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一重重的国难家难，心如槁木，百念灰冷，既勘破了名利关头，也勘破了生死关头；我本来是幻想着一个真善真美的世界的，而现在这世界偏偏如此丑恶，那么活着既无足恋，死了又何足悲？当时我在《新闻报》上发表了一篇提倡火葬的文字，结尾归纳到自己的身后问题，说是要把我的骨灰装在一只平日最爱的杨彭年手制的竹根形紫砂花盆里，倒像是立了遗嘱似的。恰恰被一位七十五岁的前辈先生读到了，就责备我道：“你才过五十，如日方中，为甚么如此衰飒，这是万万要不得的。做人总是这么一回事，不如提起兴致来，过一天算一天，千万不要想到死的问题，就是我年逾古稀，还是生趣盎然，从没有给自己身后打算过呢。至于火葬的话，我也并不赞成，与其碎骨扬灰，何妨薄殓薄葬，况且这也是下一代的责任，何必自己操心，且待死了之后，让下一代给你做主吧。”我因前辈先生的规劝，原是一片好意，未便和他老人家争辩，只得唯唯称是。

　　过了一天，又有一位爱好花木的同志赶到我家里来；他倒并不反对火葬，却要瞧瞧我将来安放骨灰的那只最爱的花盆。对日抗战期间，我住在上海，人家正在投机囤货，忙着发国难财，我却甚么都不囤，只是节衣缩食，向骨董铺子里搜罗宜兴陶质的古花盆，这期间倒也含有些抗日意义的。原来日本人爱好盆栽，而他们自己却做不出好盆，据说先前曾把宜兴蜀山的陶泥装运回去，尽力仿制，而成绩不良，因此专在吾国搜买古盆。凡是如皋、扬州、淮安、泰县（今为泰州市姜堰区。——编者注）各地，都有他们骨董商人的足迹；那边有多许旧家，祖上都是癖爱花木的，而子孙却并不爱花，就把传下来的古盆一起卖给他们，数十年来，几乎都被收买完了。上海的骨董商人投其所好，也往往以古盆卖给日本人，可得善价。我以为这也是吾国国粹之一，自己要种花木，而没有一个好好的古盆，岂不可耻！所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的几年间，我专和日本人竞买，尽我力之所及，不肯退让，在广东路的两个骨董市场中，倒也薄负微名，我每到那里，他们就纷纷把古盆向我兜揽，一连几年，大大小小的买了不少，连同战前在苏州买到的，不下百数，蔚为大观。就中有明代的铁砂盆，有清代萧韶明、杨彭年、陈文卿、陈用卿、爱闲老人、钱炳文、陈贯栗、陈文居、子林诸名家的作品，盆底都有他们的钤印，盆质紫砂、红砂、白砂甚么都有，这就算是我的传家之宝了。

　　现在那位爱花同志来问我打算把哪一只最爱的花盆安放骨灰，一时倒回答不出来。记得苏州一位创办火葬场的戎老先生说：火葬时倘不穿衣服，约重三磅之谱；而我所最爱的花盆，有很大的，也有很小的，似乎都不相称，末了才想起那只杨彭年手制的竹根形紫砂盆来，不大不小，恰好容纳得下三磅的骨灰。杨氏是乾嘉年间专替陈曼生制砂茶壶的名手，这一个盆子确是他的得意之作，里胎指痕宛然，表面有浮雕的竹节和竹叶，并刻着一首七言律诗，笔致遒逸可喜。我本来对它有偏爱，平日陈列在玻璃橱中，不肯动用，这时拿出来给那位同志仔细观赏；他也觉得给我一个花迷作饰终之用，再合适也没有了。我想将来安放了骨灰之后，还得加以装饰，在盆面上插几枝云朵形的灵芝，再把一块灵璧石作为陪衬，就供在梅屋中那只洛阳出土的人马图案的大汉砖上，日常有鲜花作供，好鸟作伴，断然不会寂寞；到了梅花时节，更包围在香雪丛中，香生不断，这真是一个最理想的归宿；要不是火葬，你能把灵柩供在家里么？所成为问题的，却是亡妇凤君已长眠在灵岩下的绣谷公墓中，我的墓穴也预备了，将来要是不去和她同葬一起，她就得永永地孤眠下去，怕要永永抱恨的。唉！活着既有问题，死了还有问题，且待将来再说吧。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看到了祖国的奋发有为，突飞猛进，我的心情也顿时一变，由消极变为积极，由悲哀变为愉快；我要好好地活下去，至少要活到一百岁，我要把我一切的力量贡献与祖国，我要看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实现，和全国人民熙熙然如登春台，同享幸福。到那时我即使死了，也不必再借那只心爱的花盆来作归宿之所，愿意把我的骨灰撒遍祖国的大地，使膏腴的土壤中开出千百万朵美丽的花来！装点这如锦如绣的大好河山，向我可爱的祖国献礼致敬！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万一我不幸而像老友洪深兄一样害了不治之症，看不到社会主义的实现就撒手人世了，这……这……这怎么办呢？但是想到了祖国有希望，有办法，社会主义终于会来，也就死而无憾。我愉快地先来把南宋爱国大诗人陆放翁先生那首临终的名作改上十个字，以示我的子女：“死去元知万事空，我生幸见九州同。他年大业完成后，家祭毋忘告乃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