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當隴海列車駛過了鄭州，三等車廂裏的旅客便頗有些擁擠了。

　　那車上的招待員，在這當兒，也就特別顯出了自己的威風。

　　幾乎在每一個站上，全要擁進無數的人，而這些人都大致相似：揹着包袱，挑着行李，穿着開了花的棉大襖，臉上爬滿了奇怪的皺紋。

　　於是：隨着那漫飛着的灰塵，招待員的嘎嘎的聲音，便到處飄送着。

　　“坐下，坐下！”

　　“蹲在那兒幹麼？”

　　由於老實，或是由於對陌生環境的畏怯，也有一上車，便悄悄的在車廂的一角蹲下的；但立刻便被招待員提着耳朵提了起來。

　　“找地方坐下！”

　　坐下嗎？平常只能容納兩個人的座位，已是擠了三個人了。車上還蠕動着若干沒有座位但卻又不敢冒昧地向長衫先生通融的鄉下佬。但自然，也還有脫光了襪子，叉着腳丫，假裝睡覺，卻佔了三個座位的面圓圓的乘客。這乘客以他身下鋪着的俄國毛毯，身上穿着的青色馬褂而標明瞭身份，是使鄉下佬望之就生畏的。

　　但招待員卻終不免由於職務，而猶疑了一下，陪着笑臉向他們請求謙讓了。

　　“幫幫忙嗎？”

　　答覆那請求的只有這簡短的話，和一張涎着的臉。而執拗了半天，不得不讓出一角座位時，那鄉下佬也不免是受寵若驚，翹着屁股貼在那裏。

　　招待員卻像是做了一件功德，而有點揚眉吐氣了。當某一角落裏向他喊：

　　“先生，我的帽子呢？”

　　“帽子，我管得着嗎？我是管你的帽子的嗎？”

　　於是他說。

　　這三等車廂，實在是一個社會的縮影，車越向西行，景象也越悽慘了。車廂外邊，是連綿不斷的窮山惡水，是漫無人煙的乾枯的土地；車廂裏面，就盡是那些爲生活忙碌，卻依舊是吃不飽穿不暖的人們。

　　這些人們愚蠢、粗野，卻也狡猾。有時候，卻是很能使那關在亭子間裏僅只描摹着他們那善良性質的小說家們吃驚的。

　　車停某小站，一毛錢十個的餃子打動了某一位鄉下佬的心。於是乎來了十個，但餃子嚥下肚，卻忘記了給錢。車開行了，讓小販扳着車窗焦急地嚷罵着：於是旁座有位仗義的先生便尖着嗓子開言道：

　　“是誰吃了人的餃子不給錢，讓人家罵八代呀，是誰……”

　　一直到車已經駛出了郊野，那鄉下人已經若無其事地靠着車窗打瞌睡了。

　　若由此推論那位先生仗義責人，也許不當，因爲他或者就是爲己，爲了自己沒有吃到那沒花錢的餃子，沒有這種揩油的勇氣而憤怒。

　　天下事，大抵如此。

　　但一位在大背頭和白小褂上全塗滿了油垢的先生卻說了：“開開窗子，空氣太壞了，太壞了！”

二

　　到了西安。

　　在那修葺得像古宮殿似的車站上，下了車，步出了站臺，經過了檢查，拿了一個“驗訖”的紙條，又步進了那古老的城門樓。

　　原來這裏的洋車是出不了城的。

　　於是我記起了去年的某一天，在別一省份的別一個城市裏，眼見的那滑稽卻又足以代表內地剝削制度的事。那兒的洋車雖可以出城，但出城卻要納款八枚銅元。有個名目叫“手續費”是爲了檢查官的便利的。考其來源，大概是由於古“門包”的制度。

　　但這兒卻乾脆是：不得出城。一城之外，極目荒涼，是可以想見的了。

　　到旅館裏，首先觸入眼簾的是一個什麼運會的標語：第一條

　　“請貴客爲我

　　國家愛惜身體，勿吃鴉片，勿宿娼。”

　　這標語既出於勸告的語氣，諒來鴉片和娼妓是流行甚烈的了。鴉片、賭和娼妓，本來是我國的三寶，是到處蔓延着的。但自然，賢明的當局是已經勒令禁菸和賭了，只有娼妓，似乎還沒辦法，因爲老實說，倘禁娼，則頗有點關係民生。

　　但我又確實在潼關城內飽享過鼻福，大聞鴉片的濃芬。

　　雖然當局那除三害的決心，畢竟是可感的。翻閱報紙，我得知某當道曾在中心小學聯合運動會裏大聲疾呼爲陝西除三害，那三害是：早婚、纏足、鴉片煙！

　　自是沒有列入禁娼，也無怪乎報紙上以及街頭的牆壁上“梅濁剋星”的廣告那樣繁盛了。

　　在旅館裏的第一夜，就像在任何別的地方一樣，遇見了那習慣的可總是使人不舒服的事。一個查店的長官問我：

　　“幹什麼的！”

　　“新聞界！”

　　“有證章嗎？”

　　“沒有！”

　　他立刻豎起眉毛：

　　“你該說沒帶着，還沒有！”

　　自然我沒有說，可是他卻等着我說。這倒是生面別開，我不覺有些好笑。終於是那善心的賬房代我說：

　　“對啦，他沒帶着，沒帶着！”

　　他才滿意地走了。

　　事後我知道，這種愚蠢的卻自作聰明而驕橫的人，該是目下行政界最多的傢伙吧。

三

　　“哈哈哈，想不到，想不到，我高興極咧！西安怎麼樣，維新咧！摩登咧！是不是？”

　　一個做摩登生意——開電料行的朋友笑着問我。我說：

　　“像這樣新式的生意，西安恐怕就你一家吧！”

　　“一家？”他吃驚地瞪起眼睛：“十二家！我們還要組織電料業公會呢！”

　　“若就這點說，西安確實是摩登了！”

　　據那朋友告訴我，西安從今年——一九三六年六月起纔有電燈，而在一年之內，竟先後開張了十二家電料行。陝西維新，不，“向着新的建設推進”於此可以概見了。

　　也許是爲了維新，而不得不需要大量的人才吧，所以在“開發西北”這好聽的名目下，從全國各個角落彙集來的謀事者，在西安就特別的多。這大批的“開發者”結果是造成了一種奇觀——使旅館業得已穩居“西安三多”的魁首。

　　大街小巷，十步一飯店，五步一旅館。在西安，並不是稀奇的事。而最熱鬧的東大街，一連十幾家旅店踵接着，可算是這古都的唯一點綴了。

　　曾經有人說，西安賴這些終年不息的旅客，得以維持，諒來也有一部分道理。不過倘有外籍的遊歷者，卻是不免例外的。譬如友邦人士，深入陝西腹地，藉口遊歷，實際卻屬“視察”之類。那麼省府除通令所屬，切實招待外，還要派專人加以保護的。

　　在西安，所謂“三多”，從前除旅館、娼寮外，還有鴉片煙館。現在鴉片既已遭禁，該只剩下旅店、娼寮了。但三多之數，畢竟還要湊足的，所以之外，就又添了一個丘八太爺。

　　丘八太爺在西安一隅，大有三角頂立之勢。東北軍、中央軍，以及土著軍。真是國防重鎮，大軍雲集了。不過最動人的，卻要算那些掛柺杖在街頭流浪的傷兵。他們多半是在街道東張西望，滿臉菜色，閃着過分憂鬱的、空洞的、渺茫的、無助的眼光。是追撫那未御國先喪臂的滋味呢，還是自嘆身世的零餘呢！

　　並且他們是那麼的多啊！

　　隨了丘八老爺的多，而地方上的生活程度也就昂了。一塊錢，八斤本地面。倘是所謂洋白麪，則只有五斤。到飯館裏去，哪怕是簡單的飯食，算下賬來也會使你咋舌：五毛多。幸而是厲行新生活，力求節儉，劃免了小費，否則恐怕更不勝負擔了吧！

　　但這米糧昂貴確還另有一說：原因是近年來陝西農民大都種棉，棉利比米糧利大，雖說要納較重的稅，也只好忍着肚子痛。其結果是米糧不敷，即連鄉間小地主，也要到城內來購糧，當然要逼得米價上天了。

　　這話，告訴我的即爲一老農，而我又親自在路上看見廣大的田野上，結滿了棉花的果實，諒來是可以相信的。

　　但這是否因了友邦強迫華北種棉所致呢？那強迫種棉的事，我是曾經經歷過的。身居華北邊疆的陝西，也許不會在所謂相互提攜的新政下例外吧！

四

　　自然，有人也難免要關心西北的文化吧。

　　倘談西北的開發，文化自然是先驅。所以除數家報紙不計外，文化團體似乎也很有幾個。這其中，除那平日無所事事，而在“迎接要人”的時候，特別顯示神通者暫略外，一個屬於某機關的話劇團體，似乎特別與我有緣。

　　因爲在短短的居留中，我曾經看過了他們的一次公演。但那公演的成績像是並不好。且在排好的幾個戲裏，臨時輟演了《東北之家》，也像很引起了觀衆的憤慨。若憤慨，自是仍聯繫着關切，據說在不久以前，他們爲了“剿”而公演宣傳劇的時候，臺下曾冷落到幾無一人。那麼，它在觀衆層中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

　　至於報紙，除由中央社轉販一些外國通訊社的新聞外，副刊上則還是“悲懷着咖啡店之夜”的作者多。自然，也不無例外，但這例外，卻容我先舉幾件事實。

　　事實之一：聽說前些天曾有很多學生被逮捕了，而被捕的原因，卻是無力交納制服費。既屬無力交納，則窮苦可知，當然會激起請免交納的要求。但窮苦卻又作無禮的要求者，是應該視同亂黨的，所以反動的頭銜便給加上了。

　　事實之二：爲了思家心切，某些失掉家鄉的人，乃有反×同盟的組織，這種組織自然也是違法的。於是：一個老法門，又是逮捕。但結果聽說卻不好，某逮捕機關被一些丘八太爺搗毀了。

　　這種高壓下的結果，自會激起一些高壓下的文化。然而……

　　文化且不談，再談一件事實吧！

　　那是在街上。

　　街上行人寥落，而軍警獨多。往來巡邏的兵大爺即手提馬棒，佇立前頭的軍佐更閃着明幌幌的槍刺，擰着冒火的眼睛。

　　“躲開！”

　　“滾！”

　　四處洋溢着這聲音。

　　某挑擔的小販曾企圖步入人行道上，卻不料當頭就來了一棒：

　　“還不走，望什麼！”

　　馬路上，是不僅不準人走，而且即使是望，也在禁止之列的。

　　原來西安又在爲某要人的出巡而“禁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