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抵抗主義我向來很贊成，不過因爲有些偏於消極，不敢實行。現在一想，這個見解實在是大謬。爲什麼？因爲不抵抗主義面子上是消極，骨底裏是最經濟的積極。我們要辦事有成效，假使不實行這主義，就不免消費精神於無用之地。我們要保存精神，在正當的地方用，就不得不在可以不必的地方節省些。這就是以消極爲積極：不有消極，就沒有積極。既如此，我也要用些遊戲筆墨，造出一個“作揖主義”的新名詞來。
“作揖主義”是什麼呢？請聽我說：—
譬如早晨起來，來的第一客，是位前清遺老。他拖了辮子，彎腰曲背走進來，見了我，把眼鏡一摘，拱拱手說：“你看！現在是世界不像世界了：亂臣賊子，遍於國中，欲求天下太平，非請宣統爺正位不可。”我急忙向他作了個揖，說：“老先生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罷。”
第二客，是個孔教會會長。他穿了白洋布做的“深衣”，古顏道貌的走進來，向我說：“孔子之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現在我們中國，正是四維不張，國將滅亡的時候；倘不提倡孔教，昌明孔道，就不免爲印度、波蘭之續。”我急忙向他作了個揖，說：“老先生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罷。”
第三客，是位京官老爺。他衣裳楚楚，一擺一踱的走進來，向我說：“人的根，就是丹田。要講衛生，就要講丹田的醫生。要講丹田的醫生，就要講靜坐。你要曉得，這種內功，常做了可以成仙的呢！”我急忙向他作了個揖，說：“老先生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罷。”
第四五客，是一位北京的評劇家，和一位上海的評劇家，手攜着手同來的。沒有見面，便聽見一陣“梅郎”“老譚”的聲音。見了面，北京的評劇家說：“打把子有古代戰術的遺意，臉譜是畫在臉孔上的圖案；所以舊戲是中國文學美術的結晶，”上海的評劇家說：“這話說得不錯呀！我們中國人，何必要看外國戲；中國戲自有好處，何必去學什麼外國戲？你看這篇文章，就是這一位方家所賞識的；外國戲裏，也有這樣的好處幺？”他說到“方家”二字，翹了一個大拇指，指着北京的評劇家，隨手拿出一張《公言報》遞給我看。我一看那篇文章，題目是“佳哉劇也”四個字，我急忙向兩人各各作了一個揖，說：“兩位老先生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罷。”
第六客是個玄之又玄的鬼學家。他未進門，便覺陰風慘慘，陰氣逼人，見了面，他說：“鬼之存在，至今日已無絲毫疑義。爲什麼呢？因爲人所居者爲‘顯界’，鬼所居者，尚別有一界，名‘幽界’。我們從理論上去證明他，是鬼之存在，已無疑義。從實質上去證明它，是蒐集種種事實，助以精密之器械，繼以正確之試驗，可知除顯界外，尚有一幽界。”我急忙向他作了個揖，說：“老先生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罷。”
末了一位客，是王敬軒先生。他的說話最多，洋洋灑灑，一連談了一點多鐘。把“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八個字，發揮得詳盡無遺，異常透切。我屏息靜氣聽完了，也是照例向他作了個揖，說：“老先生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罷。”
如此東也一個揖，西也一個揖，把這一班老伯、大叔、仁兄大人之類送完了，我仍舊做我的我 ：要辦事，還是辦我的事；要有主張，還仍舊是我的主張。這不過忙了兩隻手，比用盡了心思腦力脣焦舌敝的同他們辯駁，不省事得許多麼？
何以我要如此呢？
因爲我想到前清末年的官與革命黨兩方面，官要尊王，革命黨要排滿；官說革命黨是“匪”，革命黨說官是“奴”。這樣牛頭不對馬嘴，若是雙方辯論起來，便到地老天荒，恐怕大家還都是個“纏夾二先生”，斷斷不能有什麼誰是誰非的分曉。所以爲官計，不如少說閒話，切切實實想些方法去捉革命黨。爲革命黨計，也不如少說閒話，切切實實想些方法去革命。這不是一刀兩斷，最經濟最爽快的辦法麼？
我們對於我們的主張，在實行一方面，尚未能有相當的成效，自己想想，頗覺慚愧。不料一般社會的神經過敏，竟把我們看得像洪水猛獸一般。既是如此，我們感激之餘，何妨自貶聲價，處於“匪”的地位：卻把一般社會的聲價擡高—這是一般社會心目中之所謂高—請他處於“官”的地位？自此以後，你做你的官，我做我的匪。要是做官的做了文章，說什麼“有一班亂罵派讀書人，其狂妄乃出人意表。所垂訓於後學者，曰不虛心，曰亂說，曰輕薄，曰破壞。凡此惡德，有一於此，即足爲研究學問之障，而況兼備之耶？”我們看了，非但不還罵，不與他辯，而且還要像我們江陰人所說的“鄉下人看告示”，奉送他“一篇大道理”五個字。爲什麼？因爲他們本來是官，這些話說，本來是“出示曉諭”以下，“右仰通知”以上應有的文章。
到將來，不幸而竟有一天，做官的諸位老爺們額手相慶曰：“謝天謝地，現在是好了，洪水猛獸，已一律肅清，再沒有什麼後生小子，要用夷變夏，蔑污我神州四千年古國的文明瞭。”那時候，我們自然無話可說，只得像北京颳大風時坐在膠皮車上一樣，一壁嘆氣，一壁把無限的痛苦儘量嚥到肚子裏去；或者竟帶這種痛苦，埋入黃土，做螻蟻們的食料。
萬一的萬一竟有一天變作了我們的“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日”了，那麼，我一定是個最靈驗的預言家，我說：那時的官老爺，斷斷不再說今天的官話，卻要說：“我是幾十年前就提倡新文明的，從前陳獨秀、胡適之、陶孟和、周啓明、唐元期、錢玄同、劉半農諸先生辦《新青年》時，自以爲得風氣之先，其時我的新思想，還遠比他們發生得早咧。”到了那個時候，我又怎麼樣呢？我想，一千九百十一年以後，自稱老同盟的很多，真正的老同盟也沒有方法拒絕這班新牌老同盟。所以我到那時，還是實行“作揖主義”，他們來一個，我就作一個揖，說：“歡迎！歡迎！歡迎新文明的先知先覺！”
半農發明這個“作揖主義”，玄同絕對的贊成；以後見了他們諸公，也要實行這個主義。因爲照此辦法，在我們一方面，可以把寶貴的氣力和時間不浪費於無益的爭辯，專門來提倡除舊佈新的主義；在他們諸公一方面，少聽幾句逆耳之言，庶幾寧神靜慮，克享遐齡，可以受《褒揚條例》第九款的優待；這實在是兩利的辦法。至於“到了萬一的萬一”那一天，他們諸公自稱爲新文明的先覺，是一定的；我們開會歡迎新文明的先覺，是對於老前輩應盡的敬禮，那更是應該的。
（玄同附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