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讀過唐代韓愈的《進學解》吧，其中有若干名言警句，流傳很廣。然而，也許有的朋友沒有讀過宋代文天祥論學的文章吧，現在我想談談文天祥的“進學解”。

　　可能有人馬上會提出質問：文天祥何曾用過什麼“進學解”這樣的題目寫文章呢？我看文天祥《題戴行可進學齋》的一篇文章，就可以算是文天祥的“進學解”。而且，他寫的這一篇文章比韓愈的還要短，見解卻比韓愈的還要高明。我們現在談學習問題的時候，倒無妨把文天祥在這篇文章中論學的觀點，介紹給大家做參考。

　　讀過韓愈的《進學解》的人，應該記得，韓愈對於學習的態度和方法，主要的是說：“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他勸告學生們說：“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儘管韓愈在文章中間掀起了幾個波瀾，反覆論證，而實際上都只是爲了說明他的基本論點，想使人立定勤學的決心和成功的信心罷了。

　　顯然，韓愈的文章，並沒有很好地解決學與行的關係問題。就是說，他對於學習和實踐，哪個是基本的，以及這兩者之間的相互關係，缺乏全面的系統的分析，因此，還不能夠做出正確的論斷。這是韓愈的《進學解》一文的主要缺點。當然，我們也不能以此爲理由，而抹煞了這一篇文章的全部好處。

　　但是，比較起來，文天祥的文章明確地提出了學與行的關係問題，並且給了這個問題以明確的回答。在這一點上說，文天祥就比韓愈大大地前進了。至於文天祥的強烈愛國思想和正氣凜然、不屈不撓的偉大風格，永垂千古，更非韓愈所能比擬的了。

　　文天祥《題戴行可進學齋》全文只有二百四十一字，比韓愈的《進學解》全文七百四十二字要短得多了。但是，我認爲文天祥的文章內容，卻遠比韓文爲有力。

　　爲了強調說明學問必須從實踐中得來，文天祥首先引證了《易經》的命題，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然後他解釋說：“君子之所以進者，無他法，天行而已矣。”這裏所謂天行，是指的符合於客觀自然規律的實踐。離開實踐，當然無法掌握客觀的自然規律；而正確的實踐，又必須按照客觀的自然規律，纔有成果。這個道理非常重要，文天祥可謂一語中的！

　　接着他又寫道：“進者行之驗，行者進之事。……地有遠行，無有不至；不至焉者，不行也，非遠罪也。”道理講得很清楚。無論什麼事，只要努力做去，一定有所進益，一定會達到目的。沒有什麼做不到的，如果做不到必定是因爲不力行。

　　恰巧戴行可的名字就有一個“行”字，而他的書齋又叫做“進學齋”，所以，文天祥說：“獨有一言，願獻於君者，曰：行。行固君字也。……行所以爲進也。不行而望進，前輩所謂遊心千里之外，而本身卻只在此，雖欲進，焉得而進諸！”我們的經驗完全可以證明，任何事情，包括學習在內，如果不努力做去，即便有許多很好的計劃，也是要落空的，不會有什麼結果。

　　仔細體會文天祥所說的“行”，並不僅僅是狹義的，而應該把它看成是廣義的。這裏邊包含着好幾層意思。從做學問這件事情本身來說，無論是初步追求某一項新的知識，或者是進一步探究事物的本質和發展規律，都必須通過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過程。“行”字就應該概括這個過程的全部。換句話說，整個認識過程也都可以算做“行”的過程。

　　按着這樣的觀點，那麼，知與行的過程，就是以實踐爲基礎的兩者完全統一的過程。這比宋、元、明的理學家，從朱子、二程以至王陽明等人的學說，顯然都要進步得多了。那些理學家們不管說“知難行易”也好，說“知易行難”也好，說“知難行亦不易”也好，他們總是把“知”與“行”分割開了。甚至說“知行合一”，也沒有強調以“行”爲基礎。殊不知這兩者實際上不能不是以行爲基礎的對立統一的整個過程。他們自命爲理學家，而徒尚空談，畢竟不如文天祥在政治鬥爭實踐中看問題比較切合實際。

　　我們現在對於文天祥的一生和他的思想，有必要做出新的估價。過去一般人只讀他的《正氣歌》，我現在提議大家還要讀他論學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