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大陆旅馆后，西班牙那洋溢着友好亲善、彬彬有礼的氛围和浪漫气息顷刻间被击得粉碎。回来时，他看见艾琳坐在沙发上。艾琳一副很随意的样子，用胳膊勾住他的脖子，面带微笑但声音急促地对他说：“快走。”奥威尔怔了一下，艾琳又重复了一遍。最后，他任由自己被拉到楼下。下楼梯时，他们碰到了一个认识的法国人。他告诫奥威尔不要等着警察找上门再想到离开。有一个工作在旅馆的统一工党的成员从电梯里跳出来，也催促他们快快离开。到了大街上，艾琳向他讲述了他不在时发生的事情。统一工党已遭到镇压，所在的办公大楼已查封。凡是与统一工党有一丝联系的人，抓到的就被关进监狱里。这一切是从6月15日开始的，正是在同一天，奥威尔动身前往西塔莫，统一工党领袖安德烈斯·尼恩被抓，范肯旅馆遭搜捕。第二天，该党被宣布为非法，几个小时内，行政委员会里所有成员，足有40个人，全都关进监狱。在初次血腥洗劫后的约一周，城里传言说尼恩已被枪毙。奥威尔似乎是6月21日晚回到巴塞罗那的，距离他34岁生日还有4天。毫不讳言，掀起对抗统一工党的运动必然涉及采取很多见不得人的手段。比如，在6月中旬，为了防止开赴前线的军人产生抵触情绪，不让他们了解事实的真相。在遭到肃清的日子里，奥威尔心里猜测着，一定会有几个人在遭到暗杀时，仍全然不知共和党派的报纸已宣布他们为法西斯分子了。

　　怎么办？尤其他的朋友境况如何？莫林疗养院已遭到搜捕：威廉斯和考特曼躲了起来。麦克奈尔也躲了起来。而考普却被抓入狱。他是在准备赴前线回大陆旅馆取行囊遭此劫难的。奥威尔明白艾琳能逃脱，主要是她善于利用自己年轻貌美作诱饵。两天前的晚上，大约在凌晨4点钟，6个便衣警察闯入旅馆，进入他们的房间进行搜捕。他们抢走了奥威尔的日记、书籍、剪报，还有一堆脏衣服。可是，他们倒是漏掉了护照和支票簿。即使发生了这一切，奥威尔还是感到迷惑不解，他和艾琳陷入了什么样的现实，他无法相信自己正处于危险之中。艾琳逐渐让他意识到他们危险的处境。他们竭力召集还留在城中的朋友，计划着逃离西班牙的路线。唯一的途径就是生活低调，不要暴露自己与统一工党的联系。艾琳采取的第一步就是把奥威尔的民兵卡撕得粉碎，还有那张与其他民兵合影，背景是飘扬的统一工党的党旗的照片。他们相约第二天在英国领事馆见面。考特曼和麦克奈尔也将按时到达。他们知道单是英国领事是不能让他们顺利安全返回英国的。想离开西班牙，护照必须盖有三个章：警察局、法国领事馆和加泰罗尼亚移民局。由于无安全安身之地，奥威尔一直不停地走，最后停在前段日子他进行电疗的总医院附近的一个地方。他钻进了一个防空洞，但洞是新挖的，里面潮湿，还在滴水。最后，他来到了一个烧成废墟的教堂，在残垣断壁之间，总算找到了一个洞，在里面休息了几个小时。

　　1937年6月底的几天，对于与统一工党有瓜葛的人来说，巴塞罗那的生活可真难熬，根本无娱乐可言。几位幸存者，包括政治上反对奥威尔的人，都说局势其实没那么危急。其中一人说道：“我单独一人走在大街上，我从不保守我就是统一工党党员的秘密。没有什么闲言碎语，我从没感到别人有敌意。”布兰思韦特返回西班牙休假，在列利达省已得到一些风声。人们告诉他尽快脱掉制服，毁掉文件。可是，不可置否，奥威尔的生命还在危险之中。奥威尔和艾琳的逮捕令已发出；紧接着的一个月中，巴伦西亚一份裁定间谍罪、叛国罪的报告又依法判定两人是“托洛茨基分子”及统一工党英国独立工党的密探，其根据是查收到的信件。奥威尔和艾琳若再待在西班牙，他们必将遭到处决。时间在流逝，他们身陷困境，只有等着复杂艰难的谈判进行顺利，他们才可以逃离出去。奥威尔在这片教堂的废墟中醒来，又走回市中心。高高飘扬在统一工党大楼的是共和党的旗帜；兰布拉斯大道的街尾的公共布告栏里贴着数张反对统一工党的漫画。码头附近，一群统一工党的民兵肆无忌惮地疲惫懒散躺在擦鞋匠用的椅子上。他们就这样过夜的。10点钟，他来到了英国领事馆，一会儿麦克奈尔和考特曼也到了。他们带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鲍勃·西米雷已死于狱中，原因可能是阑尾炎。又过了一会儿，他们见到了马约里和布兰思韦特。布兰思韦特处境更为不妙，他来西班牙持的是短期护照，现在早已过期了。

　　那天下午，他们去狱中看望考普。在那样的情形下，这绝对是勇敢之举。奥威尔注意到，这两间房子原先是商店的底层，关押着政治犯，现在押人数已近百人，挤得满满的。有几个人还是莫林疗养院的伤员。没想到，考普神色自若，精神尚好。“我想我们要被枪毙的。”他边说从人群中挤了出来。考普出狱尽管希望渺茫，但还有一丝丝可能。考普说他的文件中有封信，是军事部写给管理工程上校的。如果能把此信找回，那就可以证实考普的忠诚。但是，这封信正押在警察局长的办公室里。这只能让还未收到这封信的上校完成这项任务。奥威尔没有为迷宫式的繁文缛节打退堂鼓。他冒着危险扬招一辆出租车径直赶到码头附近的战时部。意想不到，他马上被允见到了上校的副官。这位副官听了奥威尔原原本本的解释，认同这是一次差错。他问起考普少校在何处供职，奥威尔回答他和考普都属于统一工党的。副官很吃惊，但他仍旧进了上校的办公室去请示。房间里清楚传来两人激烈的争论的声音。但没多久，他就出来了，示意奥威尔跟他走。信从警察局长的办公室拿回来，副官说他会将此信送到上校的手里的。在警察局长的办公室外面，当着一帮坐探的面，副官与奥威尔握手言别。奥威尔很感动，“简直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公开与德国人握手一样。”

　　奥威尔和考特曼当天夜晚就露宿在一片荒芜废弃建筑工地旁边的草地上。野草长得很高。奥威尔后来承认，他们过的是奇怪的双重生活——夜晚，幽荡在市井的后街；白天，装成有钱的英国游客四处飘荡。第二天下午，他和艾琳最后一次探视考普。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仍毫无结果。考普的上司仍未能将他解救出狱。多亏英国领事馆，现在他们的护照问题有眉目了。他们最初想搭乘下午开往波港的火车，但奥威尔到车站后，发现火车早就离开了。艾琳返回旅馆。奥威尔、麦克奈尔和考特曼3人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饭店吃饭。店主是全国劳动同盟的盟员，3人终于在这里找到楼上一间房，好好睡一觉了。奥威尔寻思着，接连五个夜晚自己都是和衣而眠，今天夜晚总算可以脱掉衣服痛快睡觉了。第二天清早，他们连同艾琳终于搭上了火车，畅通无阻、平平安安地穿越了边界。考特曼记得麦克奈尔鼓动他读英国桂冠诗人约翰·梅斯菲尔德的一本诗集，以表达对当局忠心耿耿。他们本来就无需担心。他们的名字并没有列入边防出境所的嫌疑犯的黑名单上。哨兵从头到脚对他们检查了一番后，他们终于踏上了法国的土地。奥威尔发现，能够印证自己6个月西班牙之行的只有两样东西：一个山羊皮做的水瓶，一盏阿拉贡当地农民使用的橄榄油小油灯。他们抵达法国的第一件事，就是冲向杂货摊买香烟，口袋里塞得满满的。他们看到的第一份报纸就是整篇报道麦克奈尔因间谍罪而被捕，令他们感到很奇怪。不过，这也可算得上他们留下的备忘录。

　　麦克奈尔和考特曼继续前行到巴黎。奥威尔和艾琳决定在沿线的法国第一站——海滨城市巴尼亚斯就下车。海滨城市巴尼亚斯是法国的一个宁静的海滨小镇，他们打算在这里待几天。令人不悦的是，这个地方支持佛朗哥的势力猖獗：奥威尔不会忘记，在他们经常光顾的咖啡馆里，一个亲佛朗哥政府的侍者为他们拿开胃酒时对他们投下敌视的目光。距小镇开车1小时之远的另一个城市佩尼昂市，情况则不同。那里各个政府派别相互攻讦，各自为政，其中还有统一工党的支持者。他们在那里还遇到了芬纳·布罗克威并一起待了几个小时。芬纳·布罗克威那时还费尽心思想以独立工党主席的身份进入西班牙。奥威尔声音微弱沙哑，对目睹的一切义愤填膺。在巴尼亚斯，他度过了自己34岁的生日，感到倦怠灰心。天气变化多端，海上波涛汹涌。几天里，精神低沉，理想破灭。他们想要从低落的情绪中自拔，却不知所措。奥威尔早已腻烦了海滨小镇。他们继续北上巴黎，途中田野风光郁郁葱葱，远非贫穷西班牙所能比。渡过英吉利海峡后，乘火车最后终于到达了风景如画、平静宁和的英格兰南部。望着窗外绿得发亮的夏天的草地，奥威尔心田里涌起一种超然脱俗的奇怪感觉。他想，当一个人穿过绿油油的四野，望见的是整整齐齐的树篱时；尤其当一个人静静地坐在火车车厢里舒适的坐垫上，刚刚忘却晕船的感觉时，的确，对他而言，很难想到世界的另一地方正进行着血腥的战争。

　　奥威尔之像

　　这里既没有奥威尔真实声音的录音，也没有任何再现他本人身影的影片。这并不足为奇。毕竟电视当时还处在襁褓之中：奥威尔从未上过电视屏幕。但是在他生命的后期，各种摄影机已进入当时英国中产阶层的门户。在1930—1950年期间，肯定有人在某一时刻某一地点把镜头对准家庭舞会，对准赫特福德郡草坪上的独立工党的暑期学员，对准伦敦雷金特公园挖战壕的防卫队。也许，也许真的会捕捉到一个长得高高的、面容憔悴，留着齐刷刷硬髭胡的人。果然，天下真有那样巧的事情。

　　巴雷特·詹金斯是２０世纪英国一位历史学家，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他是索思伍德小镇上的人，现已过世。他的父亲是该镇第一位职业摄影师。凭着这种优势，他默默地参加了那些岁月里在索思伍德小镇的大多数正式的社交活动。开始，他使用的是一架布朗尼盒式摄影机，后来又使用现在电影拍摄中仍在使用的拍摄固定角度用的三脚架。詹金斯先生采用这两种方法交替进行，精彩地展现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索思伍德小镇的风土人情，乡民们的各种娱乐活动，及活动激发起的高涨的集体精神。从画面的讲述中，可以得知镇上的居民最喜欢集体活动。大家聚在一起，进行“打界”宗教活动［这是英国古老的宗教活动，意在提醒人们生活界限的重要性，活动中人们沿着牧区范围走一趟。——译者注］；进行纪念火车从黑尔斯沃思小镇开往索思伍德小镇的最后一次行驶的活动〔于1929年停运〕；画面还记述了6年后，即1935年，乔治五世登基银禧的纪念活动。索思伍德小镇里与奥威尔同期的大多数学生认为这里的生活平淡乏味、令人生厌。任何突出个性的行为都被掐灭在萌芽状态中，为资产阶级所不齿。他们指出，对萨福克镇生活贬损的言论已悄悄移化为奥威尔小说《牧师的女儿》中对“尼佩山”村人物肖像的描写。但詹金斯搜集的史料却与之不尽相同：这是一种充满温馨的、略带拘礼的乡村生活，人们渴望参与其中。无论是由每日邮报赞助的推球比赛〔这是一种巨大的椭球体，约有30英尺长，大多数队会以失败告终〕，还是在圣·埃德穆教堂外植树活动。

　　画面上索思伍德小镇人头攒动，到处是密密麻麻的扁帽子、钟状帽子，还有露着膝盖的学童。我们来寻寻里面的人物吧。詹金斯先生捕拍到1928年8月6日牧区居民的“打界”宗教活动。那时，奥威尔应该还在巴黎。在长达三分钟的镜头一开始的两三秒中，我们可以看见一个衣冠楚楚，头戴宽边的巴拿马帽，身穿夏服的老人行走上大街上形形色色的人群中。我研究过奥威尔的图片档案，我有种预感：他就是奥威尔的父亲理查德·沃姆梅利·布莱尔先生。但我并不是十分有把握。老先生正在悠然自得散步，看着身边的热闹。简短的影片中出现了一些身穿短袖衣衫的劳工在海边筑沙防御的画面，这是不容争辩的。镜头中还有一个画面，一个粗壮矮小蓄着髭胡的人漫步在人群中，戴着一顶扁帽子，嘴衔着一根香烟，一个身着夏裙的女人跟在他的旁边。他的长相酷似当时如日中天英国作家H.G.韦尔斯。后经确证，这人是区检察官赫斯特先生。几年前，霍普先生填鸭式教学班上的愤世嫉俗的年轻人韦尔斯曾送给他一只老鼠。

　　那么奥威尔呢？他在哪里？我在寻找着，在一群群聚集观看推球比赛的人群中寻找着。这是一场在女士曲棍球俱乐部与针织工厂雇员之间的比赛。我还在通往索思伍德小镇的最后一次摇晃的火车行驶的情景中寻找过他；在索思伍德海滩上秋天第一网中的银光闪闪的鲱鱼捕上岸时，我也寻找过他。但一无所获。画面上尽着数不清的扁帽子，精明勤俭的萨福克镇民面孔。克里顿镇长穿着礼服，手拿执权杖，活脱脱《雾都孤儿》中那个愚蠢、贪婪、冷酷的教区干事邦布尔先生。教区的牧师也戴着领饰。但是……1930年夏天，詹金斯先生拍摄到一些展示索思伍德小镇盛大场合的镜头：迎接即将开幕的集市。当然，许多镜头对准人群——镇长及镇政府庄严地在环形路上进行首次乘车仪式——但是，有一刹那，镜头停留在大街上费力前行的牵引机车的队列。在左边的人行道上，一群男孩子簇拥着，有一个人由于高出近两英尺，显得鹤立鸡群。他瘦瘦的，短发，穿着一件高领衣，半是游荡，半是散步，走在路边。摄影机的暂停键没多大作用。将这架古老的摄影机定格，只得到一片模糊的画面。胶片的底片上却显示了毫无疑问的画面：一个人正拿着烟斗抽着烟。但据知，奥威尔从未如此。不过，这可能就是他。1930年一个夏夜，他正从父母家出来观看来自雷顿缓慢沉重前行的牵引机车。这种想法让我们有些兴奋。在这里，行走在扣着高高帽子的妇女和叽叽喳喳吵闹孩子们之中，他感到小镇生活的失落寂寞。这种生活他不喜欢，但却无情冷漠地融入了他继续前行的世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