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赤塔后，又是迟滞不进。领事往北京，莫斯科两方面所发电报，等来等去不得覆音。时时听欧俄危苦的传言。车子一时没有前进的希望。于是我们三人中又发生改变计划的问题。在哈尔滨时亦因迟迟不行，想留哈研究俄文和共产主义，开春再定计划。到此听说赤塔亦可以找一私家（Pension）寄住，于是又发生这一计划。想在赤塔住下，研究远东共和国的政体及共产主义，俄文俄语也可以有练习的机会，这是我和宗武两人的办法。至于颂华呢，他不习俄文，就想回国。此行沿途都有阻滞，也真焦闷。幸而后来机会好，不然，目的地恐怕就此走不到了。

　　在此等待期间，除为社会生活调查之外，也曾访问远东政府的要人谈话。最初我们在远东电信通信社遇见一波兰兵官，他稍懂得几句英文。彼此谈起来也很有趣。有一天我们在远东电信通信社谈着，和通信社里几位记者说起中东路，他们说，我们最好见一见交通总长。波兰人欣欣然的说道：“我介绍你们去……”

　　远东共和国交通总长沙都夫（Chatoff）的办公室，空堂堂的一间屋子，疏疏朗朗排着几张椅子。波兰人不脱帽子大氅，拖着泥腿的烂靴，一闯一闯的就进去了。他坐下，就伸手拿沙都夫桌子上的烟，说声：“Mojeno？”（可以么？）就抽起来了。我和颂华两人就和沙都夫谈话。沙氏能说英国话，盛气凌人的说：“请发问罢！”我们申述来意并说关于中东路问题，哈尔滨工党联合会会长也屡次和我们谈及，我们表同情于革命的俄国劳动人民，总算还能代表他们正当的利益，在中国舆论界上说几句话，此来经过赤塔，——还要到莫斯科去呢，——愿意知道知道远东新政府对于中国中东路的政策。他听说着，“总长”的气焰渐渐低下去，才和和气气的和颂华说：“中东路，赤塔政府决定主张以条约的形式归还中国，中俄有密切的邦交，必须协力抵抗日本的帝国主义，中东路一旦落于日人之手，大非远东各小弱国之福……。”我们辞别出来，第二天又由波兰人介绍见食粮部总长葛洛史孟（Grosman）。葛氏很直率，有诚意，和我们解释新政府在食粮上的社会政策：“俄国认中国为全世界最亲密的友邦，愿意和中国为同盟国，——远东共和国尤甚，——竭诚希望和中国通商，不过俄国因为久受封锁，货物甚少，容易发生投机商业，所以不得不以食粮等营业置于国家监督之下。凡是商人都必须呈报存货的数量，并受政府监督卖价，中国商人如能遵守这两条件，尽可自由营业。就是日本，亦可以和他通商，只要他抛弃侵略政策。商业之必须受政府监督，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远东国体本是民主共和国。不过投机商人私藏货物，市面上缺乏的时候，再高价出售，贫苦的劳动人民，就要受饿……”葛氏一面和我们谈话，一面办公事，忙碌得不堪。我们同着波兰人出来。波兰人扬扬得意说道：“你看！我们这里非常之自由平等，‘我要见总长就见总长’，可不是么！……”

　　当时远东共和国新成立，国民议宪大会方在召集，暂时只算临时政府。外交总长克腊斯诺史赤夸夫（Krasnochtchekoff）兼国务总理。我们到赤塔已两次求见，他正有病，不能会客。一九二一年一月二日，方是新年，忽有外交部部员传信给我们，说总理请见。当天晚上，我们到他家里——就在外交部。融融的灯光，映着丝罗的帷幕，穿过客厅，转入卧室，迎面来一晚装轻盈的少妇，——克氏的夫人，说着很纯熟的英语，和我们说，克氏有病，请勿过于多谈，恐怕他劳神。我们进卧室之后，见克氏躺在卧榻，很魁梧的体干，刚直的面貌，不象俄国人，却大有美国人的风度。我们问他的问题，早已交给他秘书。他虽觉精神不十分振作，却一一回答我们的问题，丝毫不棼；——最主要的意思是：“远东政府，虽有共产党在内，然依本国经济组织，决采共和民主政体，不日召集国会——‘国民立法大会’——着手于新国家之建设事业。远东对苏维埃俄国的关系，是一协约的同盟国，一切自主，唯外交得与莫斯科政府协商。对于中国，竭诚希望缔结密切的友谊的条约……”其余无关紧要，已有颂华的通信，此地再多谈，也无意味。克氏谈吐非常之诚恳，说到意思重要的地方，虽言语喘急，还尽以英俄文重复再四解释。时候已是九十点钟，我们道谢告辞出来。秘书对我们说，他们的国民立法大会，是采普选制的，凡十八岁以上的男女，不论财产的多寡，都有选举权，这次选举，共产党很有把握。……

　　“社会生活切近的感受，再比之于‘外交式’的考察，使我得一结论：如其仅仅为政治外交上的交涉，大关节目的考察，或是有了‘抽象名词爱’的社会调查家，那么，就是重要人物的谈话，参观，访问也就足够足够了，——况且这是‘新闻记者’的责任；假使除此之外，还想为实质社会生活的了解，要了解人类文化意义之切实隐掩的深处，以至于人生的价值，个人与社会间的精神物质两方面的结构，那就不如以一无资格的‘人’，浸入于所要考察的社会里，一方面又得于考察时，提出自己的观点，置之于可能的最高限度的客观地位上，然后所得才能满足自己的希望，——宁可比较的不完全些，不广泛些。”——所以我决定从此多留意于我自己冥求人生问题答案的目的，至于“新闻记者”的责任，只能在可能的——我的精力限度以内略略尽一些罢了。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到赤塔后，一晃又是十多天，虽则我们一方面为社会生活的调查，一方面做新闻记者“官样的”事务，足以安慰我的“失业苦”，然而我们同领事同行，同住在一车上，谈及中俄外交，所聆诸位领事的清教，又是“纯粹的中国式答案”：一面说得太抽象的，无着落的结论——“贪”“廉”，“爱国”“卖国”，这公使是“好人”“坏人”；一面又说得太具体的，无原则的事实——“俄国人不请吃饭，看不起他，”“俄国不信他的话，什么什么事不和他表同意。”不能回答我，中国外交界方面在某一时期，处什么地位，取什么态度。（譬如说：克伦斯基政府时，中国公使是中立，还是承认？）亦不能回答我，中国外交方面对俄革命有什么具体的意见，留俄华侨当如何处置。（譬如说：陈领事去莫，将行使何种职务，负何等外交上的责任？）亦许他们掩藏，而实在他们自己也不懂。同时，日常一处起居，无谓的应酬话：“我在北京那天打麻雀输多少多少……”等，——这是我所谓中国式的实际社会生活，——因为彼此渐渐亲狎，也就得费许多宝贵的光阴去听他。可是就中却知道了中国外交界几件逸事——笑话！

　　陈广平领事在哈尔滨时，预先付印留俄华侨的护照。那一天护照印好了，印刷局的人送来，陈某赶紧慌慌张张匆匆忙忙的把他收起来，锁好，又打开，打开又锁上。到了晚上，陈某又把箱子打开，翻看护照，忽然拿着一张，一掀一掀的给刘守清看，说道：“到了莫斯科，这就是钞票呵！……”护照费的意义原来如此。我现在想象，他说这话时的笑容，还俨然如在目前呢。

　　那时的赤塔管尚平领事，以前在伊尔库次克领馆里，因为和馆员分护照费不均匀，相打起来，因此撤差。现在在赤塔和商会（华侨会）倒还合得拢。反正赤塔亦没有别国领事，尽他一人，和远东搅罢。我还记得他第一次和我谈话，灰白色的头发，皮笑肉不笑的脸，打着无锡调的官话，和我这常州人谈话呢：“赤塔这样乱，幸而好，侨商一毫没受损失……幸而好，……哈哈哈！”唉！官僚！官僚！

　　这种绝对两个世界的人，——无经验的青年和陈死人的官僚，——相处在一起，日日谈些面是心非的话，精神上的痛苦，固然很大，却还可以借此一窥中国旧生活的内幕。赤塔的生涯也便如此。寒风凛冽，西伯利亚的色彩已鲜明了；“民主共和的”中国的代表，亦决定日期起程前去，叩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的俄国的大门了。一九二〇年完了；一九二一年开始了。赤塔车站上鲜明的中国国旗，时时映照“民主共产”的远东之穷苦国民的颜色，他们寒颤颤拥着泥烂敝裘，挽着筐子篮子，对着“银烛”高烧的中国专车，闻着“朱门”的酒肉臭呢。“中国人过年了。”在这时却还要些点缀，赤塔领事馆和莫斯科领事循例道贺。这还不算。“中国的”消遣品——麻雀牌，牌九之类——非得请出来“以光佳节”不可！于是我更落于精神的监狱里：一面不得不应酬应酬他们，一面心上挂念着种种须整理的材料。

　　赤塔共产党委员会送我们许多书籍杂志，我在他们赌博的余暇中，勉强翻阅翻阅。所得如《俄罗斯共产主义党纲》，如第三国际之杂志《共产国际》，《社会主义史》等，披阅一过，才稍稍知道俄共产党的理论。新年过了，一月四日，启程的诸事停妥，又开车西进。一切停滞的计划都打消，安心向目的地进行罢。哈尔滨得空气，满洲里得事实，赤塔得理论，再往前去，感受其实际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