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沈从文1938年春致沈从文

二哥:

  事情多得不可开交,情感方面虽然有许多新的积蓄,一时也不能够去清理(这年头也不是清理情感的时候)。昆明的到达既在离开长沙三十九天之后,其间的故事也就很有可纪念的。我们的日子至今尚似走马灯的旋转,虽然昆明的白云优闲疏散在蓝天里。现在生活的压迫似乎比从前更有分量了。我问我自己三十年底下都剩一些什么,假使机会好点我有什么样的一两句话说出来,或是什么样事好做,这种问题在这时候问,似乎更没有回答——我相信我已是一整个的失败,再用不着自己过分的操心——所以朋友方面也就无话可说——现在多半的人都最惦挂我的身体。一个机构多方面受过损伤的身体实在用不着惦挂,我看黔滇间公路上所用的车辆颇感到一点同情,在中国做人同在中国坐车子一样,都要承受那种的待遇,磨到焦头烂额,照样有人把你拉过来推过去爬着长长的山坡。你若使懂事,多挣扎一下,也就不见得不会喘着气爬山过岭,到了你最后的一个时候。

  不,我这比喻打得不好,它给你的印象好像是说我整日里在忙着服务,有许多艰难的工作做,其实,那又不然,虽然思成与我整天宣言我们愿意服务的替政府或其他公共机关效力,到了如今人家还是不找我们做正经事,现在所忙的仅是一些零碎的私人所委托的杂务,这种私人相委的事如果他们肯给一点实际的酬报,我们生活可以稍稍安定,挪点时候做些其它有价值的事也好,偏又不然,所以我仍然得另想别的办法付昆明的高价房租,结果是又接受了教书生涯,一星期来往爬四次山坡走老远的路,到云大去教六点钟的补习英文。上月净得四十余元法币,而一方面为一种我们最不可少的皮尺昨天花了二十三元买来!

  到如今我还不大明白我们来到昆明是做生意,是“走江湖”还是做“社会性的骗子”——因为梁家老太爷的名分,人家常抬举这对愚夫妇,所以我们是常常有些阔绰的应酬需要我们笑脸的应付——这样说来好像是牢骚,其实也不尽然,事实上就是情感良心均不得均衡!前昨同航空毕业班的几个学生谈,我几乎要哭起来,这些青年叫我一百分的感激同情,一方面我们这租来的房子墙上还挂着那位主席将军的相片,看一眼,话就多了——现在不讲——天天早上那些热血的人在我们上空练习速度,驱逐和格斗,底下芸芸众生吃喝得仍然有些讲究。思成不能酒我不能牌,两人都不能烟,在做人方面已经是十分惭愧!现在昆明人才济济,哪一方面人都有。云南的权贵,香港的服装,南京的风度,大中华民国的洋钱,把生活描画得十三分对不起那些在天上冒险的青年,其他更不用说了。现在我们所认识的穷愁朋友已来了许多,同感者自然甚多。

  陇海全线的激战使我十分兴奋,那一带地方我比较熟习,整个心都像在那上面滚,有许多人似乎看那些新闻印象里只有一堆内地县名,根本不发生感应,我就奇怪!我真想在山西随军,做什么自己可不大知道!

  二哥,我今天心绪不好,写出信来怕全是不好听的话,你原谅我,我要搁笔了。

  这封信暂做一个赔罪的先锋,我当时也知道朋友们一定会记挂,不知怎么我偏不写信,好像是罚自己似的——一股坏脾气发作!

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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