不论该不该自己的班，夜里都好到那里去看路上的动静，一发生变故马上就报告工作队。工作队见他和他的几个穷朋友们大有舍己为人的精神，就吸收他们入了党。

　　嘉峰村建立了地方政权，第一任村长是王思让同志，潘永福同志是村供销社干部。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村干部，从外表上看，和群众无大区别，潘永福同志在这方面更突出——完全和他打短工时期的打扮一样。有个外村的老相识在路上遇上了他问他说：“听说你当了干部了，你怎么还是这样子？”潘永福同志反问他说：“干部该是个什么样子？”问他的人马上也拟定不出个干部样子来，只得一笑而罢。

　　潘永福同志当了干部以后，不但外观上没有变化，工作和生活也都按着自己特有的风度发展着。为了说明这一点，也举两三个例子：

　　一、搭桥
　　嘉峰村东北方向五十里外的玉沟村，开了个为沁水民兵制造手榴弹的工厂。这工厂烧的是阳城煤，运煤时候需要在嘉峰村过沁河。沁河上过渡的习惯，夏秋两季用船，冬天冰冻以后至春天发洪之前用桥。每年搭桥的时间是寒露以后——早了水大，迟了水凉，所以选择在这个季节。这年冬天，因为南边离八里的王村成了维持区，群众宁愿自己不过河去，也不愿给敌人制造方便，在非过不可的时候可以多绕四五十里到上游去过别村的桥。嘉峰村的人事先没有想到五十里外玉沟工厂的需要，等到工厂缺了煤找到嘉峰来的时候，搭桥的地方已经被冰封了。上级要求嘉峰村想法子，村长王思让便和会搭桥的党员干部潘永福、何启文等同志接受了这个任务。

　　这地方，桥的构造是用两根树杈顶一根平梁算一个桥脚，一个个桥脚中间都用五六根长的木料连接起来，上边铺上厚厚的灌木枝条，然后再垫上尺把厚的土把它压平。这些木料都很笨重，在水里边推来拉去倒不太费气力，只是想把顶着横梁的桥脚竖起来就不太容易。竖的办法是用好多人在两岸拖着一股大绳，再用几个人把桥脚从水里拉到应竖的地方，拴在大绳上，自己扶着让岸上的人拉。用对了劲，一拉就竖起来了。活儿倒也有传统办法，只是时间不对，河被冰封着，冰又只有寸把厚。人到冰上，怕把冰压破了；破冰下水，人又受不了。党员们研究了半天，更巧的法子想不出来，也只好破冰下水。王思让同志勇敢得很，把冰打开口，他就先跳下去。可是他的身体没有经过更多的风霜锻炼，一下去就抖得倒在水里。在打开的冰窟里倒下去，马上便会被水推到下游的大冰层下，潘永福同志见势不好，跳下去一把把他抓出来。这时候，王思让同志的皮肤已经变成黑青的了。

　　潘永福同志是在河里井里泡惯了的，何启文同志也是年年搭桥离不了的人物。岸上的同志们搬运着木料，这两位英雄下了水，打开冰道，送过大绳，来来往往拉木料、扶桥脚……终于在这冰层包围中完成了上级党给予的任务。两个人的腰上、肚上、胳膊上，被顺流而下的冰块割成了无数道的大小创口，只有腿部藏在水底，没有受到冰块的袭击。

　　二、借渡口
　　在潘永福同志当区长时候，有一次，敌人集中了大于我们当地驻军十多倍的兵力来“扫荡”这个地区，沁河以西有我们一部分部队一定得渡过沁河转到外线。领导方面知道潘永福同志是撑船能手，就把这任务交给他。潘永福同志接受任务后，马上跑到离区公所十五里路的张山去找部队。他向部队的首长说附近几个渡口船太小，恐怕一夜渡不完；王村的船大，可是维持区，要是把维持会的人挟持住，夜里可以在那里摆渡。部队同意了他的建议，就派了几个便衣，由他领着路，到王村去找维持会。他们走到王村村边，碰上了一个人。潘永福同志要这个人带他们到维持会去。这个人便带他们去了。走到维持会门口，潘永福同志同那个人走进去，便衣在外边守着门。一进了屋子，静悄悄连一个人也没有。领路的那个人向潘永福同志说：“你坐一下，我给你找他们去！”说着就走出院里来。潘永福同志见那个人神色不正，怕他搞鬼，略一思忖便跟了出来，却不见他往哪里去了，问了问门外的便衣，说是没有出去；又返回院里来，见有个通房后厕所的小门，情知是从这小门里跑了。潘永福同志马上向门外的便衣说明了情况，并且又向他们说：“你们监视住河边和村西头的路，不要让有人过去，就出不了事，让我亲自去找撑船的人去！”潘永福同志和这里的撑船的人都很熟识，一会就把他们都找到了。这时候，太阳已经落了，清除了一下船里渗漏进来的积水，吃了些晚饭，部队就开到了。

　　潘永福同志和王村的船工们共同撑着船，先送过一部分机枪手们到对岸山头上布了防掩护住渡口，然后才渡大队人马。船开得也不慢，只是人太多了，急切渡不完。潘永福同志见深处没有几步，绝大部分淹不住人，就跳下水去拉住缆绳在前边拉；王村有几个船工也跳下去帮着他拉。这样拉的拉、撑的撑，船比以前快得多，一趟又一趟，还不到鸡叫就把全部人马渡完了。部队的负责同志临别的时候向潘永福同志说：“潘区长！谢谢你的帮忙！敌人很快就会侦察到我们在这里过渡！你也要马上离开这里！”

　　潘永福同志向来觉着工作和休息差别不大，可是这一次碰上了例外：他跑了几十里路，找了半晌人，又拉了多半夜船，算起来已经连续劳动了二十个钟头了。打发部队走后，他本想马上离开王村，只是走到村边，身子便摇晃起来，再勉强走是会摔倒的。王村靠河的那一边，支着一排喂牲口的石槽。这时候，潘永福同志已经走得寸步难挪，就穿着一身湿透了的衣服睡进一个石槽里，一闭上眼就睡着了，等到他一觉醒来，天已大明。他一见天明了就觉着有点不妙，慢慢抬了抬头，一只眼睛沿着石槽边向河边一看，不知几时开来的日军已经把这一段河边的空地坐满了。他不敢坐起，急忙扳住石槽的另一边一骨碌滚出背着敌人这一边的地上来，然后爬起来就往山上跑。不巧的是敌人已经在这山头上放下岗哨，一见有人跑上来就开了枪。潘永福同志往旁边一绕，仍然跑他的。身旁边的飞弹吱吱地越来越密，好在抢了几步跳到一条土胡同里，顺住土胡同可以跑到另一段沁河边，他也不管后边的子弹来得怎样密，反正有土胡同隐蔽着打不到身上，就这样跑到河边游过了水，不到晌午又回到他的区公所。

　　正因为潘永福同志是这样一个苦干实干的干部，在他影响下的群众都十分喜爱他，到处传颂着他一些出格的故事，甚而还有人加枝添叶地把一些故事神话化。在潘永福同志自己，却不曾有过丝毫居功的表现，平常时候在办公之余，仍然和区公所的同志们扛着锄头或挑着粪桶，去种他们机关开垦的小块荒地，和打短工时代的潘永福的神情没有什么区别。

　　正因为他喜欢实干，所以坚决反对虚伪的俗套子礼节。一九四九年他被调回县里去作农林科长，区公所的同志们要举行个送别的仪式。这种仪式已经形成了俗套，办法是被送的人走在前边，同事们和一组八音会的音乐跟在后边，慢慢摆开八字步走出区公所所在的村镇，和旧时代的送龙王回宫差不多。潘永福同志根本不赞成这一套，不过在送旁人的时候，怕被送的同志多心，也不便反对；现在轮到了送他自己，他想免一免这套过场。可是有些同志诚心诚意要那样送他，说死说活不让免，他也马马虎虎同意了，等到送他的那天早晨，大家都已经准备好，却不见他出来和大家打招呼，有人进到他屋里去看，床上只剩了一条席子，潘永福同志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挑着行李走了。这也不奇怪，他原来就是个认为白天和夜里差别不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