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斯特罗哥夫－－第八章

    第八章

    第二天，也就是7月18号，早上6点40分，“高加索山号”到达了距喀山城7俄里的喀山码头。

    喀山位于伏尔加河与卡桑河的交汇处，它是这个地区主要的重镇，而且是希腊正教总主管的辖区，也是大学的所在地。这里的人口鱼龙混杂，有歇米尔人、莫得凡人、邱凡克人、瓦萨克人、维祖里查克人及鞑靼人。其中鞑靼人身上更特别地保留着亚洲人的特征。

    虽然到岸地点离城还有一段距离，但码头上已聚集了一大群人，他们是来听消息的。这里的总督和奈尼—诺夫哥洛的总督一样也发布了同样的法令。这里可以看到那些穿着短袖长衫的鞑靼人，头上戴着尖顶帽子，帽子的宽边让人想起了丑角的帽子，还有一些身上穿着长袍大衣头上戴着小帽子的人，看起来像是波兰犹太人。妇女们身上的紧身腰围上亮片闪闪发光，头上戴的头冠像一轮新月。她们三五成群，围在一起谈论着。警察和一些哥萨克人也混杂在人群中，手里拿着长矛维持秩序，也为那些上下船的人们疏通道路，还对两类乘客进行仔细检查：一类是被驱逐的亚裔人，另一类是些携带家眷并要在喀山上岸的农民。

    米歇尔·斯特罗哥夫漠不关心地看着这熙熙攘攘的人群，轮船每到一个港口都是这样忙碌。“高加索山号”将在喀山停留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足够轮船补充燃料了。

    米歇尔甚至没想过要上岸去，他不愿把那个姑娘独自留在船上，因为她此时还没到甲板上来。

    两位记者天一亮就都起床了，好猎手都会这样行动。他们俩都上了岸，混杂在人群中，但还是各照各的模式办事。哈里·布朗特速写一些不同类型的事，或是记录一些观察所得；阿尔西德·嘉力维相信他自己的记忆力惊人，从未让他忘记过什么事情，于是他一个劲地向人们询问一些问题。

    据传在俄罗斯东部边境一带入侵和叛乱已经扩展到很多地区，西伯利亚和帝国之间的联络已经很困难了。根本用不着下船，米歇尔·斯特罗哥夫只站在甲板上就从刚上船的人们那里听说到了这一切。

    这些消息不由得使他忧心忡忡起来，使他更想亲自赶到乌拉尔山那边去，以便使他自己判断这些谣言的真实性，从而能使他防备万一。他正在考虑从喀山当地人口中寻求更直接的消息，但这时他的注意力被突然分散了。

    在一群正要下船的乘客中，米歇尔·斯特罗哥夫认出了那天在奈尼—诺夫哥洛集市上出现过的那群茨冈人，在轮船甲板的那一边，他看到那个年老的波希米亚人和那个把他看作密探的女人，和他们在一起的无疑也是由他们指挥的是大约二十几个年龄在15到20岁之间从事唱歌跳舞的艺人。这些人穿着旧斗篷，遮住了里面闪闪发光的服饰。那些在微露的曙光中闪光的衣裙让米歇尔想起了他昨天晚上看到的奇怪的现象，这一定是昨晚吸引了他注意力的那些被轮船烟囱冒出的火焰照得闪闪发亮的亮片。

    “显然，”米歇尔想，“这一群茨冈人在下面呆了一天后，晚上都蜷缩在驾驶舱的下面。这些吉普赛人是想尽量少露面吗？这与他们种族通常的习俗大相径庭。”

    米歇尔·斯特罗哥夫已能肯定昨晚说话的人的身份。他们就是那个老吉普赛人和那个用蒙古名字称呼为桑加尔的女人。

    米歇尔下意识地朝通道走过去，此时那群波希米亚人正准备下船，他们不会再上船来了。

    那个老波希米亚人也在那里，态度很谦卑，显得很温和。这与他们种族厚颜无耻的本性显得不大协调。看到这一情况的人一定会说他是在努力避免引起别人的注意。他把头上的帽子往前一拉，那顶帽子随他东奔西走已经被阳光晒得发黄了，遮住了他那皱纹密布的脸。虽然天很热，他身上却紧紧地里着一件斗篷，斗篷下的驼背稍稍弯曲着，穿着这破烂的衣服，很难让人判断出他的个头，也很难看清他的脸。他身边是那个叫桑加尔的茨冈女人，大约30岁，身材高大匀称，皮肤呈褐色。她长着一双大眼睛和一头金发，举止完美无缺。

    这些跳舞的艺人中有许多都相当的漂亮，具有她们种族眉清目秀的长相特征。这些茨冈人一般很吸引人。好几个曾试图与英国人比试谁更怪异的俄国大贵族甚至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吉普赛人做妻子。这群人中的一个艺人正吟唱着一首奇怪的曲调，第一段歌词大概是这样：

    在我迎风飘拂的黑发里，

    插上耀眼的金簪。

    珍贵的珊瑚项链，

    闪亮在我优美的脖子上。

    我像空中的一只飞鸟，

    在广阔的世界里翱翔。

    那姑娘笑着继续唱她的歌。但米歇尔·斯特罗哥夫没再往下听。

    就在那时米歇尔确实感到那茨冈女人桑加尔在用一种很特别的眼光盯着他看。那女人似乎要把他的样子深深地印在她的记忆里一样。

    那个老人和那一群艺人已经下了船。不一会儿，桑加尔就赶上去跟在他们的身后。

    “这个吉普赛人真胆大，”米歇尔想，“难道她已经认出我就是她在奈尼—诺夫哥洛见过的那个人吗？这些该死的茨冈人有着猫一样的眼睛！他们在黑暗里也能洞悉一切。那边那个女人可能知道——”

    米歇尔·斯特罗哥夫正要跟上桑加尔和那一群人下船，但他又止步了。

    不，他想，不能鲁莽行事，如果我去拦住那个算命老人和他的同伴，我匿名的身份就有暴露的危险。而且他们已经上岸了，在他们来不及穿越边境之前，我应当早已到乌拉尔以外的地区了。我知道他们可能是取道喀山前往依期姆，但那样并不能出奇制胜，而且用西伯利亚的好马来拖的马车总比吉普赛人的大篷车要快！好了，科巴诺夫，冷静些！

    这时那个老人和桑加尔已经消失在人群中了。

    人们恰如其分地称呼喀山为“亚洲之门”，而且认为它是西伯利亚和波克哈拉的商贸中心，因为两条通过乌拉尔山的道路都从这里开始。经过深思熟虑，米歇尔·斯特罗哥夫选择了经由白尔姆、叶卡特琳堡和土曼这条路线前往目的地。这是条有驿站的大道。这些驿站是政府经费开支，可以提供替备马，而且这条路由依期姆一直通往伊尔库次克。

    米歇尔·斯特罗哥夫想到的第二条路线，确实可以避免经白尔姆绕路，而且也可以从喀山到达依期姆，途经塔拉堡、曼斯林斯克、伯斯克、格拉图斯特出欧洲边境，再经切里亚宾斯克、查德琳斯克、客甘到达目的地。

    这条路也许比起另一条路线来是条捷径，但因为途中没有驿站，道路状况极差，再加上沿途村落极少，它的便捷优势会大为逊色。米歇尔·斯特罗哥夫对自己所作的选择很满意，这是对的，而且看起来那些吉普赛人很可能采用从喀山到依期姆的第二条路线。如果这样，那他也完全有机会先于他们到达。

    一小时后，“高加索山号”的铃声响了起来，它送走了一批乘客又召唤来了一批新乘客。现在是早上7点，船已加足了燃料，船身在喷出蒸汽的作用下震动起来，船马上要启航了。

    那些取道喀山前往白尔姆的乘客们纷纷上船了。这时米歇尔注意到两位记者中只有哈里·布朗特回到了船上。阿尔西德·嘉力维会错过这班船吗？

    正当船上的缆绳抛开时，阿尔西德·嘉力维终于出现了。他一路飞奔过来，此时轮船正准备离港，通道桥已经抽回码头了。但这一点小麻烦难不倒阿尔西德·嘉力维，他像剧团里的丑角一样纵身一跃，跳到“高加索山号”的甲板上，几乎撞到他对手的怀里。

    “我以为‘高加索山号’就这么丢下你启航了。”他的对手说。

    “哼！”嘉力维回答，“那我就会包租一艘船，反正一切开销由我堂姐担负。也可以到驿站骑马，每俄里20硬币，很快就能赶上你。此外我还能怎么办？从码头到电报局实在太远了。”

    “你去过电报局了？”哈里·布朗特咬着嘴唇问。

    “我正是去过那里！”嘉力维脸上带着最和善的微笑回答。

    “电报能拍往卡里凡吗？”

    “那我不知道，但我可以保证，比方说，能从喀山发报到巴黎。”

    “你给你堂姐发电报了？”

    “是的，很兴奋地发的电报。”

    “那么，你已经知道……”

    “听着，老兄，就像俄罗斯人所说的，”阿尔西德·嘉力维答道，“我是个好人，我不想向你隐瞒任何事情，以弗法可汗为首领的鞑靼人，已越过了赛米普拉丁斯克，正沿着厄尔替失河顺流而下，你就看着行事好了！”

    什么，这么重大的消息，而哈里·布朗特却还不知道，而他的对手，可能是从某些喀山居民那里打听到了这些，而且已经向巴黎通报了这消息，英国报纸该落后了！哈里·布朗特双手交叉背在身后，径直走开了，他走到船尾坐下来，一句话也没说。

    大概是上午10点钟时，那个年轻的立福尼亚姑娘从客舱里出来，到了甲板上，米歇尔·斯特罗哥夫走上前拉住她的手。

    “看，妹妹。”他边说边领着她向船头走去。

    这里的景色确实引人注目。

    这时“高加索山号”正好抵达伏尔加河与卡马河的交汇口，船已经顺伏尔加河下行了400多俄里，将驶离伏尔加河，然后它又将沿卡马河逆流而上航行460俄里。

    此处的卡马河河面宽广，两岸树木成荫，景色宜人。碧波粼粼的河面上点缀着几面白帆，使江面更添生气。远处的地平线上是连绵的山峦，山上覆盖着白杨、赤杨，偶尔也有一些大橡树。但这些大自然的美景一刻也未曾分散过这姑娘的心思，她把手从他的手中松开，即刻转过身面对着他问道：“我们现在距离莫斯科多远？”

    “900俄里。”米歇尔回答。

    “全程7，000俄里，才走900俄里！”姑娘低声说。

    这时船上的早餐铃响了，娜迪娅跟着米歇尔·斯特罗哥夫到了餐厅。她吃得很少，也许她觉得像她这样一个穷苦的女孩负担不起这费用。米歇尔·斯特罗哥夫想最好还是和自己的同伴一样只吃一点算了。不到20分钟之后，米歇尔·斯特罗哥夫和娜迪娅又回到了甲板上，他们坐在船尾交谈。娜迪娅没有转弯抹角，她说话开门见山，但她压低了嗓音，用只有米歇尔才听得到的声音谈她自己的情况：“哥哥，我是个流放犯的女儿，我叫娜迪娅·费德。大约一个月前我母亲在里加去世，我正要去伊尔库次克与父亲一起过流放的生活。”

    “我也要去伊尔库次克，”米歇尔回答，“我将感谢上天，如果它能让我把娜迪娅安然无恙地地送到她父亲那里。”

    “谢谢，哥哥。”娜迪娅回答。

    随后，米歇尔·斯特罗哥夫又告诉娜迪娅他有去西伯利亚的特别许可证波多罗依那，因此旅途中俄罗斯官方不会阻碍他的行程。

    娜迪娅没再多问，这次幸运地与米歇尔相遇，她只希望能依靠这个善良的年轻人让她快些到达她的父亲那里。她感激地说：“我有前往伊尔库次克的许可证，但奈尼—诺夫哥洛总督的法令一下来，我的许可证就作废了。要是没有你，哥哥，我肯定是出不了城的，如果真的那样，我一定会葬身在那里的。”

    “你真是胆大，娜迪娅，”米歇尔说，“想一个人穿越西伯利亚平原。”

    “我从里加出发并不知道鞑靼人入侵了。”年轻的姑娘回答，“我到了莫斯科才知道这个消息。”

    “即使这样，你还要继续往前走吗？”

    “这是我的责任。”

    从这几句话不难看出这勇敢姑娘的个性。

    然后她谈起了她的父亲，瓦西利·费德。他是里加的一名颇受人尊敬的医生，官方毫无根据地断言他和某些秘密社团有来往，他被放逐到伊尔库次克。传达这个命令的警方马上连夜将他押出边境。瓦西利·费德还来不及与病中的妻子和女儿拥抱告别，就匆匆地被带走。他痛苦地流着泪，就这样被放逐了。

    丈夫走后一年半，费德太太就死在她女儿的怀里。从此女儿孤苦伶什，身无分文。于是娜迪娅向俄罗斯政府申请去伊尔库次克与她的父亲一起生活，她很快得到了许可。她写信告诉她的父亲她马上要出发了，她根本没钱支付这一长途旅行的费用，但她毫不犹豫地出发远行了。她会尽自己的力量，其余的只有听天由命了。

    此时“高加索山号”正冒着蒸汽溯流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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