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世间就这样孑然一身了，既无兄弟，又无邻人，既无朋友，也无可去的社交圈子。最愿跟人交往，最有爱人之心的人竟在人们的一致同意下遭到排挤。他们以无所不用其极的仇恨去探索怎样才能最残酷地折磨我这颗多愁善感的心，因此把我跟他们之间的一切联系都粗暴地斩断了。尽管如此，我原本还是会爱他们的，我觉得，只要他们还是一个人，他们是不会拒绝我对他们的感情的。然而他们终于在我心目中成了陌生人，成了从未相识的人，成了无足轻重的人，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本愿。而我脱离了他们，脱离了一切，我自己又成了怎样一个人了呢？这就有待于我去探索了。不幸，要进行这样的探索，我就不能不对我的处境先作一番回顾：我必须通过这番思索，才能从他们转为谈我自己。十五六年以来，我一直处在这样一种奇怪的景况中，依然觉得这仿佛是春梦一场。我总想象我是受着消化不良的折磨，老是在做着噩梦，总想象我就要摆脱一切痛苦，醒来时可以跟我的朋友们重新欢聚一堂。是的，毫无疑问，我一定是在不知不觉之中，从清醒转入沉睡，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从生转入死。我也不知怎样被排除于事物的正常秩序之外，眼看自己被投入无法理解的混沌之中，现在还是什么也看不清。我越是对我当前的处境进行思考，越是不明白我现在置身何处。漫步之一唉！我当时怎能预见到等待着我的命运是什么？我今天还受着它的摆布，又怎能去理解它？我怎能以我的常识来设想，我过去是这样一个人，现在还是这样一个人，怎么会被别人看作是，被毫无疑问地肯定是一个没有心肠的人，一个下毒害人的人，一个杀人的凶犯；怎么会成为全人类为之毛骨悚然的恐怖人物，成为无耻之徒手中的工具；怎么会成为遭到人人唾面的人；怎么会成为整整一代人乐于活埋的人？当这奇怪的变迁产生时，我万万没有料及，不免深为震惊。激动与愤怒使我陷于谵妄状态中达十年之久，随后才慢慢平静下来；在这期间，我一错再错，一误再误，做了一件又一件的傻事，以我的鲁莽行为为操纵我命运的人提供了一件又一件的武器，他们巧妙地加以利用，使我的命运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我曾长期拼命挣扎，但是无济于事。我这个人既无智谋，又乏心计，既无城府，又欠谨慎，坦白直爽，焦躁易怒，挣扎的结果是越陷越深，不断地向我的敌人提供可乘之机，而他们是绝不会不利用的。我终于感到我的一切努力全归无效，徒然自苦而一无所得，于是决心采取唯一可取的办法，那就是一切听天由命，不再跟这必然对抗。通过这种顺从，我得到了内心的宁静，而这是长期既痛苦又无效的抗拒所无法提供的，这样，我的一切苦难也就得到了补偿。我之所以得到这种内心的宁静，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迫害我的人在无所不用其极仇恨我时，却被敌意蒙住了眼睛，忘了使用一计；他们把他们的全部招数一下子全都使了出来，而不是随时准备给我新的打击，使我永远处于层出不穷的痛苦之中。如果他们的计谋更深，随时让我还存一线希望，那么，他们就会使我依然处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他们还可用他们的圈套，使我成为任凭他们摆布的玩物，使我的希望落空而受新的折磨，新的痛苦。然而他们却是把他们的全部能耐一下子都施展出来；他们既然对我不留余地，也就使自己黔驴技穷。他们对我的诽谤、贬低、嘲弄、污辱早已无以复加，当然不会有所缓和，但也无法再有所增强，我也无法从中脱逃。他们已如此急于把我推到苦难的顶峰，以致全部人间的力量，再加上地狱中的一切诡计，也不能再使之有所增长。肉体的痛苦不但不能增加我的苦楚，反而使我忘掉精神上所受的折磨。它在使我高声叫喊时，也许可以使我免于呻吟，而我肉体的痛苦也许可以暂时平息我心灵的创伤。既然他们已经无所不用其极，我为什么还要怕他们呢？他们既然已不能使我的处境更糟，也就不能再使我产生什么恐慌。他们已使我从此免于不安和恐惧，这对我倒是一个宽慰。现实的痛苦对我起不了多大作用；我很容易顶住身受的痛苦，而对担心会降到头上的痛苦就不然了。我那惊人的想象力把这样的痛苦交织起来，反复端详，推而广之，扩而大之。期待痛苦比身受痛苦给我的折磨更胜过百倍；对我来说，威胁比打击更加可怕。这样的痛苦一旦来到，那么事实就把这痛苦原来孕育着的想象的成分除去了，从而暴露出它本身究竟有多大分量。这时，我就觉得它比我原来设想的要轻得多，甚至就在忍受时，也觉得舒了一口气。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得以免于任何新的担心，免于在心怀希望时感到不安，单凭习惯的力量就足以使我一天比一天地更能忍受这不能变得更坏的处境，而当我的感情随着时日的迁移而逐渐迟钝时，他们也就无法再把它煽动起来。这就是迫害我的人在把他们的全部解数心怀敌意地一次施展出来时给我带来的好处。他们对我已经无所施其伎，使我从此就可以对他们毫不在乎了。不到两个月以前，我的心恢复了彻底的平静。很久以来我就什么也不再害怕了；然而我还存着希望，而这份希望时隐时现，成为一种诱饵，我思虑万千，因为这一希望在不断地激动我的心。一件始料所不及的惨事指本书《漫步之二》中所说的那次事故。在那次事故后，卢梭看到了人们在他身后会怎样对待他。终于抹去了我心头这一线微弱的希望之光，使我看到我那今生无法逆转的命运，从而反得以重获安宁。当我一旦看出这阴谋的全部规模时，我就永远放弃了在我生前重新把公众争取到我这一边来的念头；这种恢复，由于不再可能是有来有往的行动，甚至也不会对我有多大用处。人们即使想回到我身边来也是枉然，他们再也找不到我了。由于他们曾如此鄙视我，所以跟他们的交往也会是索然乏味，甚至成为一种负担，而我生活在孤寂之中要比生活在他们之中幸福百倍。他们已把社交生活的乐趣从我心中连根拔除了。在我这样的年龄，这样的乐趣再也不可能在我的心中萌发；为时已经太晚了。从此以后，不管他们对我行好还是使坏，我对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已感到毫无所谓，也不管我的同代人做些什么，他们对我也永远是无足轻重的了。但我还是寄希望于未来，希望较优秀的一代在更好地考察这一代对我的评断、更好地考察这一代对我的所作所为时，将不难看清我的本来面目。正是这一希望促使我写出了我的《对话录》，启发我作出万千愚蠢的尝试来使这部《对话录》能传诸后世指一七七六年二月二十四日企图将这部作品的手稿藏进巴黎圣母院的主祭坛中，以及又将此书内容摘要抄写多份，在街上散发。请参看《译者前言》……这个希望虽然渺茫，却曾使我心潮澎湃，就跟我当年还在当代寻找一颗正直的心的时候那样，而尽管我把我的希望寄托于遥远的将来，它却照样使我成为今天大家取笑的对象。我在《对话录》中说出了我的期待据以建立的基础。我那时错了。我幸而及时感到了这一点，还能在我最后时刻到来之前得到一个充分安定、绝对宁静的阶段。这一阶段开始于我现在所谈的时期，而我有理由相信，它是不会再中断的了。我原来指望，迟早总有那么一天，哪怕是在另一个时代，公众将会回心转意，但几乎每天都有新的想法证实我是错了；因为在对待我的问题上，公众是接受一些向导的指挥的，而在对我表示强烈反感的团体当中，这些向导在不断更新。个人会死去，这些团体是不会死去的。同样的激烈情绪会在那里长期存在下去，而他们那种既强烈、又跟煽动它的魔鬼同样长生不死的仇恨，总是同样富于生命的活力。当我的那些敌人都死了时，医生和奥拉托利会奥拉托利会是十七世纪初在巴黎成立的天主教修会。会员总还会有活着的；而即使当迫害我的人仅仅只有这两个团体时，我相信他们也不会让我身后的声名无损，就跟他们在我生前不让我个人得到安宁一样。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确实曾经冒犯过的医生们可能平静下来，而我过去爱过、尊敬过、充分信任过而从未冒犯过的奥拉托利会会员，这些教会人士和半是僧侣的人却始终不会对我留情；我的罪过虽然是他们的不公正造成的，他们却出于自己的面子而绝不会对我宽恕；他们要竭力维持并不断煽动公众对我的敌意，所以公众跟他们一样，也是不会平静下来的。对我来说，这世上的一切都已经结束。人们对我已经再也行不了什么好，使不了什么坏了。我在这世上也既无可期待，也无所畏惧。我这个可怜的凡夫俗子命途多舛，就这样安安静静地待在深渊底里。然而我却跟上帝一样泰然自若。一切身外之物从此就与我毫不相干。在这人间，我也就不复再有邻人、同类和朋友。在这块大地上，我就像是从另外一个星球掉下来的一样。我要是在周围碰见什么的话，那无非是些刺痛我心、撕裂我心的东西，而当我环顾四周时，总不免看到一些使我为之震怒的应该予以蔑视的东西，一些叫人心酸的痛苦的事。所有那些我会痛苦地但又徒劳无益地去过问的令人伤心的事，我都要从心底抹去。既然我现在心中只有宽慰、希望和安宁，在有生之年又是孑然一身，我就只应也只愿过问我自己。正是在这样的心情下，我继续进行我过去称之为“忏悔”的严格而坦率的自我审查。我将把我的余生用来研究我自己，预先准备好我不久就将提出的那份汇报。我要投身于和我的心灵亲切交谈这样一桩甜蜜的事里去，因为我的心灵是别人无法夺走的唯一的东西。在通过对我的内心素质进行思考时，如果我能把它理得更有头绪，并能纠正我心里还存留的缺点，那么我的沉思也就不至于完全无用，尽管我在这世上已一无是处，但我的有生之年还不至于完全虚度。我每天在散步时常作一些令人神往的沉思默想，遗憾的是已经不复记忆了。我将把那些还能想得起的笔之于书，今后每次重读还能得到一点新的享受。我要把我的苦难、我的迫害者、我蒙受的耻辱统统忘却，只去想我的心灵理应得到的褒奖。这些篇章实在只是我的遐想的一种没有定形的记录。这里谈的很多是我自己，因为一个孤独的人在沉思时，必然想自己想得多些。不过，凡是在散步时在我脑中闪过的奇怪的念头也都会有它们的地位。我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其间没有多少联系，就跟一个人前一天所想的跟第二天所想的通常没有多少联系一样。但是，通过在我所处的奇特的处境中每天在我头脑中出现的感情和思想，总有助于对我的天性和我的气质产生新的认识。这些篇章因此可以看成是《忏悔录》的一个附录；但我不再给它这个名称，因为我感到再也没有什么能和这一名称相称的事情可说了。我的心已在困厄的熔炉中得到净化，现在再仔细探查它时，已很难找到还有什么该受责备的倾向的残余了。一切人间的感情既然已从心中根除，我还有什么要忏悔的呢？我既不再有什么地方可以自夸，也不再有什么地方应该自责；我在世人中间从此就等于零，而跟他们既不再有什么真正的关系，也不再有什么真正的相处，我也只能是等于零了。既然随便想做什么好事，结果总会变成坏事，想做什么事情不是害人就是害己，我的唯一的职责就只能是闪避在一边，我将尽我所能恪守这一职责。不过，我的身体虽然无所事事，我的心却还活跃，还在产生思想和感情，而由于任何人间的世俗的利害都已在我心中泯灭，内心的精神生活似乎反而更加丰富。对我来说，我的躯壳已不过是个累赘、是种障碍，我将尽可能早日把它摆脱。这样奇特的处境自然值得研究和把它描写出来，我的最后余暇也将用之于这项研究。为了把它做好，理应进行得有条不紊；然而我已无力从事此类劳作，同时我的目的是在于把我心中的变化和这些变化的来龙去脉记载下来，这种做法甚至反而可能使我偏离我的目的。我将在自身进行一种在一定程度上和科学家为研究大气逐日变化所做的观察同样的观察。我将用气压计来测试我的心灵。这样的测试如果进行得好，持之以恒，就会提供跟科学观察同样精确的成果。然而我并不想把我的工作做到这样的水平。我将以把观测结果记录下来为满足，并不打算从中找出什么规律。我现在所做的是跟蒙田蒙田(1533—1592)，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散文家，著有《随笔集》。他通过自己的思想和心理活动来分析人性，因而成为现代哲学、科学和文学的先驱。同样的工作，但是目的完全相反：他的《随笔集》完全是写给别人看的，我的遐想纯粹是写给自己看的。如果当我年事更高，在临近离世时还能如我所愿继续处在现在这样的景况的话，那时我在重读我的遐想时，就能重尝我在撰写时的甘美，使逝去的岁月得以重现，这也可说是使我的生命延长了一倍。我将得以无视众人的阻挠，重尝社会的魅力；我将在衰迈之年跟另一个时代里的我生活在一起，犹如跟一个比我年轻的朋友生活在一起一样。我在写《忏悔录》和《对话录》时经常焦虑操心，总想找到一个办法来使它们不致落入我的迫害者的贪婪之手，使它们尽可能传诸后世。在写这部东西时，这样的焦虑已不再折磨我了，因为我知道即使焦虑也是枉然；得到大家更好的理解这样一个愿望已在我的心中熄灭，留下的只是对我真实的作品以及能表明我清白的证件的命运彻底的不在乎，这些作品和证件本也可能早就永远销毁了。别人窥探我的行动也好，为我现在所写的篇章感到不安也好，把它弄走也好，把它删节也好，篡改也好，我都毫不在乎。我既不把我的篇章隐藏起来，也不出示于人。如果有人在我生前把它抢走，他们却抢不走我在撰写时的乐趣，抢不走我对其中内容的回忆，抢不走我独自进行的沉思默想；正是这些沉思默想产生了我的遐想，而它们的源泉只能跟我的心灵一起枯竭。如果我从最初遭灾时起，就懂得不去跟命运对抗，采取我现在采取的办法，那么人们的一切努力，他们的全部骇人听闻的计谋对我也就产生不了任何效果，他们那无所不用其极的阴谋诡计也就扰乱不了我的安宁，正如他们今天虽已得逞，却不能使我稍为所动一样。让他们尽情为我所蒙受的屈辱兴高采烈吧，他们是绝不能阻止我为自己的清白无辜、为自己能排除他们的干扰安享余年而欢欣鼓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