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幕话剧）

　　首先我要说明：对于话剧的一切，我都外行；我之所以要写剧本是因为（一）练习练习；（二）戏剧在抗战宣传上有突击的功效。因此，我把剧本写成，自己并不敢就视为定本，而只以它为一个轮廓；假若有人愿演，我一点也不拦阻给我修改。

　　导演者改动剧本，我想，大概有两个理由：（一）著者对舞台技巧生疏，写出来的未必都能适合于舞台条件，或未必发生效果；（二）著者在某一处的设意遣词混含不清，导演者有设法使之强调明晰的必要。前者事微，只要导演者不是处心要以低级趣味博观众的欢心，就无所不可。后者，却不这样简单；因著者的混含，颇足引起误解；不幸，导演者而误解了剧本原意，则难免驴唇不对马嘴，越改越不像样子了！

　　按理说，剧本根本就不应有混含之处，使人为难。可是，在实际上，这却很难避免。剧著者未必都技巧纯熟，百发百中，难免不东摇西摆，自陷迷阵。还有，客观上必要的顾忌，不许写者畅所欲言，遂致隐晦如谜。

　　我这剧本，因为缺乏舞台的经验与编剧的技巧，自然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必须改正，而且欢迎改正，不在话下。我最不放心的倒是那些不甚清楚，容易引起改正的善意，而未必不改错了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有写出几句来的必要。

　　从一方面说，这是个历史剧，虽然我不大懂戏剧，可是我直觉的感到，从问题与挣扎中来表现历史的人物，一定比排列事实，强加联系更有趣味与意义。以中心问题烘托中心人物，自然是如鱼得水。但是，我不能这样作；以中心人物逝世未久，人与事的切近反倒给我许多不方便。问题，足以使人格逐渐发展的问题，的确能找到，但不便采用。比如说，在抗战开始的时候，许多的误会把张将军遮在黑影里，这里很有“戏”。可是我不敢用。我把这黑影点化成了墨子庄先生。这里虚拟，不是事实。因此，墨先生这个人，与他所代表的一切，好像是可有可无；而且第二幕仿佛与其他三幕殊少调谐——它似乎要提出问题，而刚一提出就自行结束了。假若第二幕完全是写临沂之战，我想一定较好，至少也有四幕一致的好处——都写事实，根本不许问题露面。可是，临沂之战的写出，以我这点才力，必与第四幕相同；两幕同调，恐怕不易写好，故弃而不取。

　　从另一方面说，这是个抗战宣传剧。在实际抗战中，我们有许多许多困难与问题。这时代的英雄无疑的就是能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人。假若我沿着这条路走，也许能使剧本更生动深刻一些。打一个胜仗绝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专靠主将勇敢是办不到的。张将军打过许多次胜仗；他的确是勇敢，可绝不会单凭勇敢。他一定是克服了许多困难，解决了许多问题。可是，我又不能写！一谈困难与问题就牵扯到许多人许多事，而我们的社会上是普遍的只准说好，不准说坏的。

　　因此，我的手既不能自由；到了非有衬托不可的地方，我只好混含。因此，我既没把张将军表现得像个时代的英雄，又没能从抗战的艰苦中提出教训！我希望导演者勿以为我把问题都可惜的混含过去，而须细细考虑一下，我之混含自有理由。除非你有既能使之明显而仍能不失含蓄的手段，千万莫轻易改动。

　　张将军在抗战中几乎是每战必胜，按照他的战功来说，应当纳入剧本的至少有（一）临沂之战，（二）徐州突围，掩护退却，（三）随枣之役，（四）殉国。以此四题分入四幕是个很不错的办法，可是四事皆为战争，即使每战各具特色，恐怕在舞台上也难免过于单调，我没敢这样办。

　　战争而外，他的治军方法，对百姓的态度，和他自己的性格，自然也都须描写，否则只有“开打”而无人物。

　　有这么两层——战功与人格——都须顾及，所以我取了交织的办法：第一幕写他回军，表现他怎样得军心。第二幕写临沂之战及徐州掩护撤退。这两件大事可是全没由正面写，为是给第四幕留地步，使各幕情调不同。第三幕写他自己由徐州撤退，好把他怎样对部下对百姓，和与士卒共甘苦等等，略事介绍。第四幕正面写战争，他战，他死。这样布置的好坏，我不晓得；我只觉得第一二两幕中有不少墨先生的戏，使全剧站立不稳！而且，第二幕中由侧面写临沂之战与掩护撤退，也嫌纤弱无力！有了第二幕便使人弄不清著者到底是要干什么！可是，我没法子再改，因为一丢开墨先生，就必定要以一个战争——临沂之战或掩护撤退——或一些问题——关于友军的联络或某种困难——来代替。用战争，则与第四幕雷同。用问题，则极易惹起反感。顾忌与避免单调，逼我取了一条不甚好走的道路，而且是劳而无功的乱跑一遭！

　　全剧既显着杂乱无章，我只好希望在演出的时候每一幕都有个情调，以免乱上添乱——假若导演者忽略了这一点，而专注意到小的动作上，一定非大乱不可！第一幕，在我的设计上，是由苦闷而狂喜，等张将军一露面，即立刻显出严肃与紧张。苦闷与狂喜都是烘托，严肃与紧张才是正笔；假若前者表演得太火炽，则后者即变为沉闷，失其重心矣。第二幕是平列的三件事：临沂之战，接受徐州掩护退却的命令，及结束墨先生。由事实上说，前二者宜占重要地位；由我的写法上说，末一项倒很有“戏”。假若太注意了“戏”，则不但破坏了事实的正确，而且也破坏了全剧的调谐。我不晓得怎办好，我只能对导演者放“警报”，这幕不大好办！第三幕和第一幕在情调上很调谐，是老老实实的表现事实，没有什么可说的。不过，这一幕也许要大失败，假若各场的角色找不到适当的人来演。有好几位角儿只在这一幕里露一场就完，恐怕好演员不肯来担任；而这几场若无好手扮演，则全幕等于虚设。还有一件该注意的，就是必须表现出士兵是怎样的疲惫。在那么疲惫残缺之中，还能那样守纪律，才能暗示出治军的有力，并补释了第二幕接受掩护任务的勇敢沉着！第四幕最难写，因为许多事都得“混含”。要混含，所以不能一开幕便把困难摆出来——假如先说困难，而后以殉国作结，有多么顺当呢！因此，我只能由静而动，慢慢的紧上去；自然，我也就只写了英勇，而放弃了克服困难！我希望导演者别再特别加重英勇这一点——那样，就是表现了一位猛张飞，而不是屡建奇功的大将军了。还要注意：张将军是越到险境越从容，可是不许因从容而失去严肃。后半部紧张，可也勿显出慌乱。

　　真的材料，因为小心，未能采用。为表现出些“意思”，人物与事实乃不惜虚构。真的人只有张将军，张高级参谋，与贾洪马三副官，他们是与张将军同时殉国的。在事实上，张高级参谋是新到任的，不应在第二幕就出来；为了人物的不都出没无常，故违背了事实。丁顺实有其人，可是今犹健在，所以未便用真的姓名。胖火夫也是真的，可是我觉得写出姓名，反不如“胖火夫”有力。这些真人物的性格事迹，除了张将军，都是多半出于虚拟，以便易于作“戏”。

　　可是，谈到作“戏”，这剧本的著者又碰到了个难以克服的困难：军队中只有服从，不许质问辩论。不错，一位军长或司令对他的秘书或顾问是可以随便的谈谈；可是对他的师长旅长便要保持个相当的距离了。他说怎样，便是怎样，别人不能随便开口，也就没有了“戏”！所有的“戏”几乎都在无所表情的服从里，即等于没有“戏”！在初稿中，我甚至连一个勤务兵都给了表情的机会，可是在修改的时候不能不勾去十之七八！越改越单调，这剧本直像一株枯树！

　　以上所述，都是我自己在写作时所感到的困难，和怎样因为困难才取了明知笨拙而无法避免的路子。此外，大概还有我未曾看到的许多缺欠与漏隙，都请指正！

剧中重要人物说明

张自忠将军——山东人。年近五十，无须，右腮下有痣，痣上生数长毫，时以指弄之。身高，不胖。鼻目皆阔，眼极有威。语声稍粗，不喜多言，但时有妙语。记忆力甚强。性烈如火，嫉恶如仇；作战时则镇静异常，面带笑容，且稍喜讲话。遇事必详为考虑，而后与部下商议，择善而从；主意既定，绝少更改，见客时衣装整齐，然不尚修饰；遇战事，衣上生虱，一如士兵。自奉甚俭，尤不择食。遇下极严，而共甘苦，故受部下畏爱。袋中多小纸簿，随时记事。

张敬高级参谋——广东人。三十多岁。身小，勇敢活泼。曾为十九路军团长。作战时，与张将军来往最前线，督励士兵。与张将军同时殉国，身已受伤数处，仍发枪毙敌。

洪上校副官——河南人。四十来岁。中等身材，稍胖，性忠厚。原为团长，因事离职，抗战后复归军，为副官。自请随张将军赴战，死于难。

马副官——河南人。四十多岁。身高，办事认真，为主任副官。与张将军同殉国。

贾副官——山东人。二十多岁。身高，整洁。与张将军同殉国。

尤师长——河北人。四十岁。忠勇有幽默感。

范参谋——广西人。三十岁。性烈而多智。

墨先生——天津人。五十八岁。精神很好，不胖不瘦，穿西服而走方步。心地卑鄙，而自诩多才，与张将军有旧，与一切有势力的地方都多少有关系，连东洋势力亦不忽视。

葛敬山——十九岁。河南人。富感情，愿学习；虽幼稚而有出息。

戚莹——十八岁。河南人。天真喜动，不怕吃苦。可作摩登玩物，亦可作英勇女兵，视环境如何耳。

丁顺——河北人。五十多岁。性忠诚，曾单身冒险入北平探视张将军。服装古怪，有创造性，言行如之。

杨柳青——二十多岁。江苏人。很勇敢的青年记者。

王得胜——二十九岁。山东人。壮如熊。

第三幕中之难妇，茶馆女主人，小兵，老驴夫，招弟，虽只露一场，而有相当重要的“戏”作，其面貌年龄服装可依剧情决定。其他人物，看着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