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早晨，教堂的钟声响彻沿岸村镇的时候，时髦社会的男男女女又回到了盖茨比的别墅，在他的草坪上寻欢作乐。
“他是个私酒贩子，”那些少妇一边说，一边在他的鸡尾酒和他的好花之间的什么地方走动着，“有一回他杀了一个人，那人打听出他是兴登堡①的侄子，魔鬼的表兄弟。递给我一朵玫瑰花，宝贝，再往那只水晶杯子里给我倒最后一滴酒。”——
①兴登堡（vonHindenburg，1847-1934），德国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德军总司令。
有一次我在一张火车时刻表上空白的地方写下了那年夏大到盖茨比别墅来过的人的名字。现在这已经是一张很旧的时刻表了，沿着折印快要散了，上面印着“本表一九二二年七月五日起生效”。但我还认得出那些暗淡的名字，它们可以给你一个比我的笼统概括更清楚的印象，那些人到盖茨比家里做客，却对他一无所知，仿佛这是对他所表示的一种微妙的敬意。
好吧，从东卵来的有切斯特-贝克夫妇、利契夫妇、一个我在耶鲁认识的姓本森的，还有去年夏天在缅因州淹死的韦伯斯特-西维特大夫。还有霍恩比姆夫妇、威利-伏尔泰夫妇以及布莱克巴克全家，他们总是聚集在一个角落里，不管谁走近，他们都会像山羊一样翘起鼻孔。还有伊十梅夫妇、克里斯蒂夫妇（更确切地说是休伯特-奥尔巴哈和克里斯蒂先生的老婆）和埃德加-比弗，据说有一个冬天的下午他的头发无缘无故地变得像雪一样白。
我记得，克拉伦斯-恩狄是从东卵来的。他只来过一次，穿着一条白灯笼裤，还在花园里跟一个姓艾蒂的二流子干了一架。从岛上更远的地人来的有开德勒夫妇、O-R-P斯雷德夫妇、乔治亚州的斯通瓦尔-杰无逊-亚伯拉姆夫妇，还有菲希加德夫妇和平普利-斯奈尔夫妇。斯奈尔在他去坐牢的前三天还来过，喝得烂醉躺在石子车道上，结果尤里内斯-斯威特太太的汽车从他的右手上升了过去。丹赛夫妇也来了，还有年近七十的S-B-怀特贝特、莫理斯-A-弗林克、汉姆海德夫妇、烟草进口商贝路加以及贝路加的几个姑娘。
西卵来的有波尔夫妇、马尔雷德夫妇、塞西尔-罗伯克、塞西尔-肖用、州议员占利克，还有卓越影片公司的后台老板牛顿-奥基德、艾克豪斯特和克莱德-科恩、小唐-S-施沃兹以及阿瑟-麦加蒂，他们都是跟电影界有这样那样的关系的。还有卡特利普夫妇、班姆堡夫妇和G-厄尔-马尔东，就是后来勒死妻子的那个姓马尔东的人的兄弟。投机商达-冯坦诺也来这儿，还有爱德-莱格罗、詹姆斯-B-（译名是“坏酒”）菲来特、德-琼大妇和欧内斯特-利里——他们都是来赌钱的，每当菲来特逛进花园里去，那就意味着他输得精光，第二人联合运输公司的股票又得有利可图地涨落一番。
有一个姓克利普斯普林格的男人在那儿次数又多时间又长，后来人家就称他为“房客”了——我怀疑他根本就没别的家。在戏剧界人上中，有葛斯-威兹、霍勒斯-奥多诺万、莱斯特-迈尔、乔治-德克维德和弗朗西斯-布尔。从纽约城里来的还有克罗姆夫妇、贝克海森夫妇、丹尼克夫妇、罗素-贝蒂、科里根夫妇、凯瑟赫夫妇、杜厄夫妇、斯科里夫妇、S-W-贝尔立夫妇、斯默克夫妇、现在离了婚的小奎因夫妇和亨利-L-帕默多，他后来在时报广场跳到一列地下火车前面自杀了。
本厄-麦克莱纳亨总是带着四个姑娘一同来。她们每次人都不同，可是全长得一模一样，因此看上去都好像是以前来过的。她们的名字我忘了——杰奎林，大概是，要不然就是康雪爱拉，或者格洛丽亚或者珠迪或者琼，她们的姓要么是音调悦耳的花名和月份的名字，要么是美国大资本家的庄严的姓氏，只要有人追问，她们就会承认自己是他们的远亲。
除了这许多人之外，我还记得福丝娣娜-奥布莱恩至少来过一次，还有贝达克家姐妹，还有小布鲁尔，就是在战争中鼻子被枪弹打掉的那个，还有阿尔布鲁克斯堡先生和他的夫婚妻海格小姐、阿迪泰-费兹彼得夫妇和一度当过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主席的卜朱厄特先生，还有克劳迪哑-希普小姐和一个被认为是她司机的男伴，还有一位某某亲王，我们管他叫公爵，即使我曾经知道他的名字，我也忘掉了。
所有这些人那年夏天都到盖茨比的别墅来过。
七月末一天早上九点钟，盖茨比的华丽汽车沿着岩石车道一路颠到我门口停下，它那三个音符的喇叭发出一阵悦耳的音调。这是他第一次来看我，虽然我已经赴过两次他的晚会，乘过他的水上飞机，而且在他热情邀请之下时常借用他的海滩。
“早啊，老兄。你今天要和我一同吃午饭，我想我们就同车进城吧。”
他站在他车子的挡泥板上，保持着身体的平衡，那种灵活的动作是美国人所特有的——我想这是由于年轻时候不干重活的缘故，更重要的是由于我们各种紧张剧烈的运动造成姿势自然而优美。这个特点不断地以坐立不安的形式突破他那拘谨的举止而流露出来。他一刻也不安静，总是有一只脚在什么地方轻轻拍着，要不然就是有一只手在不耐烦地一开一合。
他瞧出我用赞赏的目光看着他的汽车。
“这车子很漂亮，是不是，老兄？”他跳了下来，好让我看清楚一些，“你以前从来没看到过它吗？”
我看到过，大家都看到过。车子是瑰丽的奶油色的，镀镍的地方闪光耀眼，车身长得出奇，四处鼓出帽子盒、大饭盒和工具盒，琳琅满目，还有层层叠叠的挡风玻璃反映出十来个太阳的光辉。我们在温室似的绿皮车厢里许多层玻璃后面坐下，向城里进发。
过去一个月里，我大概跟他交谈过五六次。使我失望的是，我发现他没有多少话可说。因此我最初以为他是一位相当重要的人物的印象，已经渐渐消失，他只不过是隔壁一家豪华的郊外饭店的老板。
接着就发生了那次使我感到窘迫的同车之行。我们还没到西卵镇，盖茨比就开始把他文雅的句子说到一半就打住，同时犹疑不决地用手拍着他酱色酉装的膝盖。
“我说，老兄，”他出其不意地大声说，“你到底对我是怎么个看法？”
我有点不知所措，就开始说一些含糊其词的话来搪塞。
“得啦，我来给你讲讲我自己的身世吧，”他打断了我的话。“你听到这么多闲话，我不希望你从中得到一个对我的错误看法。”
原来他知道那些给他客厅里的谈话增添风趣的离奇的流言蜚语。
“上帝作证，我要跟你说老实话。”他的右手突然命令上天的惩罚做好准备。“我是中西部一个有钱人家的儿子——家里人都死光了。我是在美国长大的，可是在牛津受的教育，因为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在牛津受教育的。这是个家庭传统。”
他斜着眼朝我望望——我这才明白为什么乔丹-贝克曾认为他撒谎。他把“在牛津受的教育”这句话匆匆带了过去，或者含糊其词，或者半吞半吐，仿佛这句话以前就使他犯嘀咕。有了这个疑点，他的整个自述就站不住脚了，因此我猜疑他终究是有点什么不可告人之处。
“中西部什么地方？”我随便一问。
“旧金山①。”——
①旧金山在西部海岸，不属中西部。
“哦，是这样。”
“我家里人都死光了，因此我继承了很多钱。”
他的声音很严肃，仿佛想起家族的突然消亡犹有余痛似的。有一会儿我怀疑他在捉弄我，但是看了他一眼后，我便相信不是那么回事。
“后来我就像一个年轻的东方王公那样到欧洲各国首都去当寓公——巴黎、威尼斯、罗马——收藏以红宝石为主的珠宝也好，打打狮子老虎也好，画点儿画也罢，不过是为了自己消遣，同时尽量想忘掉好久以前一件使我非常伤心的事。”
我好不容易才忍住不笑出来，因为他的话令人难以置信。他的措词本身那么陈腐，以致在我脑子里只能是这样的形象：一个裹着头巾的傀儡戏里的“角色”，在布龙公园①追着打老虎，一面跑一面从身子里每个孔洞里往外漏木屑——
①在巴黎郊外，有大片森林。
“后来就打仗了，老兄。这倒是莫大的宽慰，我千方百计地去找死，可是我的命好像有神仙保佑一样。战争开始的时候，我得到了中尉的军衔。在阿贡森林一役，我带领我两个机枪连的小分队一往直前，结果我们两边都有半英里的空地，步兵在那里无法推进。我们在那儿待了两天两夜，一百三十个人，十六挺刘易斯式机枪。后来等到步兵开上来，他们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中发现了三个德国师的徽记。我被提升为少校，每一个同盟国政府都发给我一枚勋章——其中甚至包括门的内哥罗，亚德里亚海上的那个小小的门的内哥罗。”
小小的门的内哥罗！他仿佛把这几个字举了起来，冲着它们点头微笑。这一笑表示他了解门的内哥罗动乱的历史，并且同情门的内哥罗人民的英勇斗争。这一笑也表示他完全理解那个国家一系列的情况，正是这些情况使得门的内哥罗热情的小小的心发出了这个颂扬。我的怀疑此刻已化为惊奇。这好像是匆匆忙忙翻阅十几本杂志一样。
他伸手到口袋里去掏，随即一块系在一条缎带上的金属片落进我的手掌心。
“这就是门的内哥罗的那一个。”
使我吃惊的是，这玩意看上去是真的。“丹尼罗勋章”，上面的一圈铭义写道：“门的内哥罗国王尼占拉斯”。
“翻过来。”
“杰伊-盖茨比少校，”我念道，“英勇过人”
“这儿还有一件我随身带的东西，牛津时朗的纪念品，是在三一学院校园里照的——我左边那个人现在是唐卡斯特伯爵。”
这是一张五六个年轻人的相片，身上穿着运动上衣，在一条拱廊下闸站着，背后可以看见许许多多塔尖①，其中有盖茨比，比现在显得年轻点，但也年轻不了多少——手里拿着一根板球棒——
①牛津校舍大多为哥特式建筑，塔尖林立。
这样看来他说的都是真的啦。我仿佛看见一张张五色斑调的老虎皮挂在他在大运河①上的宫殿甲，我仿佛看见他打开一箱红宝石，借它们浓艳的红光来减轻他那颗破碎的心的痛苦——
①指意大利威尼斯城的大运河。
“我今天有件大事要请你帮忙，”他说，一面很满意地把他的纪念品放进口袋里。“因此我觉得你应当了解我的情况。我不希望你认为我只是一个不三不用的人。要知道，我往往和陌生人交往，因为我东飘西荡，尽量想忘掉那件伤心事。”他犹疑了一下，“这件事今天下午你就可以听到。”
“吃午饭的时候？”
“不，今天下午。我碰巧打听到你约了贝克小姐喝茶。”
“你是说你爱上了贝克小姐吗？”
“不是，老兄，我没有。可是承蒙贝克小姐同意，让我跟你谈这件事。”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件事”是指什么，但是我兴趣不大，倒觉得厌烦。我请贝克小姐喝茶，并不是为了谈论杰伊-盖茨比先生。我敢胄定他要求的一定是什么异想天开的事，有一会儿工夫我真后悔当初不该踏上他那客人过多的草坪。
他一句话也不说了。我们离城越近他也越发（矛今）持。我们经过罗斯福港，瞥见船身有一圈红漆的远洋轮船，又沿着一条贫民区的石子路疾驰而过，路两旁排列着二十世纪初褪色的镀金时代的那些还有人光顾的阴暗酒吧。接着，灰烬之谷在我们两边伸展出去，我从车上瞥见威尔逊太太浑身是劲地在加油机旁喘着气替人加油。
汽车的挡泥板像翅膀一样张开。我们一路给半个阿斯托里亚①带来了光明——只是半个，因为正当我们在高架铁路的支柱中问绕来绕去的时候，我听到了一辆机器脚踏车熟悉的“嘟——嘟——劈啪”的响声，随即看到一名气急败坏的警察在我们车旁行驶——
①皇后区的一个地段。
“好了，老兄。”盖茨比喊道。我们放慢了速度。盖茨比从他的皮夹里掏出一张白色卡片，在警察的眼前晃了一下。
“行了，您哪，”警察满口应承，并且轻轻碰一碰帽檐，“下次就认识您啦，盖茨比先生。请原谅我！”
“那是什么？”我问道，“那张牛津的相片吗？”
“我给警察局长帮过一次忙，因此他每年部给我寄一张圣诞贺卡。”
在人桥上，阳光从钢架中间透过来在川流不息的车辆上闪闪发光，河对岸城里的楼高耸在眼前，像一堆一堆白糖块一样，尽是出于好心花了没有铜臭的钱盖起来的。从皇后区大桥看去，这座城市永远好像是初次看见一样，那样引人入胜，充满了世界上所有的神秘和瑰丽。
一辆装着死人的灵车从我们身旁经过，车上堆满了鲜花，后面跟着两辆马车，遮帘拉上了的，还有儿辆比较轻松的马车载着亲友，这些亲友从车子里向我们张望，从他们忧伤的眼睛和短短的上唇可以看出他们是尔南欧那一带的人。我很高兴在他们凄惨的出丧车队中还能看到盖茨比豪华的汽车。我们的车子从桥上过布莱克威尔岛的时候。一辆大型轿车超越了我们的车子，司机是个白人，车子里坐着三个时髦的黑人，两男一女。他们冲着我们翻翻白眼，一副傲慢争先的神气，我看了忍不住放声大笑。
“我们现在一过这座桥，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了，”我心里想，“无论什么事都会有……”
因此，连盖茨比这种人物也是会出现的，这用不着大惊小怪。
炎热的中午。在四十二号街一家电扇大开的地下餐厅里，我跟盖茨比碰头一起吃午饭。我先眨眨眼驱散外面马路上的亮光，然后才在休息室里模模糊糊认出了他，他正在跟一个人说话。
“卡罗威先生，这是我的朋友沃尔夫山姆先生。”
一个矮小的塌鼻子的犹太人抬起了他的大脑袋来打量我，他的鼻孔里面长着两撮很浓的毛。过了一会儿我才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发现了他的两只小眼睛。
“……于是我瞥了他一眼，”沃尔夫山姆先生一面说下去一面很热切地和我握手，“然后，你猜猜我干了什么事？”
“什么事？”我有礼貌地问道。
显然他并不是在跟我讲话，因为他放下了我的手，把他那只富于表现力的鼻子对准了盖茨比。
“我把那笔钱交给凯兹保，同时我对他说：‘就这样吧，凯兹保，你要是不住嘴，一分钱也不给你。’他立刻就住了嘴。”
盖茨比拉住我们每人一只胳臂，向前走进餐厅，于是沃尔夫山姆先生把他刚开始说的一句话咽了下去，露出了如梦似痴的神态。
“要姜汁威士忌吗？”服务员领班问道。
“这儿的这家馆子不错，”沃尔夫山姆先生抬头望着天花板上的长老会美女说，“但是我更喜欢马路对面那家。”
“好的，来几杯姜汁威士忌，”盖茨比同意，然后对沃尔夫山姆先生说，“那边太热了。”
“又热又小——不错，”沃尔夫山姆先生说，“可是充满了回忆。”
“那是哪一家馆子？”我问。
“老大都会。”
“老大都会，”沃尔夫山姆先生闷闷不乐地回忆道，“那里聚集过多少早已消逝的面容，聚集过多少如今已经不在人间的朋友。我只要活着就不会忘记他们开枪打死罗西-罗森塔尔的那个晚上。我们一桌六个人，罗西一夜大吃大喝。快到天亮的时候，服务员带着一种尴尬的表情来到他跟前说有个人请他到外面去讲话。‘好吧。’罗西说，马上就要站起来，我把他一把拉回到椅子上。
“那些杂种要找你，让他们进来好了，罗西，但你可千万千万不要离开这间屋子。”
“那时候已经是清早四点，要是我们掀起窗帘，我们会看见天已经亮了。”
“他去了吗？”我天真地问。
“他当然去了。”沃尔夫山姆先生的鼻子气呼呼地向我一掀。“他走到门口还回过头来说：‘别让那个服务员把我的咖啡收掉！’说完他就走到外面人行道上，他们向他吃得饱饱的肚皮放了三枪，然后开车跑掉了。”
“其中四个人坐了电椅。”我想了起来就说道。
“五个，连贝克在内。”他鼻孔转向我，带着对我感兴趣的神情，“我听说你在找一个做生意的关系。”
这两句话连在一起使人听了震惊。盖茨比替我回答：
“啊，不是，”他大声说，“这不是那个人。”
“不是吗？”沃尔夫山姆先生似乎很失望。
“这只是一位朋友。我告诉过你我们改天再谈那件事嘛。”
“对不起，”沃尔夫山姆先生说，“我弄错了人。”
一盘鲜美的肉了烤菜端了上来，于是沃尔夫山姆先生就忘掉了老大都会的温情得多的气氛，开始斯斯文文地大吃起来。同时他的两眼很慢地转动着，把整个餐厅巡视一遍。他又转过身来打量紧坐在我们背后的客人，从而完成了整个弧圈。我想，要不是有我在座，他准会连我们自己桌子底下也去瞧一眼的。
“我说，老兄，”盖茨比伸过头来跟我说，“今天早上在车子里我恐怕惹你生气了吧？”
他脸上又出现了那种笑容，可是这次我无动于衷。
“我不喜欢神秘的玩意儿，”我答道，“我也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肯坦率地讲出来，让我知道你要什么。为什么一定全要通过贝克小姐？”
“噢，决不是什么鬼鬼祟祟的事情，”他向我保证，“你也知道，贝克小姐是一位大运动家，她决不会做什么不正当的事。”
忽然间他看了看表，跳了起来，匆匆离开餐厅，把我跟沃尔夫山姆先生留在桌子上。
“他得去打电话，”沃尔夫山姆先生说，一面目送他出去，“好人，是不是？一表人才，而且人品极好。”
“是的。”
“他是牛劲①出身的。”——
①牛劲，“牛津”的讹音。
“哦！”
“他上过英国的牛劲大学。你知道牛劲大学吗？”
“我听说过。”
“它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大学之一。”
“你认以盖茨比很久了吗？”我问道。
“好几年了，”他心满意足地答道，“刚打完仗之后一个偶然机会让我认识了了他。可是我跟他才谈了一个钟头就讪道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教养人。我就对自己说：‘这就是你愿意带回家介绍你母系和妹妹认识的那种人。’”他停了下来，说道：“我知道你在看我的袖扣。”
我本来并没有看，可是现在倒看了。它们是用几片小象牙制作的，看着眼熟得奇怪。
“用精选的真人臼齿做的。”他告诉我。
“真的！”我仔细看看，“这倒是个很妙的主意。”
“不错。”他把衬衣袖口缩回到上衣下面去，“不错，盖茨比在女人方面非常规矩。朋友的太太他连看也不看。”
这个受到本能的信赖的对象又回到桌边坐卜的时候，沃尔大山姆先生一口把他的咖啡喝掉，然后站起身来。
“我中饭吃得很高兴，”他说，“现在我要扔下你们两个年轻人走了，免得你们嫌我不知趣。”
“别忙，迈尔。”盖茨比说，一点也不热情。沃尔大山姆光生像祝福似地举起了手。
“你们很有礼貌，不过我是老一辈的人了，”他严肃地说，“你们在这里坐坐，谈谈体育，谈谈你们的年轻女人，谈谈你们的……”他又把手一挥，以代替一个幻想的名词，“至于我哩，我已经五十岁了，我也就不再打搅你们了。”
他跟我们握握手，掉转身去，他那忧伤的鼻子又在颤动。我不知是否我说了什么话得罪了他。
“他有时会变得很伤感，”盖茨比解释道，“今天又是他伤感的日子。他在纽约是个人物——百老汇的地头蛇。”
“他到底是什么人？是演员吗？”
“不是。
“牙科医生？”
“迈尔-沃尔夫山姆？不是，他是个赌棍。”盖茨比犹疑了一下，然后若无其事地补充道，“他就是一九一九年那年非法操纵世界棒球联赛的那个人。”
“非法操纵纵世界棒球联赛？”我重复一遍。
居然有这种事，我听了发愣。我当然记得世界棒球联赛在一九一九年被人非法操纵，可是即使我想到过这种事，我也会以为那只不过是一件发生了的事情，是一连串必然事件的后果。我从来没料到一个人可以愚弄五千万人，就像一个撬开保险箱的贼那样专心致志。
“他怎么会干那个的？”我过了一分钟才问道。
“他只不过是看中了机会，”
“他怎么没坐牢呢？”
“他们逮不住他，老兄。他是个非常精明的人。”
我抢着付了账。服务员把找的钱送来时，我看到了汤姆-布坎农在拥挤的餐厅的那一边。
“跟我来一下，”我说，“我得同一个人打个招呼。”
汤姆一看见我们就跳了起来，朝我们的方向迈了五六步。
“你这一阵去哪儿了？”他急切地问道，“黛西气死了，因为你不打电话来。”
“这位是盖茨比先生，布坎农先生。”
他们随便握了握手，盖茨比脸上忽然流露出一种不自然的、不常见的窘迫表情。
“你近来到底怎么样？”汤姆问我，“你怎么会跑这么远到这儿来吃饭？”
“我是和盖茨比先生一道来吃午饭的。”
我转身去看盖茨比先生，但他已经不在那儿了。
一九一七年十月里有一天——
（那天下午乔丹-贝克说，当时她挺直地坐在广场饭店茶室里一张挺直的椅子上。）——
我正在从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走去，一半走在人行道上，一半走在草坪上。我更喜欢走草坪，因为我穿了一双英国鞋，鞋底有会在软绵绵的地面留下印痕的橡皮疙瘩。我还穿了一条新的能随风微微扬起的方格呢裙子，每当裙子随风扬起来，所有人家门前的红、白、蓝三色旗就都挺得笔直，并且发出“啧——啧——啧——啧”的声音，好像很不以为然似的。
几面最大的旗子和几片最人的草坪都是属于黛西-费伊家的。她刚刚十八岁，比我大两岁，是路易斯维尔所有小姐中最出风头的一个。她穿的是白衣服，开的是一辆白色小跑车，她家电话一天到晚响个不停，泰勒营那些兴奋的青年军官一个个都要求那天晚上独占她的全部时间。“至少，给一个钟头吧！”
那天早上我从她家门口对面路过时，她的白色跑车停在路边，她跟一位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中尉同坐在车上。他们俩彼此全神贯注，一直到我走到五步之内她才看见我。
“哈罗，乔丹，”她出其不意地喊道，“请你过来。”
她要跟我说话，我觉得很光彩，因为在所有年纪比我大的女孩当中，我最崇拜的就是她。她问我是否到红十字会去做绷带。我说是的。那么，可否请我告诉他们说这天她不能来了？黛西说话的时候，那位军官盯住她看，每一个姑娘都巴望人家有时会用这种神态来看自己。因为我觉得那非常浪漫，所以我后来一直记得这个情节。他的名字叫杰伊-盖茨比，从那以后一隔四年多，我一直没再见过他——就连我在长岛遇到他以后，我也不知道原来就是同一个人。
那是一九一七年。到了第二年，我自己也有了几个男朋友，同时我开始参加比赛，因此我就不常见到黛西。她来往的是一帮比我年纪稍大一点的朋友——如果她还跟任何人来往的话。关于她的荒唐谣言到处传播——说什么有一个冬天夜晚她母亲发现她在收抬行装，准备到纽约去跟一个正要到海外去的军人告别。家里人有效地阻止了她，可是事后她有好几个星期不跟家里人讲话。从那以后她就不再跟军人一起玩了，只跟城里几个根本不能参军的平脚近视的青年人来往。
等到第二年秋天，她又活跃起来，和以前一样活跃。停战以后她参加了一次初进社交界的舞会，据说二月里她跟新奥尔良市来的一个人订了婚。六月里她就跟芝加哥的汤姆-布坎农结了婚，婚礼之隆重豪华是路易斯维尔前所未闻的。他和一百位客人乘了四节包车一同南来，在莫尔巴赫饭店租了整个一层楼，在婚礼的前一天他送了她一串估计值三十五万美元的珍珠。
我是伴娘之一。在举行婚礼前夕送别新娘的宴会之前半个小时，我走进她的屋子，发现她躺在床上，穿着绣花的衣裳，像那个六月的夜晚一样地美，像猴子一样喝得烂醉。她一手拿着一瓶白葡萄酒，一手捏着一封信。
“恭……喜我，”她含混不清地咕哝着说，“从来没喝过酒，啊，今天喝得可真痛快。”
“怎么回事，黛西？”
我吓坏了。真的，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女孩子醉成这副模样。
“喏，心肝宝贝。”她在拿到床上的字纸篓里乱摸了一会，掏出了那串珍珠，“把这个拿下楼去，是谁的东西就还给谁。告诉大家，黛西改变主意了。就说‘黛西改变主意了！’”
她哭了起来——她哭了又哭。我跑出去，找到她母亲的贴身女佣人，然后我们锁上了门，让她洗个冷水澡。她死死捏住那封信不放。她把信带到澡盆里去，捏成湿淋淋的一团，直到她看见它碎得像雪花一样，才让我拿过去放在肥皂碟里。
可是她一句话也没有再说。我们让她问阿摩尼亚精，把冰放在她脑门上，然后又替她把衣裳穿好。半小时后我们走出房间，那串珍珠套在她脖子上，这场风波就过去了。第二天下午五点钟，她没事儿似的跟汤姆-布坎农结了婚，然后动身到南太平洋去做三个月的旅行。
他们回来以后，我在圣巴巴拉①见到了他们，我觉得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女孩那么迷恋丈夫的。如果他离开屋子一会儿工夫，她就会惴惴不安地四下张望，嘴里说：“汤姆上哪儿去啦？”同时脸上显出一副神情恍惚的样子，直到她看见他从门口走进来。她往往坐在沙滩上，一坐个把钟头，让他把头搁在她膝盖上，一面用手指轻轻按摩他的眼睛，一而无限欣喜地看着他。看着他们俩在一起那种情景真使你感动——使你人迷，使你莞尔而笑。那是八月里的事。我离开圣巴巴拉一个星期以后，汤姆一天夜晚在凡图拉公路上与一辆货车相撞，把他车上的前轮撞掉了一只。跟他同车的姑娘也上了报，因为她的胳膊撞断了——她是圣巴巴拉饭店里的一个收拾房间的女佣人——
①加利福尼亚的海滨旅游胜地。
第二年四月黛西生了她那个小女儿，随后他们到法国去待了一年。有一个春天我在戛纳①见到他们，后来又在多维尔②见过，再后来他们就回芝加哥定居了。黛西在芝加哥很出风头，这是你知道的。他们和一帮花天酒地的人来往，个个都是又年轻又有钱又放荡的，但是她的名声却始终清清白白。也许因为她不喝酒的缘故。在爱喝酒的人中间而自己不喝酒，那是很占便宜的。你可以守口如瓶，而且，你可以为你自己的小动作选择时机，等到别人都喝得烂醉要么看不见要么不理会的时候再搞。也许黛西从来不爱搞什么桃色事件——然而她那声音里却有点儿什么异样的地方……——
①法国南部海港，旅游疗养胜地。
②法国西北部旅游胜地。
后来，大约六个星期以前，她多年来第一次听到了盖茨比这个名宇。就是那次我问你——你还记得吗——你认识不认识西卵的盖茨比你回家之后，她到我屋里来把我推醒，问我：“哪个姓盖茨比的？”我把他形容了一番——我半睡半醒——她用最古怪的声音说那一定是她过去认识的那个人。直到那时我才把这个盖茨比跟当年坐在她白色跑车里的那个军官联系起来。
等到乔丹-贝克把上面这些都讲完，我们离开了广场饭店已经有半个钟头，两人乘着一辆敞篷马车穿过中央公园。太阳已经落在西城五十几号街那一带电影明星们居住的公寓大楼后面，这时儿童像草地上的蟋蟀一样聚在一起，他们清脆的声音在闷热的黄昏中歌唱：
我是阿拉伯的首长，
你的爱情在我心上。
今夜当你睡意正浓，
我将爬进你的帐篷——
“真是奇怪的巧合。”我说。
“但这根本不是什么巧合。”
“为什么不是？”
“盖茨比买下那座房子，就是因为这样一来黛西就在海湾对面嘛。”
这么说来，六月里那个夜晚他所向往的不单单是天上的过斗了。盖茨比在我眼中有了生命，忽然之间从他那子宫般的毫无目的的豪华里分娩了出来。
“他想知道，”乔丹继续说，“你肯不肯哪一天下午请黛西到你住处来，然后让他过来坐一坐。”
这个要求如此微不足道，真使我震惊。他居然等了五年，又买了一座大厦，在那里把星光施与来来往往的飞蛾——为的是在哪个下午他可以到一个陌生人的花园里“坐一坐”。
“我非得光知道这一切，然后他才能托我这点小事吗？”
“他害怕，他等得太久了。他想你也许会见怪。尽管如此，他其实是非常顽强的。”
我还是放不下心。
“他为什么不请你安排一次见面呢？”
“他要让她看看他的房子，”她解释道，“你的房子又刚好在紧隔壁。”
“哦！”
“我想他大概指望哪天晚上她会翩然而至，光临他的一次宴会，”乔丹继续说，“但是她始终没有来过、后来他就开始有意无意地问人家是否认识她，而我是他找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在舞会上他派人去请我的那一晚，可惜你没听到他是怎样煞费苦心、转弯抹角才说到了正题，我自然马上建议在纽约吃一顿午餐——不料他急得像要发疯：‘我可不要做什么不对头的事情！’他一再说，‘我只要在隔壁见见她。’
“后来我说你是汤姆的好朋友，他又想完全打消这个主意。他对汤姆的情况不太了解，虽然他说他有好几年天天看一份芝加哥报纸，希望碰巧可以看到黛西的名字。”
这时天黑了，我们的马车走到一座小桥下面，我伸出胳臂搂住乔丹的金黄色肩膀，把她拉到我身边，请她一起吃晚饭。忽然之间，我想的已经不是黛两和盖茨比，而是这个干净、结实、智力有限的人，她对世问的切都抱怀疑态度，她怪精神地往后靠在我伸出的胳臂上。一个警句开始在我耳中令人兴奋地激动鸣响：“世界上只有被追求者和追求者，忙碌的人和疲倦的人。”
“黛西生活里也应当有点安慰。”乔丹喃喃地对我说。
“她愿意见盖茨比吗？”
“事光是不让她知道的。盖茨比不要她知道。你只是请她来喝茶。”
我们经过了一排黑黝黝的树，然后五十九号街的高楼里一片柔和的灯光照到下面公园中来。跟盖茨比和汤姆-布坎农不一样，我的眼前没有什么情人的面影沿着阴暗的檐口和耀眼的招牌缥缈浮动，于是我把身边这个女孩子拉得更近一点，同时胳臂搂得更紧。她那张苍白、轻藐的嘴嫣然一笑，于是我把她拉得更紧一点，这次一直拉到贴着我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