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也许对这种随便的、近乎友好的口气感到惊讶，我们忘了说，六个礼拜以来，侯爵一直被困在家里，他的痛风病发作了。 

    德·拉莫尔小姐和她的母亲在耶尔，跟侯爵夫人的母亲在一起。诺贝尔伯爵不时地来看看他父亲，父子间关系非常好，但彼此无话可说。德·拉莫尔先生只好跟于连在一起，倒发现他有些思想，不免感到惊奇。他让于连给他读报。年轻的秘书很快即能挑选有趣的段落。有一份新报侯爵很是痛恨，发誓永远不看，却每天都要谈到。于连笑了。侯爵对当今这个时代感到气愤，让于连给他读李维的作品，把拉丁文即席翻译过来，听起来很开心。 

    一天，侯爵用常使于连不胜其烦的过分客气的口吻说： 

    “我亲爱的索莱尔，请允许我作为礼物送您一件蓝色的礼服。当您高兴穿上它来看我时，在我的眼里，您就是德·肖纳伯爵的弟弟了，也就是说，我的朋友老公爵的儿子”。 

    于连不大明白个中消息，当晚，他试着穿上蓝礼服去见侯爵。侯爵待他果然视若平等。于连的心能够感觉到真正的礼貌，但是细微的差别，还是分辨不出。他在侯爵起了这个怪念头之前，可以发誓说，侯爵待他好得不能再好了。“多了不起的聪明才智啊！”于连心里说。他起身告辞的时候，侯爵表示歉意，因痛风病发作，不能送他。 

    于连生出一个古怪的念头：“他是在嘲弄我吗？”他百思不得其解，便去请教彼拉神甫。神甫可没有侯爵那么有礼貌，只吹了声口哨，就去谈别的事情了。第二天早晨，于连穿着风衣，带着文件夹和待签的信件去见侯爵，他受到的接待又跟以往一样了。晚上，换上蓝礼服，接待他的口吻全然不同，跟前一天晚上一样地客气。 

    “既然您好心看望一个可怜的、生病的老人而又不感到过于厌烦，”侯爵对他说，“您就应该跟他讲讲您生活中的各种小事情，但要坦率，不要想别的，只想讲得清楚、有趣。因为我们得寻开心啊，”侯爵继续说，“人生中只有这才是真实的。一个人不能每天都在战争中救我的命，或者送我一百万；如果在这里，在我的长椅旁，我有里瓦罗尔，他就会每天为我解除一小时的疼痛和厌烦。流亡期间，我在汉堡跟他很熟。” 

    然后，侯爵给于连讲里瓦罗尔跟汉堡人的一些趣闻，四个汉堡人凑在一起才能理解他的一句俏皮话。 

    侯爵不得已与这小神甫为伍，想让他兴奋起来。他用荣誉刺激于连的骄傲。既然人家要他讲真话，于连就决定什么都说出来；但有两件事情他不说：他对一个名字的狂热崇拜，侯爵听见这名字会发脾气的；还有他那彻底的不信神，这对一个未来的本堂神甫不大合适。他和德·博瓦西骑士的那场小纠纷来得正好。侯黔听到在圣奥诺雷街的咖啡馆里，车夫用脏话骂他的场面，笑出了眼泪，这是主人和被保护人之间肝胆相照的时候。 

    德·拉莫尔先生对这个独特的性格有了兴趣。起初，他喜欢于连的可笑，为的是开心取乐；很快，他觉得慢慢地纠正这年轻人看人看事的错误方式更有意义。“别的外省人来到巴黎对什么都赞不绝口，”侯爵想，“而这个外省人对什么都恨。他们有太多的做作，而他的却还不够，傻瓜们把他看成傻瓜。” 

    痛风病的发作因为冬季的严寒，一直拖着，持续了好几个月。 

    “有人喜欢漂亮的西班牙猎犬，”侯爵心想，“为什么我喜欢这个小神甫却感到这么难为情呢？他与众不同。我把他当儿子看待，那又怎么样！有何不妥？这个怪念头，如果持续下去，我就在遗嘱中付出一粒值五百路易的钻石。” 

    侯爵一旦了解了他的被保护人的坚强性格，就每天都派他去处理新的事务。 

    于连注意到，这位大贵人有时会对同一件事做出矛盾的决定，很害怕。 

    这可能给他带来严重的损害。于是，于连跟他一起工作的时候，总是带着一个登记簿，把他的决定写在上面，侯爵则签字画押。于连用了一个文书，由他把有关每件事的决定抄录在一个特殊的登记簿上。这个登记簿也抄录了所有的信件。 

    这个主意开始时好像荒唐之极，无聊之极。然而不出两个月，侯爵就感到了它的好处。于连建议他雇一个在银行家手下干过的文书，把于连负责管理的那些田地的所有收入和支出记成复式帐。 

    这些措施使侯爵对自己的事务一目了然，甚至还能欣欣然进行了两、三次投机活动，而不必假手出面人，他们常常欺骗他。 

    “您自己拿三千法郎吧，”一天，他对年轻的助手说。 

    “先生，我的品行可能受到诽谤。” 

    “那您要怎么样？”侯爵生气地说。 

    “请您做一个决定，亲手写在登记簿上；这个决定写明给我三千法郎。况且，是彼拉神甫想到要记帐的。”侯爵带着德·蒙卡德侯爵听管家普瓦松先生报帐时的那种厌烦神色，写下了他的决定。 

    晚上，当于连穿上蓝礼服出现时，他们绝口不谈事务。侯爵的关怀使我们的主人公那一直痛苦着的自尊心感到那样地舒服，很快就不由自主地对这位可亲的老人生出一种眷恋之情。这并不是说，于连易动感情，如巴黎人所理解的那样；但于连并非没有心肝之人，自从老外科军医死后，还没有人像侯爵那样亲切地跟他说话。他惊奇地注意到，侯爵很有礼貌地照顾他的自尊心，而他在老外科军医那里却从未见过。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军医对他的十字勋章要比侯爵对他的蓝绶带更感到自豪。侯爵的父亲是一位大贵人。 

    一天早晨，于连着黑衣，为了谈事务来见侯爵，谈话结束时，侯爵很高兴，多留了他两个钟头，一定要把出面人刚从交易所送来的钞票送几张给他。 

    “我希望，侯爵先生，求您允许我说句话而不至于让我背离我理应对您怀有的深深敬意。” 

    “说吧，我的朋友。” 

    “我拒绝这迹份礼物，望侯爵先生俯允。这礼物不该送给黑衣人，它会让您好心地容忍蓝衣人的种种态度蒙垢。”他毕恭毕敬地行了个礼，看也不看一眼就走了。 

    这个举动使侯爵很开心。晚上，他讲给彼拉神甫听。 

    “有一件事我得向您承认了，我亲爱的神甫。我知道于连的出身，而且我允许您不为这段隐情保守秘密。” 

    “他今天早晨的态度是高贵的，”侯爵想，“而我要让他成为贵族。” 

    不久，侯爵终于可以出门了。 

    “到伦敦住上两个月，”他对于连说，“特别信使和其他信使会把我收到的信连同我的批语送给您。您写好回信，连同原信再给我送回来。我算了一下，要耽搁也不过五天工夫。” 

    在通往加来的大路上一站站地赶，于连觉得奇怪，让他去办的那些所谓事务都无关紧要。 

    于连是怀着怎样一种仇恨、近乎厌恶的感情踏上英国的土地的，我们就不去说了。我们知道他对波拿巴怀有狂热的激情。他把每个军官都看成哈得逊·洛爵士，他把每个大贵人都看成巴瑟斯特勒勋爵，圣赫勒拿岛上那些卑鄙的事就出于他的命令，他得到的酬报就是当了十年内阁大臣。 

    在伦敦，他终于知道了什么是贵族的自命不凡。他结识了几位年轻的俄国贵族，他们为他指点门径。 

    “您生来不凡，我亲爱的索莱尔，”他们对他说，“您天生一副冷脸，距现时的感觉千里之遥，我们用尽千方百计而终不可得。” 

    “您不理解您的时代，”科拉索夫亲王对他说，“您要永远和人们对您的期待背道而驰。我以名誉担保，这是时代的唯一宗教。勿疯狂，勿造作，因为人们期待于您的正是疯狂和造作，而那条格言也就实现不了了。” 

    有一天，菲茨－福尔克公爵请于连和科拉索夫亲王吃晚饭，他在客厅里大出风头。人们等了一个钟头。于连在二十个等待着的人当中的举止，至今驻伦敦大使馆的年轻秘书们还津津乐道，他的神态真是妙不可言。 

    他不顾他那些浪荡朋友的反对，一定要去看望著名的菲利普·范恩，自洛克以降英国唯一的哲学家。他见他的时候，他正要结束第七年的监禁。“在这个国家里，贵族是不开玩笑的，”于连想；“而且，范恩已经声名扫地，备受诋毁……” 

    于连发现他精神饱满，贵族的狂怒消除了他的烦闷。“瞧，”于连走出监狱时对自己说，“这是我在英国看见的唯一的快活人。” 

    “对暴君最有用的观念是上帝的观念，”范恩曾对他说。 

    他的犬儒主义的体系的其余部分，我们略去不谈了。 

    他回来后，德·拉莫尔先生问：“您从英国给我带回什么有趣的思想？”……他不说话。“您带回什么思想了，有趣还是没有趣？”侯爵又急急问道。 

    “第一，”于连说，“最明智的英国人每天都有一个钟头是疯狂的；他有自杀这个魔鬼光顾，此为国家之神。 

    “第二，在英国上岸后，机智和才华都要贬值百分之二十。 

    “第三，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英国风景更美丽、更动人、更值得赞赏。” 

    “该我说了，”侯爵说， 

    “第一，为什么您要到俄国大使的舞会上去说法国有三十万二十五岁的年轻人渴望战争？您以为这种话是国王们爱听的吗？” 

    “跟我们那些大外交家们说话，真不知如何是好，”于连说，“他们动辄进行一本正经的讨论。如果说些报纸上的老生常谈，您就会被当成傻瓜。如果胆敢说些真实的、新鲜的东西，他们就会大吃一惊，不知回答什么好，而第二天早上七点钟，他们会派大使馆一等秘书来对您说，您失礼了。” 

    “不坏，”侯爵笑着说。“尽管如此，我敢打赌，思想深刻者先生，您没有猜到您为什么去英国。” 

    “请原谅，”于连说；“我每个礼拜一次去国王的大使那里吃晚饭，他是个最有礼貌的人。” 

    “您是去找这枚勋章呀，”侯爵对他说。“我不想让您脱掉这身黑衣服，而我己习惯于和穿蓝衣服的人用那种更有趣的口吻说话。在没有新的命令之前，请您听好：当我看见这枚勋章时，您就是我的朋友肖纳公爵的小儿子，六个月之前就被雇用在外交界工作，不过自己并不知道。请您注意，”侯爵补充说，神色很严肃，并且打断了于连感激的表示，“我决不想改变您的身份。对保护人和被保护人来说，那都是一个错误和一个不幸。什么时候我的那些官司让您厌倦了，或者您不再适合我了，我会为您请求一个好的本堂区，像我们的朋友彼拉神甫的那个本堂区一样，仅此而已，”侯爵用很生硬的口气补充说。 

    这枚勋章让于连的自尊得到满足，话也多得多了。他自以为不那么经常地受到一些可能引起不礼貌解释的话的冒犯了，或者成为这些话的目标，而在热烈的谈话中，这种话的含义不是一下子就能听出来的。 

    这枚勋章给他招来了一次不寻常的拜访，是德·瓦勒诺男爵先生，他来巴黎是为了向内阁感谢封他为男爵，并与之修好。他很快要取代德·莱纳先生，被任命为维里埃的市长了。 

    德·瓦勒诺先生告诉他，他们刚刚发现德·莱纳先生是个雅各宾党人，于连暗自觉得非常好笑。事实是这样的：选举正在准备中，新男爵是内阁推荐的候选人，而自由党却向实际上极端保王的省大选举团推荐了德·莱纳先生。 

    于连想知道一点德·莱纳夫人的情况，但是没有成功；男爵看来对他们的旧怨还耿耿于怀，一点儿口风也不露。最后，他请求于连让他父亲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投他的票，于连答应写信。 

    “骑士先生，您该把我介绍给德·拉莫尔侯爵先生。” 

    “的确，我该这么做，”于连想，“可他这样一个无赖！……” 

    “说实在的，”他回答，“我在德·拉莫尔府是个太小的伙计，没有资格介绍。” 

    于连有什么事都告诉侯爵，当晚他就把瓦勒诺的要求以及他自一八一四年以来的所作所为，都讲给侯爵听。 

    “您不仅明天要把新男爵介绍给我，”侯爵神情十分严肃地说，“我后天还要请他吃晚饭。他将是我们的新省长中的一个。” 

    “这样的话，”于连冷冷地说，“我要为我父亲要那个乞丐收容所所长的位置。” 

    “好哇，”侯爵说，神色又变得快活，“同意。我正等着一番说教呢。您开始成熟了。” 

    德·瓦勒诺先生告诉于连，维里埃市的彩票局局长新近去世，于连觉得把这个位置给德·肖兰先生很有意思，他从前曾在德·拉莫尔先生住过的房间里拾到过这个老笨蛋的请求书。于连一边背诵那份请求书，一边让侯爵在向财政部请求这个位置的信件上签字，侯爵开怀大笑。 

    德·肖兰先生刚被任命，于连就获悉该省众议员们曾为著名的几何学家格罗先生请求这个位置：这个高尚的人只有一千四百法郎的年金，每年借给刚去世的彩票局局长六百法郎，帮助他养家。 

    于连对自己的所为大吃一惊。“这没什么，”他对自己说，“如果我想发迹，还得干出许许多多不公乐的事来，而且还得会用动人的漂亮话遮掩起来：可怜的格罗先生！配得上这枚勋章的是他，可得到的却是我，我应该遵照给我勋章的政府的意旨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