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當初夏，山地的節氣晚，稻田水冷，剛插上秧，細得像鋼針一樣。桐花正在盛開，飄着雪，點染在蒼松翠柏中間，煞是惹眼。毛澤東同志的舊居靠着山根，一片青瓦房，白粉牆，是江西的格局。看管房子的是位六十多歲的老人，叫鄒文楷，身材矮小，模樣兒尋常。他領我們滿室看，指指點點講着些舊事，還帶我們繞到後牆根，指着兩棵樹說：“好好看一看吧，可是兩棵稀奇物兒。”
一棵是海羅杉，另一棵是鑿樹，並排長着，樹皮結着老疤，掛滿蒼苔，論年齡，都在百年以上，枝葉卻極茂盛。特別是那棵海羅杉，針葉鋪展着，像是鳳尾，疏疏落落的，別有一種瀟灑的風情。但我看不出究竟有什麼稀奇之處。
鄒文楷似乎識透我的意思，說：“嗐，這叫常青樹，經歷的世情變故，比人都多。可惜樹不會說話，要會說話，也該講一講這幾十年來它們心頭上酸甜苦辣的滋味……”
樹不會說話，人會說。且聽聽鄒文楷老人家是怎樣說的吧：
唉，日子過得好快，比飛還快，多少事擺在眼前，好像昨天剛發生似的，一看自己，頭髮卻白了。想當年毛澤東同志乍上井岡山，山也發出歡呼。你想想，無數年來，勞苦人民踩在別人腳下，跟路邊的野草一樣，是死是活，人家眼皮兒眨都不眨，誰管你呢。忽然有一天，這個人來了，紅旗一招，人民齊嶄嶄地挺起腰板，成立暴動隊、赤衛隊，建立起自己的政權，跟紅軍一道，幹着轟轟烈烈的革命。天開始打轉，地也打旋，蔣介石覺出他腳下的地面有點搖晃，睡不穩了，就接二連三派出大軍攻打井岡山。
井岡山屬於羅霄山脈，當着江西湖南兩省的要衝，山勢險惡，四周有五大哨口：黃洋界，雙馬石，桐木嶺，八面山，硃砂衝。硃砂衝更是險絕。當地農民自古編成歌唱道：“一天養一個，也不要從硃砂衝過。”要過，一失腳，會從懸崖峭壁上滾下去的。紅軍憑着天險，仰仗着人民的支持，接二連三把進攻的敵人收拾個乾淨。最著名的是永新柒溪嶺戰鬥。進犯的敵人兩個師，師長都姓楊，一戰而在龍源口大橋被消滅淨盡。井岡山軍民作歌道：“不費紅軍兩分力，消滅江西兩隻羊。”仗一結束，戰士一色換上精良的武器，原來用的梭鏢插滿山頭。現在三元人民幣票面上的花紋正是龍源口大橋，特意紀念這次歷史性的戰鬥。
革命的聲勢一天天翻騰洶涌，山周圍多少縣的農民紛紛暴動起來，打土豪，分田地，好一番熾烈氣象。紅軍也不斷壯大，上山時不足一千人，一年多中間超過了七千。一九二九年一月，毛澤東同志親率主力向贛南進軍，終於在瑞金建立起第一個紅色首都。這是後話，回頭再說井岡山。
敵人見紅軍主力轉移，山裏空虛，便調集江西、湖南、廣東三省反革命武裝，從四面八方再一度圍攻井岡山。單說八面山前，敵人連營六十里，兵力不算不厚，我們卻只有一個團把守五個哨口。結果呢，整整打了七天七夜，敵人寸步難前。山裏的婦女都忙着做“米果”，送到陣地上去。紅軍守着哨口，吃着“米果”，朝山下喊：“趕快過來吧，給米果吃。”一面又笑。
一天拂曉前，八面山哨口上的紅軍聽見山半腰草響，看又看不清。山裏是有老虎、山牛、猴子一類野獸，兵火正急，決不肯闖進是非之地來的。準是敵人摸上來了。且等一等瞧，自有巧計安排。這當兒，山坡上忽然發出一片哀叫，亂哄哄的。果然是敵人偷襲。紅軍這纔開了槍。偷襲的一連敵人更加慌亂，扭頭就跑。風急月黑，山下邊的敵人又誤以爲紅軍衝下山，也開了火，兩面夾擊，那一連敵人自相踐踏，活着回去的剩不幾個。你猜是怎麼回事？原來紅軍先在山腰險地的亂草堆里布滿竹釘，尖尖刺刺，好像刀山。敵人踩着竹釘，痛得叫，纔有這一場好殺。
不幸打到第八天，黃洋界哨口失守。是出了叛徒。這是最可恨的。那條狗本來是偵察員，被敵人捉住。敵人在他面前擺着雪花花的二百元光洋，問道：“你要錢還是要死，由你自己挑。”叛徒最怕死，能保住自己的命，還管什麼革命不革命呢。那癩狗原不是什麼務正的農民，曾經沿着黃洋界山後一條小河溝捉田雞，知道這條小河直通到山頂。那天，滿山漫着白茫茫的大霧，幾步以外看不見人。叛徒領着敵人，順着小河溝偷上山，繞到黃洋界哨口背後。哨口的工事一失靈，黃洋界便失守，其他的哨口也只得跟着撤退。當時紅軍立忙採取緊急措施，掩護着人民撤往深山密林裏去。
敵人一進井岡山，見一個殺一個，見一村燒一村。茨坪住着一百多傷病員，來不及轉移，都遭到屠殺。今天在茨坪，不是有一座革命先烈紀念塔麼？就爲他們修的。那一年也怪，井岡山大雪紛飛，連下四十天，山嶺樹木，一片白色，都爲死難的革命人民掛孝。
敵人還叫嚷什麼：“山石要過刀，茅草要過火，人要換種！”妄想撲滅革命的火種。撲得滅麼？是井岡山點起的火種，蔓延成燎原大火，燒到瑞金，燒到延安，燒到北平，最終燒紅了整個中國。
大井的毛澤東同志舊居，原也燒了，僅僅剩下一段焦煳的斷牆。井岡山的人民朝夕懷念他，懷念得心痛，拿樹皮蓋住牆頭，不讓風吹霜打，雨淋日曬，總算保存下來。解放後，房子按原樣重修起來，斷牆也原封不動修在原處。你瞧，就是這兒。人們每逢一撫摸那牆，覺得像撫摸自己身上的傷疤似的，就要想起許許多多往日的舊事，想起今天……
這段史實，鄒文楷老人家說得那麼清晰，那麼動心，聽了，使人沉吟回味，久久不能忘懷。但我還是不懂，兩棵常青樹究竟奇在哪兒。
鄒文楷咧開略微發癟的嘴，笑着說：“聽我講下去啊。兩棵樹當年都燒得半枯，像是死了，其實沒死。這幾十年來，每年樹枝上總掛着零零落落幾片葉兒，活得有點憔悴，可總硬挺着活下去，不肯低頭。趕一解放，井岡山的人民重見天日，兩棵樹一下子抖擻起精神，抽枝發芽，一天比一天長得茂盛起來，到今天，你看，簡直變成兩條年輕輕的壯漢，肩膀抱着肩膀，好不威風。”
聽到這兒，我不覺凝視着鄒文楷問道：“當年你老人家幹什麼呢？”
鄒文楷答道：“我是大井鄉蘇維埃的暴動隊長，管修路，送糧，鬧土地革命。還親自參加過八面山戰鬥，那一仗打得真激烈呀。”
“經過那場大燒殺以後，井岡山變成什麼樣兒啦？”
“人民還不是照樣堅持鬥爭。”
“你哪兒去啦？”
鄒文楷摸摸下巴說：“我啊，敵人搜捕得緊，就翻山到了湖南，在外頭活動將近二十年，臨解放纔回來。我兒子的鬍子也長得多長，家裏人都不認識我了，只當我死了。我活得滿好呢，敵人能把我怎的？”說着老人家笑起來，兩隻手交插在袖口裏，挺着腰板站在海羅杉樹下。我親切地望着他。他的臉上刻着又粗又深的皺紋，跟海羅杉的老樹皮相彷彿；他的眼睛閃着銳光，使我想象得出當年英武的暴動隊長。
山風颯颯吹來，那棵海羅杉迎着風，嘁嘁喳喳響起來。我覺得，樹是會說話的。它不正像樹下的老人一樣，絮絮叨叨在談着自己的身世，談着井岡山的今昔。
一九六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