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来后的第四天，母亲搬到他家里去了。

　　当货车拉着她的两只箱子离开工人区来到田野的时候，她回头望了一下，突然觉得，她永远不会再看见这个地方了，——她一生中最痛苦最黑暗的时代，是在这里度过；那充满了崭新的欢乐、崭新的悲愁的，充满了迅捷与激动的另一种生活，也是在这里开始的。

　　在那被煤烟熏染黑了的大地上，工厂把它的烟囱高插入云端，就像一只极大的、暗红色的蜘蛛似的伸开了脚爪。工人们住的平房，紧挨在工厂的周围，一间间灰色扁平的小屋子，密密麻麻地挤在沼泽地的一边。那一面面矮小、阴暗的窗子，惆怅地互相对望着。跟工厂一样颜色的教堂，高出这些工人们的住房，它的钟楼比工厂那根烟囱稍低一些。

　　母亲叹了口气，觉得衣领太紧，勒得脖子难受，于是就整整衣领。

　　“咻，咻！”车夫挥动着鞭子，嘴里不停地嘟哝着。

　　他是个瘸腿汉子，看不出到底有多大年纪，两眼无神，头发胡子都很稀少，好像退了色似的。他左右摇动着身子，跟货车并排向前走。可以看出，不管是向左走还是向右拐，对他都无所谓。

　　“咻，咻！”他无精打彩地吆喝着。有点滑稽地拐着他的弯腿，脚上穿的长筒靴沾满了泥巴。

　　母亲毫无目的地朝四周围望了望。野外也是和她的心间一样，空空落落……

　　拉车的马似乎有些累了，它摇着头，在那被太阳晒暖了的很深的砂土上，呼力地一步步地走着。砂土轻轻地发出声音。这辆好久没有烧油的破马车发出吱吱咯咯的响声。这些声音混合起来和尘一起飞荡在马车后面……

　　尼古拉·伊凡诺维奇住在市郊的一条荒凉破败的街上，住的是一所小小的绿色侧屋，添造在一所由于古旧而显得臃肿而又昏暗的二层楼房旁边。

　　侧屋前面，有个草木茂盛繁复的庭园，紫丁香花、槐树枝条，栽种了不长时间的银色的杨树叶子，亲切地朝三个房间的窗户窥探观望。这几间房屋里清洁安静，花木的影子摆动在地板上，无声无息。靠墙摆着几排书架，上面密密地排列着各种各样的书。墙壁上挂着许多幅画像，画像上每个人的样子都很严肃。

　　“您住在这儿行吗？”尼古拉将母亲领进一间小小的房间，向她征求意见。

　　这间小屋，有两面窗子，一面窗子对着庭园，一面窗子对着野草丛生的院子。房间里面，靠着墙壁也摆满了书橱和书架。

　　“我住在厨房里就行了！”她说。“厨房里很亮堂，又干净……

　　母亲觉得，尼古拉听了她的这话之后有种怯生生的表情。他不自然地、好像很为难地劝阻母亲去厨房住。所以母亲只好答应，——他立刻就高兴起来。

　　所有这三个房间中，都充满了一种特殊的空气，——呼吸起来，让人觉得非常轻松和舒服，可是说话的声音却不自觉地要压低下来，身在其中，决不想大声说话，因为那样要妨碍墙壁上那些凝神沉思的人们。

　　“花儿应该浇些水才好！”母亲摸摸窗台上花盆里的泥土，建议说：

　　“对！对！”主人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地赞同。“我喜欢种花，可是没有时间服侍……”

　　母亲仔细地瞅着他，她能看出来，在他自己的这样安逸的家里，尼古拉也是非常小心，对他周围的一切都感到生疏。他总是将脸凑近要看的东西，用右手细长的指头扶着眼镜，眯起眼睛，带着默默的疑问的神气观察着他感兴趣的东西。

　　有时候，他把东西拿在手里，再凑到眼前，细细地观察着辩认着，——好像，他是和母亲一同刚走进这间屋子似的，跟她一样，对屋子里的一切都感到陌生和不习惯。

　　母亲看到他这样，立刻意识到了她在这所房子里的地位。母亲跟在尼古拉后面，注意观看各样东西安放的地方，又问了他的生活习惯。他用抱歉的语气逐项回答着她，好像明明知道什么都做得不对，可又不会找别的办法似的。

　　母亲浇了花，又将胡乱堆在钢琴上面的乐谱整整齐齐地叠放好，然后望了望茶炉，说：

　　“应该擦一下……”

　　他听了后，便用指头朝昏暗无光的铜壳上摸了一下，然后把手指拿到眼前，非常认真地观瞧起来。

　　母亲看到他这个样子，禁不住要笑出声来。

　　躺在床上之后，她回想起了这一天的事情，做梦似的又从枕头上抬起脑袋把周围望了一遍。对她来说，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住在别人家里，但是，她却丝毫也没感到拘束。

　　她很关切地想着尼古拉的一举一动，感到有一种愿望，要尽自己最大可能来照顾他，使他在生活里感到亲切、温暖。尼古拉那笨手笨脚的样子，可笑的举动，与常人不同之处，以及他浅色的眼睛里闪耀着的孩子般的聪明的神情，都使她倍受感动。

　　过了一会儿，她的思路转到了儿子身上，在她面前，又浮现了被新的声响所包裹着，被新的意义所鼓舞着的五月一日！这一天的痛苦，跟这一天本身所有的东西一样，都是特别的，——这种痛苦，并不是将人打昏的拳头，把人打得脑袋耷拉到地上，而是如同无数的针刺着心灵，从内心唤起无言的愤怒，叫人把压弯了的背脊勇敢地挺起来。

　　“全世界的孩子都起来！”她的耳轮中充斥着她所不熟悉的城市夜生活的声音，头脑中出现了这个念头。是一种疲惫无力的声响，从远方吹来，在庭园里把树叶弄得簌簌作响，爬进开着的窗子，又悄悄地在这间屋子里消失了。

　　第二天清早，她擦干净了茶炉，又烧开了水，轻手轻脚地拿出了碗碟杯盘，然后坐在厨房里等着尼古拉醒来。

　　先是听见了他的咳嗽声，过了片刻，尼古拉一手拿着眼镜，一手按着喉咙，从门口进来了。

　　母亲回答了他的问候，将茶炉搬到房间里。于是，他开始洗漱，把水溅了一地，把肥皂、牙刷都掉在地上，不住地哗啦哗啦地把水撩到脸上。

　　喝茶的时候，尼古拉对母亲说：

　　“我在地方自治局里做的那件工作，真叫人心里很难受——我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农民们是怎样破产……”

　　他带着惭愧的微笑继续说：

　　“人们都饿坏了，不到时候就进了坟墓，孩子们生下来就很瘦弱，好像秋天的苍蝇一般地死掉。——我们什么都清楚，同时也知道这种不幸的原因，我们整天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事情，领着薪水。老实地说，除了这个什么都不干。

　　……”

　　“您是个大学生？”母亲问他。

　　“不，我是教师。我的爸爸是维亚特卡一家工厂的经理，我最初是个教师，后来因为在乡下给农民分发书籍，所以坐了牢。出狱之后，当了书店的店员，可是因为做事不小心，又被送进了监狱，后来，又被流放到阿尔罕格尔斯克。在那里，又跟省长发生了冲突，于是反懈送到了白海沿岸的乡下，我就在那里住了五年。”

　　他的声音平静而低沉地回响在阳光明媚的房间里。

　　母亲对于这一类的故事，已经听过多次，但是她总不能理解，——为什么人们能这样平静地叙述自己的这种故事，把这种事情都看作命里注定不能更改。

　　“今天我姐姐要来！”他说。

　　“已经出嫁了吗？”

　　“是个寡妇。她丈夫充军去了西伯利亚，后来从那里逃出来，两年前在外国生肺病死了。”

　　“她比您大多少？”

　　“比我大六岁。她给我的帮助很多。你可以听听，她的钢琴弹得多么好！这是她的钢琴呢……这儿的东西多半是她的。

　　我的只是些书……”

　　“她住在哪儿？”

　　“随便什么地方都住！”他引以为豪地微笑着回答。“什么地方需要勇敢的人，她就在什么地方。”

　　“也是——干这种工作的？”母亲问。

　　“当然！”他说。

　　不多一会儿，他出门上班去了。

　　母亲却开始思想起这些人们每天执拗而镇静地干着的“这种工作”。她感到自己面对着他们，正像面对着黑夜里的一座高山。

　　正午时分，来了一个身穿黑衣服、身材修长而苗长的年轻太太。

　　母亲开了门，把她让进屋。她将一个黄色的小箱子丢在地上，迅速地握住了母亲的手，问道：

　　“您是巴威尔·米哈依洛维奇的母亲，对不对？”

　　“对。”母亲看着她华丽的衣服，困惑迷惘地回答。

　　“跟我想象的一样！我弟弟给我写了信。说您要搬到这里来！”这位年轻太太在镜子前面摘着帽子，继续说：“我和巴威尔·米哈依洛维奇是老朋友，他常常跟我讲起您。”

　　她的声音有些喑哑，话语缓慢，可是她的动作却很快，很有力度。她那双灰色的大眼睛满含着微笑，显得年轻而明快，可是眼角上已经明显地有了些细密的皱纹。小巧的耳朵上面好像已经有了几根白发在闪着银光。

　　“我想吃点东西！”她说，：要是能喝上一杯咖啡就好……”

　　“我马上就煮。”母亲应着，一面从橱柜里拿出咖啡具，一面低声问：“巴沙真的常常讲起我？”

　　“讲得很多……”

　　她摸出一只小小的皮烟盒，点起一烟抽着，在室内边走边问：

　　“您一定特别替他担心吧？”

　　母亲望着煮咖啡的酒精灯的青色火焰，脸上挂满了微笑。刚才在这位太太面前所感到的那种不安，现在在这种由衷的喜悦里面一下子就消失了。

　　“我的好孩子，真是那样地讲起你母亲！”她心里这样满意地想着，嘴上却慢慢地说道：“当然，不怎么放心，可是以前更厉害呢，——现在我已经知道，他不是自己一个人……”

　　她望着这位太太的脸庞，询问：

　　“您叫什么名字？”

　　“索菲亚！”她说。

　　母亲用敏锐的目光打量着她。不难发现，在这个女人身上，有一种豪放的，过分敏捷和急躁不宁的神情。

　　她大口大口地喝着咖啡，颇有把握地说：

　　“最要紧的，是不让他们长期被关在监牢里，要让他们的案子尽快地判决出来，只要一判了充军，我们马上就设法帮助巴威尔·米哈依洛维奇逃出来，——在这里，他是不能缺少的人。”

　　母亲半信半疑地望了望索菲亚。

　　索匪亚朝四周打量了一下，看看什么地方可以扔烟头儿，最后将它插在花盆里的泥土上。

　　“这样花会干死的。”母亲不自觉地说。

　　“对不起！”索菲亚说。“尼古拉也总是这样对我说。“她从花盆里取出烟头儿，将它扔出窗外。

　　母亲不安地看着她，尴尬地说：

　　“是我对不起！我是顺口说的。我哪里能指使您呢！”

　　“既然我这样随便，为什么不能来指使我呢？”索菲亚耸了耸肩膀，关心地问。“咖啡给煮好了，应多谢您！为什么坏子只有一只？您不喝？”

　　忽然地，她把两手搭在母亲的肩膀上，将她拉近自己身边，凝视着她，用一种惊奇的口气问道：

　　“难道您还客气吗？”

　　母亲笑了笑，说：

　　“方才不是连烟头的事情都说了吗？这不能叫客气吧？”

　　于是，母亲毫不遮掩自己的吃惊与不安，就像询问家常一般地说：

　　“我昨天才来，可是好像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一点也不生疏，想要说什么话，就都说了出来了……”

　　“这样才好呢！”索菲亚高兴地说。

　　“我的脑袋里很乱，好像连我自己都认不清楚了，”母亲接着说道。“从前啊，想对一个人说句真心话，总是对他的脸色左看右看地看清楚，可是现在呢，总是直直快快地说出来，那些以前不敢说的话，开口就出来了……”

　　索菲亚又抽起了烟，她亲切地，含情脉脉地用她灰色的眼睛望着母亲。

　　“您是说要设法让巴沙逃走吗？那么，他成了一个逃亡者，叫他怎样生活呢？”母亲提出了这个颇叫她不安的问题。

　　“那不妨事的！”索菲亚又给自己倒了些咖啡，回答母亲：“就像其他许多逃亡者一样地生活呗……我刚才接了一个人，把他送到了另一个地方，他也是个非常重要的人，判了五年的流刑，可是只住了三个半月……”

　　母亲专注地望着她，笑了一笑，摇头头低声说：

　　“那一天，五一那一天，把我弄糊涂了！我觉得有点不自在，好像同时走着两条路：有时候呢，好像什么都明白，可是有时候又忽地一下子像掉在云雾里面。现在，我看到了你，像您这样的夫人，也干着这样的事情……您认识巴沙，又是那样看重他，我觉得非向您道谢不可呢。……”

　　“要向你道谢才对呢！”索菲亚友好地笑起来。

　　“什么？向我？可不是我教育的他！”母亲叹了口气推辞说。

　　索菲亚把烟头放在茶盘上面，猛然地摇了摇头，金色的头发散了下来，一缕缕地披在肩背上。

　　“好，现在我该把这一身豪华的衣服脱下来啦！”

　　说完这句话，她就走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