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兄难弟”的一个

  除“家长”外,我们还有几个“难兄难弟”,倘若这里所用的“难”字可作“共患难”的“难”字解。他们的尊姓大名,我想读者诸友也许都已经知道了,那就是和我同时被捕的几个朋友。让我先谈谈章乃器先生。

  我记得第一次看见乃器的时候还在十年前。当时他已在浙江实业银行做营业部主任,因为想办《新评论》半月刊,由一位朋友介绍他到时事新报馆来看我。我们所谈的全是关于出版刊物的情形,我一点不知道乃器是怎样的一个人。不久他在华安保险公司楼上结婚,特约我去观礼,并临时“拉夫”,要我起来说几句话,这是我第二次和他见面。此后我们很少遇着,直到在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以后,我们晤谈的机会才渐渐地多起来。我们的友谊的加深,唯一的媒介可以说是救国运动。尤其使我肃然起敬的,是他为着参加救国运动,虽牺牲二十年辛苦所获得的行长位置而毫不顾惜。自从他和我一同被捕以后,从捕房的监狱起,中间经过上海特区第二监狱,上海地方法院看守所,上海公安局,以及苏州高等法院看守分所,我们总是羁押在一起。他所念念不忘的只是民族解放的前途,救国运动的开展;至于对他自身的遭遇,我从未听见过他有一言一语的自怨自怼。我对于他的纯洁爱国的精神,得到了更深刻的认识。

  乃器的性格是偏于刚强的方面,但却不是无理的执拗;他和朋友讨论问题,每喜作激烈的争辩,只要你辩得过他,他也肯容纳你的意见,否则他便始终不肯让步。有些朋友觉得他在争辩的时候有时未免过于严厉些,但是知道他的性格的人,便知道他心里是很纯洁的,是很热烈的,一点没有什么恶意。

  在上海特区高三分院法庭审问的时候,审判长问到他曾否煽动上海的日本纱厂罢工,引起了他的抑制不住的愤怒,他昂首睁圆着眼睛大声疾呼地答道:“我觉得很惭愧!因为我的力量还不够!倘若我有力量煽动日本纱厂罢工,我要很骄傲地回答审判长:我曾经煽动日本纱厂罢工!”审判长停了好一会儿,才又问道:“你如果有力量,是要煽动的,那你至少是同情的。”乃器又不假思索地高声答道:“是!”他接着又发出他的狮吼:“中国工人在日本纱厂所受的虐待,和猪猡一样,请审判长问一问全法庭的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对于本国同胞遭受到侵略者这样残酷的待遇,谁不表同情!”站在左右的法警弟兄们,听到他这几句激昂慷慨的话语,也不自觉地大点其头!

  我和乃器同做了囚犯之后,对于他由穷苦奋斗出来的经历,也比较得更清楚些。他生于浙江青田的乡间,求学的机会很少,二十岁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毕业后,就进浙江实业银行做练习生,每月只得津贴两块钱。一年后他辞职往北方入通县农工银行做营业主任。这是一个附属于财政部的小银行,号称营业主任,月薪只有十六元。一年后升任襄理兼营业主任,月薪加了十块钱;但是和当时政府有关系的银行,政局有些变动,办事人的饭碗也随着变动,因此即此月薪二十六元的襄理,他只做了不到一年便滚蛋了。刚巧在北京有美国人和中国人合设中美实业公司,经营贸易和投资,美国人做经理,会计主任请他做,月薪有八十元,而且供膳宿,但是只做了三个月,因为代表美国人利益的洋经理擅用威权,他又愤然辞职。这样一来,二十四岁的章乃器又陷入了失业的恐慌境域,过着半年的很穷苦的流浪生活。随后回到上海,浙江实业银行的当局请他回到银行里去做营业部科员,月薪二十二元。十几年来因劳绩逐渐升任副经理兼检查部主任,后来又兼任中国征信所董事长。现在为着参加救国运动,都一笔钩销了!

  从乃器的经历里,很显然地可以看到他办事的勇于负责,更可以看到他的正直的性格是在随处流露着。我尤其感触的是常人在职业上的位置愈高,往往颓唐,暮气愈深,学识也愈退步;乃器便完全两样。我们每读他的文章——尤其是两三年来有关救国问题的文章——没有不感觉到他从实践中得来的学识是时刻在那里前进的。

(原载1937年4月上海生活书店《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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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邹韬奋
Type: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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