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不要说我没有说什么新话，那些旧材料我却重新安排过了。我们打网球的时候，虽然双方同打一个球，但是总有一个人能把那球打到一个较巧妙的地点去。

Pascal

　　今年一月二十一日英国那位瘦棱棱的，脸上有一大片红胡子的近代传记学大师齐尔兹·栗董·斯特剌奇病死了。他向来喜欢刻画人们弥留时的心境，这回他自己也是寄余命于寸阴了；不知道当时他灵台上有什么往事的影子徘徊着。也许他会记起三十年前的事情，那时他正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里念书，假期中某一天的黄昏他同几位常吵架的朋友将来执欧洲经济学界的牛耳，同一代舞星Lopokova（洛帕科娃）结婚的J. M. Keynes（凯恩斯），将来竖起新批评家的旗帜，替人们所匿笑的涡卷派同未来派画家辩护的Clive Bell（克莱夫·贝尔），将来用细腻的笔调写出带有神秘色彩的小说的E. M. Forster（福斯特）到英国博物院邻近已故的批评家Sir Leslie Stephen（斯蒂芬）家里，跟那两位年轻俏丽，耽于缥缈幻想的小姐将来提倡描写意识之流的女小说家Virginia Woolf（弗吉尼亚·伍尔芙）同她爱好艺术的姊姊在花园里把世上的传统同眼前的权威都扯成粉碎，各自凭着理智的白光去发挥自己新奇的意思，年青的好梦同狂情正罩着这班临风吐萼也似的大学生。也许他会记起十年前的事情，《维多利亚女王传》刚刚出版，像这么严重的题材他居然能用轻盈诙谐的文笔写去，脱下女王的服装，画出一个没主意，心地真挚的老太婆，难怪她的孙子看了之后也深为感动，立刻写信请他到宫里去赴宴，他却回了一封措辞委婉的短简，敬谢陛下的恩典，可是不幸得很他已买好船票了，打算到意大利去旅行，所以还是请陛下原谅罢。也许记起他一些零碎的事情，记起他在大学里写下的一两行情诗，记起父亲辉煌夺目的军服，记起他母亲正在交际场中雍容闲暇的态度，记起他姊姊写小说时候的姿势，也许记起一些琐事，觉得很可以做他生活的象征……

　　日常琐事的确是近代新传记派这位开山老祖的一件法宝。他曾经说历史的材料好比一片大海，我们只好划船到海上去，这儿那儿放下一个小桶，从深处汲出一些具有特性的标本来，拿到太阳光底下用一种仔细的好奇心去研究一番。他所最反对的是通常那种两厚册的传记，以为无非是用沉闷的恭维口吻把能够找到的材料乱七八糟堆在一起，作者绝没有费了什么熔铸的苦心。他以为保存相当的简洁凡是多余的全要排斥，只把有意义的搜罗进来是写传记的人们第一个责任。其次就是维持自己精神上的自由；他的义务不是去恭维，都是把他所认为事实的真相暴露出来。这两点可说是他这种新传记的神髓。我们现在先来谈这个理论消极方面的意义罢。写传记的动机起先是完全为着纪念去世的人们，因此难免有一味地歌功颂德的毛病；后来作者对于人们的性格渐渐感到趣味，而且觉得大人物的缺点正是他近于人情的地方，百尺竿头差此一步，贤者到底不是冷若冰霜的完人，我们对于他也可以有同情了，Boswell的Samuel Johnson传，Moore（穆尔）的Byron（拜伦）传，Lockhart（洛克哈特）的Scott（司克特）传都是颇能画出Cromwell（克伦威尔）的黑痣的忠实记述。不幸得很，十九世纪中来了一位怪杰，就是标出崇拜英雄的Carlyle（卡莱尔），他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伟人的历史，我们应当找出这些伟人，把他们身上的尘土洗去，将他们放在适当的柱础上头。经他这么一鼓吹，供奉偶像那出老把戏又演出来了，结果是此人只应天上有，尘寰中的读者对于这些同荷马史诗里古英雄差不多的人物绝不能有贴切的同情，也无从得到深刻的了解了。原来也是血肉之躯，经作者一烘染，好像从娘胎坠地时就是这么一个馨香的木乃伊，充其量也不过是呆呆地站在柱础上的雕像罢。斯特剌奇正像Maurois（莫洛亚）所说的，却是个英雄破坏者，一个打倒偶像的人，他用轻描淡写的冷讽吹散伟人头上的光轮，同时却使我们好像跟他们握手言欢了，从友谊上领略出他们真正的好处。从前的传记还有一个大缺点，就是作者常站在道学的立场上来说话。他不但隐恶扬善，而且将别人的生平拿来迁就自己伦理上的主张，结果把一个生龙活虎的人物化为几个干燥无味的道德概念，既然失掉了描状性格的意义，而且不能博得读者的信仰，因为稍微经些世变的人都会知道天下事绝没有这样黑白分明，人们的动机也不会这样简单得可笑。Dean Stanley所著的Arnold（阿诺德）传虽然充满老友的同情，却患了这个削足入履的毛病，终成白玉之玷，H. L'A. Fausset（福塞特）的Keats（济慈）评传也带了这种色彩，一个云中鹤也似的浪漫派诗人给他用一两个伦理的公式就分析完了。其实这种抬出道德的观念来做天平是维多利亚时代作家的习气，Macaulay（麦考利），Matthew Arnold（马修·阿诺德）以及Walter Bagehot（白哲特）的短篇评传都是采取将诗人，小说家，政治家装在玻璃瓶里，外面贴上一个纸条的办法。有的人不拿出道德家的面孔，却摆起历史家的架子来，每说到一个人，就牵连到时代精神，前因后果，以及并世的贤豪，于是越说越多，离题越远，好几千页里我们只稍稍看到主人公的影子而已。这种传记给我们一个非常详细的背景，使我们能够看见所描状的人物在当时当地特别的空气里活动着，假使处处能够顾到跟主要人物的关系，同时背面敷粉，烘托出一个有厚薄的人形，那也是个很好的办法。Carlyle的Frederick The Great（腓特烈大帝）传，Spedding（斯佩丁）的Bacon（培根）传，Masson（马松）的Milton（弥尔顿）传都是良好的例子。可是这样很容易变成一部无聊的时代史，充量只能算作这类传记唯一的特色了。还有些作家并没有这些先见，不过想编一部内容丰富的传记，于是把能够抓到手的事实搁进去，有时还自夸这才算作科学的，客观的态度，可是读者掩卷之后只有个驳杂的印象，目迷五色，始终理不出一个头绪来，通常那种两巨册的Life and Letters（《人生与文学》）大概要属于这一类罢。

　　斯特剌奇的方法跟这些却截然不同，他先把他所能找到的一切文献搜集起来，下一番扒罗剔括的工夫，选出比较重要的，可以映出性格的材料，然后再从一个客观的立场来批评，来分析这些砂砾里淘出的散金，最后他对于所要描写的人物的性格得到一个栩栩有生气的明了概念了，他就拿这个概念来做标准，到原来的材料里去找出几个最能照亮这个概念的轶事同言论，末了用微酸的笔调将这几段百炼成钢的意思综合地，演绎地娓娓说出，成了一本薄薄的小书，我们读起来只觉得巧妙有趣的故事像雨点滴到荷池上那么自然地纷至沓来，同时也正跟莲叶上的小水珠滚成一粒大圆珠一样，这些零碎的话儿一刹那里变得成个灵活生姿的画像了，简直是天衣无缝，浑然一体，谁会想到作者经过无穷的推敲，费了不尽的苦心呢？他所写的传记没有含了道学的气味，这大概因为他对于人们的性格太感到趣味了。而且真真彻底地抓到一个人灵魂的核心时候，对于那个人所有的行动都能寻出原始的动机，生出无限的同情和原谅，将自己也掷到里头去了，怎么还会去扮个局外人，袖着手来下个无聊的是非判断呢。Carlyle在他论Burns（彭斯）那篇文章里主张我们应当从作品本身上去找个标准来批评那篇作品，拿作者有没有完美地表现了所要表现的意思做个批评的指南针，却不该先立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抽象主张，把每篇作品都拿来称一称，那是不懂得文学的有机性的傻人们干的傻事。当代批评家Spingarn所主张的表现主义也是同样的意思。斯特剌奇对于所描状的人物可说持了同一的批评态度，他只注意这些不世的英才没有充分发挥他们特有的性格，却不去理世俗的人们对于那些言行该下一个什么判词。这种尊重个人性格自由的开展的宽容态度也就是历来真懂得人性，具有博爱精神的教育家所提倡的，从Montaigne（蒙田）一直到Betrand Russell（罗素）都是如此；这样兼容并包的气概可说是怀疑主义者的特权，我们这位写传记的天才就从他的怀疑癖性里得到这个纯粹观照的乐趣了。他又反对那班迷醉于时代精神的人们那样把人完全当做时间怒潮上的微波，却以为人这个动物太重要了，不该只当做过去的现象看待。他相信人们的性格有个永久的价值，不应当跟瞬刻的光阴混在一起，因此仿佛也染上了时间性，弄得随逝波而俱亡。其实他何尝注意时代精神呢，不过他总忘不了中心的人物，所以当他谈到那时的潮流的时候，他所留心的是这些跟个人性格互相影响的地方，结果还是利用做阐明性格的工具。他撇开这许多方便的法门，拈起一支笔来素描，写传记自然要变成一件非常费劲的勾当了，怪不得他说把别人生活写得好也许同自己生活过得好一样地困难。我们现在来欣赏一下他在世上五十二年里辛苦写成的几部书的内容罢。

　　他第一部出版的书是《法国文学的界石》（Landmarks in French Literature），属于《家庭大学丛书》，所以照老例篇幅只能有二百五十六页。这书是于一九一二年与世人见面的，当时他已经三十二岁了。文学批评本来不是他的专长处，他真是太喜欢研究人物了，每说到微妙的性格就有滔滔的谈锋，无穷的隽语，可是一叙述文学潮流的演进兴致立刻差得多了。所以这本书不能算作第一流的文学史，远不如Saintsbury（圣茨伯里）的A Short History of French Literature（《法国文学简史》）同Dowden（多顿）的History of French Literature（《法国文学史》），他们对于各代的风格感到浓厚的趣味，探讨起来有说不尽的欣欢，因此就是干燥得像韵律这类的问题经他们一陈述，读起来也会觉得是怪好玩的。可是这本素人编的文学史也有特别的好处，通常这类书多半偏重于作品；对于作家除生死年月同入学经过外也许就不赞一词，因为未曾念过多少作品的读者有时像听楚人说梦，给一大堆书名弄糊涂了，这本古怪的文学史却不大谈这些内行的话，单是粗枝大叶地将个个文学家刻画出来，所以我们念完后关于法国文学的演变虽然没有什么心得，可是心里印上了几个鲜明的画像，此后永远忘不了那个徘徊歧路，同时具有科学家和中古僧侣精神的Pascal，那个住在日内瓦湖畔，总是快死去样子，可是每天不断地写出万分刻毒的文章的老头子Voltaire，以及带有近世感伤色彩，却生于唯理主义盛行的时代，一生里到处碰钉子的Rousseau（卢梭）。所以这本文学史简直可说是一部文苑传，从此我们也可以窥见作者才气的趋向。还有从作者叙述各时代文学所用的篇幅，我们也可以猜出作者的偏好。假使我们将这本小史同Maurice Baring（巴林）编的French Literature（《法国文学》）一比较，他这本书十七世纪文学占全书三分之一，十八世纪文学占全书四分之一，十九世纪只占全书七分之一，Baring的书十七世纪不过占四分之一，十八世纪只六分之一，十九世纪却占三分之一了，这个比例分明告诉我们斯特剌奇是同情于古典主义的，他苦口婆心向英国同胞解释Corneille（高乃依），Racine（拉辛），Le Fontaine（拉·封丹）的好处。为着替三一律辩护，他不惜把伊利沙白时代戏剧的方式说得漏洞丛生，他详论Boussett（博赛特）同Fontenelles（丰特奈尔）整本书里却没有提起Zola（左拉）的名字！这种主张最少可以使迷醉于浪漫派同写实主义的人们喝了一服清凉散。假使本来不大念法国作品的读者想懂得一点法国文学的演进，那么这本书恐怕要算作最可口的入门，因为作者绝没有排出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学究架子，却好像一位亲密的老师炉旁灯下闲谈着。

　　《法国文学的界石》不大博得当代的好评，七年后《维多利亚时代的名人》（Eminent Victorians）出版了，那却是一鸣惊人的著作，的确也值得这样子轰动文坛。在序里一劈头他就说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是没有法子写的，因为我们知道得太多了。他以为无知是历史家第一个必要的条件，无知使事实变成简单明了了，无知会恬然地将事实选择过，省略去，那是连最高的艺术都做不到的。接着他就说他对于这个题目取袭击的手段，忽然间向隐晦的所在射去一线灯光，这样子也许反能够给读者几个凸凹分明的观念。他又说英国传记近来有点倒霉了，总是那种信手写成的两厚册，恐怕是经理葬事的人们安埋后随便写出的罢！后来就举出我们开头所述的那两要点，说他这本书的目的是不动心地，公平地，没有更深的用意地将一些他所认识的事实暴露出来。这样子一笔抹杀时下的作品，坦然标出崭新的旗帜，的确是很大胆的举动，可是这本书里面四篇的短传是写得那么斩钉截铁，好像一个大雕刻家运着斧斤毫不犹豫地塑出不朽的形象，可是又那么冰雪聪明，处处有好意的冷笑，我们也不觉那个序言说得太过分了。他所要描状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名人是宗教家Cardinal Manning（曼宁），教育家Dr. Arnold，慈善家Florence Nightingale（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同一代的名将General Gordon（戈登）。他一面写出这四位人英的气魄，诚恳同威信，一面却隐隐在那儿嘲笑那位宗教家的虚荣心，那位教育家的胡涂，那位慈善家的坏脾气，那位将军的怪癖。他并没有说出他们有这些缺点，他也没有说出他们有那些优点，他光把他们生平的事实用最简单的方法排列起来，用一种不负责任的诙谐同讥讽口吻使读者对于他们的性格恍然大悟。诙谐同讥讽最大的用处是在于有无限大的暗示能力，平常要千言万语才能说尽的意思，有时轻轻一句冷刺或者几个好笑的字眼就弄得非常清楚了，而且表现得非常恰好。英国文学家常具有诙谐的天才，法国文学家却是以讥讽见长（德国人文章总是那么又长又笨，大概就是因为缺乏这两个成分罢），斯特剌奇是沉溺于法国作家的英国人，所以很得了此中三昧，笔尖儿刚刚触到纸面也似的悄悄写去，读起来禁不住轻松地微笑一声，同时却感到隐隐约约有许多意思在我们心头浮动着。斯特剌奇将一大半材料搁在一边不管，只选出几个来调理，说到这几段时，也不肯尽情讲去，却吞吞吐吐地于不言中泄露出他人的秘密，若使用字的经济，真像斯宾塞所说的，见文章理想的境界，那么我们谈的这个作者该归到第一流里去了。他真可说惜墨如金。其实只有像他这样会射暗箭，会说反话，会从干燥的叙述里射出飘忽的鬼火，才可以这样子三言两语结束了一件大事。他这个笔致用来批评维多利亚时代的名人真是特别合式，因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大人物向来是那么严重（难怪这时代的批评家Matthew Arnold一开口就说文学该具有high seriousness），那么像煞有介事样子，虽然跟我们一样地近人情，却自己以为他们的生活完全受过精神上规律的支配，因此难免不自觉里有好似虚伪的地方，责备别人也嫌于太严厉。斯特剌奇扯下他们的假面孔，初看好像是唐突古人，其实使他们现出本来的面目，那是连他们自己都不大晓得的，因此使他们伟大的性格活跃起来了，不像先前那么死板板地滞在菩萨龛里，这么一说他真可算是“找出这些伟人，把他们身上的尘土洗去，将他们放在适当的不，绝不是柱础上头却是地面上”。崇拜英雄是傻子干的事情，凭空地来破坏英雄也有点无聊，把英雄那种超人的油漆刮去，指示给我们看一个人间世里的伟大性格，这才是真爱事实的人干的事情，也可以说是科学的态度。

　　三年后，《维多利亚女王传》出版了，这本书大概是他的绝唱罢。谁看到这个题目都不会想那是一本很有趣味的书，必定以为天威咫尺，说些不着边际的颂辞完了。就是欣赏过前一本书的人们也料不到会来了一个更妙的作品，心里想对于这位君临英国六十年的女王，斯特剌奇总不便肆口攻击罢。可是他正是个喜欢在独木桥上翻觔斗的人，越是不容易下手的题目，他做得越起劲，简直是马戏场中在高张的绳子上轻步跳着的好汉。他从维多利亚是个小姑娘，跟她那个严厉的母亲The Duchess of Kent（肯特郡主）同她那个慈爱的保姆Fraulein Lehzen（弗洛琳·雷森）过活，和有时到她那个一世英才的外祖父King Leopold（利奥波德国王）家里去说起，叙述她怎么样同她的表兄弟Prince Albert（阿尔贝特亲王）结婚，这位女王的丈夫怎么样听了一位聪明忠厚，却是极有手段的医生Stocknar（斯托克纳）的劝告，从一个爱玄想的人变成为一个专心国务的人，以及他对于女王的影响，使一个骄傲的公主变成为贤惠的妻子了，可是他自己总是有些怀乡病者的苦痛，在王宫里面忙碌一生却没有一个真正快乐的时光，此外还描写历任首相的性格，老成持重的Lord Melbourne（梅尔本公爵）怎么样匡扶这位年轻的女王，整天陪着她，怀个老父的心情；别扭古怪的Lord Palmerston（帕斯顿公爵）怎么样跟她闹意见，什么事都安排妥贴，木已成舟后才来请训，以及怎样靠着人民的拥护一意孤行自己的政策；精灵乖巧的Disralie（迪斯雷利）怎么样得她欢心，假装作万分恭敬，其实渐渐独揽大权了，而且花样翻新地来讨好，当女王印行一本日记之后，他召见时常说：“We，authors……”使女王俨然有文豪之意；还有呆板板的Gladstone（格拉德斯通）怎么样因为太恭敬了，反而招女王的厌恶，最后说到她末年时儿孙绕膝，她的儿子已经五十岁了，宴会迟到看见妈妈时还是怕得出汗，退到柱子后不敢声张，一直讲到女王于英国威力四震，可是来日太难方兴未艾时悠然死去了。这是一段多么复杂的历史，不说别的，女王在世的光阴就有八十一年，可是斯特剌奇用不到三百页的篇幅居然游刃有余地说完了，而且还有许多空时间在那儿弄游戏的笔墨，那种紧缩的本领的确堪惊。他用极简洁的文字达到写实的好处，将无数的事情用各人的性格连串起来，把女王郡王同重臣像普通的人物一样写出骨子里是怎么一回事，还是跟“维多利亚时代的名人”一样用滑稽同讥讽的口吻来替他们洗礼，破开那些硬板板的璞，剖出一块一块晶莹玉来。有一点却是这本书胜过前本书的地方，前本书多少带些试验的色彩，朝气自然比较足些，可是锋芒未免太露，有时几乎因为方法而牺牲内容了，这本书却是更成熟的作品，态度稳健得多，而出色的地方并不下于前一本，也许因为镇静些，反显得更为动眼。这本书叙述维多利亚同她丈夫一生的事迹以及许多白发政治家的遭遇，不动感情地一一道出，我们读起来好像游了一趟Pompei（庞贝）的废墟或者埃及的金字塔，或者读了莫伯桑的《一生》同Bennett（贝内特）的《炉边谈》（Old Wives' Tales），对于人生的飘忽，和世界的常存，真有无限的感慨，仿佛念了不少的传记，自己也涉猎过不少的生涯了，的确是种黄昏的情调。可是翻开书来细看，作者简直没有说出这些伤感的话，这也是他所以不可及的地方。

　　过了七年半，斯特剌奇第三部的名著Elizabeth and Essex：A Tragic History（《伊利沙白和埃塞克斯：一部悲剧史》）出版了。这是一段旖旎温柔的故事，叙述年青英武的Essex（埃塞克斯）还不到二十岁时候得到五十三岁的女王伊利沙白的宠幸，夏夜里两人独自斗牌，有时一直斗到天亮，仿佛是一对爱侣，不幸得很，两人的性情刚刚相反，女王遇事总是踌躇莫决，永远在犹豫之中，有时还加上莫名其妙的阴谋，Essex却总是趋于极端，慷慨悲歌，随着一时的豪气干去，因此两人常有冲突；几番的翻脸，几番的和好，最终Essex逼得无路可走，想挟兵攻政府，希冀能够打倒当时的执政者Burghley，再得到女王的优遇，事情没有弄好，当女王六十七岁的时候，这位三十四岁的幸臣终于走上断头台了。这是多么绚烂夺目的题材，再加上远征归来的Walter Raleigh（雷利），沉默不言，城府同大海一样深的Burghley，精明强干，替Essex卖死力气的Anthony Bacon，同他那位弟弟，起先受Essex的恩惠，后来为着自己的名利却来落井下石，判决Essex命运的近代第一个哲学家Francis Bacon（培根），这一班人也袍笏登场，自然是一出顶有意思的悲剧，所以才出版时候批评界对这本书有热烈的欢迎。可是假使我们仔细念起来，我们就会觉得这本书的气味跟前两部很不相同，也可以说远不如了。在前两本，尤其在《维多利亚女王传》里，我们不但赞美那些犀利的辞藻，而且觉得这些合起来的确给我们一个具体的性格，我们不但认出那些性格各自有其中心点，而且看清他们一切的行动的确是由这中心点出发的，又来得非常自然，绝没有牵强附会的痕迹。在这部情史里，文字的俊美虽然仍旧，描写的逼真虽然如前，但是总不能叫我们十分相信，仿佛看出作者是在那儿做文章，把朦胧的影子故意弄得黑白分明，因此总觉得美中不足。这当然要归咎于原来材料不多，作者没有选择的余地，臆造的马脚就露出来了。可是斯特剌奇的不宜于写这类文字恐怕也是个大原因罢。有人以为他带有浪漫的情调，这话是一点不错的，可是正因如此，所以他不宜于写恋爱的故事。讥讽可算他文体的灵魂，当他描写他一半赞美，一半非难的时候，讥讽跟同情混在一起来合作，结果画出一个面面周到，生气勃勃的形象，真像某位博物学家所谓的，最美丽的生物是宇宙得到最大的平衡时造出来的。他这种笔墨好比两支水力相等的河流碰在一起，翻出水花冲天的白浪。这个浪漫的故事可惜太合他的脾胃了，因此他也不免忘情，信笔写去，失掉那个“黄金的中庸之道”，记得柏拉图说到道德时，拿四匹马来比情感，拿马夫来比理智。以为驾驭得住就是上智之所为。斯特剌奇的同情正像狂奔的骏马，他的调侃情趣却是拉着缰的御者，前这两本书里仿佛马跟马夫弄得很好，正在安详地溜蹄着，这回却有些昂走疾驰了，可是里面有几个其他的角色倒写得很有分寸，比如痴心于宗教的西班牙王，Philip（菲力浦），Essex同Bacon的母亲……都是浓淡适宜的小像。斯特剌奇写次要人物有时比主要人物还写得好，这仿佛指出虽然他是个这么用苦心的艺术家，可是有一部分的才力还是他所不自觉的，也许因为他没有那么费劲，反而有一种自然的情趣罢。《维多利亚时代名人》里面所描写的几个次要人物，比如老泪纵横，执笔著自辩辞的J．H．Newman（纽曼）狡计百出，跟Manning联盟的Cardinal Talbot（塔波特主教），以及给Nightingale逼得左右为人难的老实大臣Sidney Herbert（西德尼·赫伯特），顽梗固执，终于置戈登将军于死地的Gladstone，都是不朽的小品。我们现在就要说到他的零篇传记了。

　　他于一九〇六同一九一九之间写了十几篇论文，后来合成一本集子，叫做《书与人物》（Books and character：French and English），里面有一半是文学批评，其他一半是小传。那些文学批评文字跟他的《法国文学的界石》差不多，不过讲的是英国作家，仿佛还没有像他谈法国文人时说得那么微妙。那些小传里有三篇可以说是他最成熟的作品。一篇述文坛骁将的Voltaire（伏尔泰）跟当代贤王Frederick the Great两人要好同吵架的经过，一篇述法王外妾，谈锋压倒四座，才华不可一世的盲妇人Madame de Duffand（达芙夫人）的生平，一篇述生于名门，后来流浪于波斯东方等国沙漠之间，当个骆驼背上的女英雄Lady Hester Stanhope（斯坦厄普女士）的经历。这三篇都是分析一些畸人的心境，他冷静地剥蕉抽茧般一层一层揭起来，我们一面惊叹他手术的灵巧，一面感到写得非常真实，那些古怪人的确非他写不出来，他这个探幽寻胜的心情也是当用到这班人身上时才最为合式。

　　去年他新出一本集子，包括他最近十年写的短文章，一共还不到二十篇，据说最近几年他身体很不健康，但是惨淡的经营恐怕也是他作品不多的一个大原因，这本集子叫做《小照》（Portraits in Miniature），可是有一小半还是文学批评。里面有几篇精致的小传，像叙述第一个发明近代毛厕的伊利沙白朝诗人Sir John Harrington，终身不幸的Muggleton（马格莱顿），写出简短诙谐的传记的Aubrey（奥布里），敢跟Voltaire打官司的Dr．Colbatca（柯尔巴特卡医生），英国书信第一能手Horace Walpole（沃波尔），老年时钟情的少女Mary Berry，都赶得上前一部集子那三篇杰作，而且文字来得更锋利，更经济了。最后一篇文章叫做《英国历史家》（English Historians），里面分六部，讨论六位史家Hume（休谟），Gibbon（吉本），Macaulay（麦考利），Carlyle（卡莱尔），Froude（弗劳德），Creighton，虽然不大精深，却告诉我们他对于史学所取的态度，比如在论Macaulay里，他说：历史家必具的条件是什么呢：分明是这三个能够吸收事实，能够叙述事实，自己能有一个立脚点。在论Macaulay的文体时候，他说这个历史家的文字那么钝钢也似的，毫无柔美的好处，大概因为他终身是个单身汉罢。这类的嘲侃是斯特剌奇最好的武器，多么爽快，多么有同情，又带了袅袅不绝之音。他最后这本集子在这方面特别见长，可惜这是他的天鹅之歌了。

　　我们现在要说到他的风格了。他是个醉心于古典主义的人，所以他有一回演讲Pope（蒲柏）时候，将这个具有古典主义形式的作家说得天花乱坠，那种浪漫的态度简直超出古典派严格的律例了。他以为古典主义的方法是在于去选择，去忽略，去统一，为的是可以产生个非常真实的中心印象。他讨论Moliere（莫里哀）古典派的作风时候说到这位伟大法国人的方法是抓到性格上两三个显著的特点，然后用他全副的艺术将这些不能磨灭地印到我们心上去。他自己著书也是采用这种取舍极严的古典派方法，可是他所描写的人物都是很古怪离奇的，有些变态的，最少总不是古典派所爱斲琢的那种伟丽或素朴的形象。而且他自己的心境也是很浪漫的，却从谨严的古典派方式吐出，越显得灿烂光华了，使人想起用纯粹的理智来写情诗的John Donne同将干燥的冥想写得热烈到像悲剧情绪的Pascal。斯特剌奇极注重客观的事实，可是他每写一篇东西总先有一个观点，（那当然也是从事实里提炼出来的，可是提炼的标准要不要算做主观呢？）因为他有一个观点，所以他所拿出来的事实是组成一片的，人们看了不能不相信，因为他的观点是提炼出来的，他的综合，他的演绎都是非常大胆的，否则他也不敢凭着自己心里的意思来热嘲冷讽了。他是同情心非常丰富的人，无论什么人经他一说，我们总觉得那个人有趣，就是做了什么坏事，也是可恕的了，可是他无时不在那儿嘲笑，差不多每句话都带了一条刺，这大概因为只有热肠人才会说冷话；否则已经淡于一切了，那里还用得着毁骂呢？他所画的人物给我们一个整个的印象，可是他文章里绝没有轮廓分明地勾出一个人形，只是东一笔，西一笔零碎凑成，真像他批评Sir Thomas Browne（布朗）的时候所说的，用一大群庞杂的色彩，分开来看是不调和的，非常古怪的，甚至于荒谬的，构成一幅印象派的杰作。他是个学问很有根底的人，而且非常渊博，可是他的书一清如水，绝没有旧书的陈味，这真是化腐臭为神奇。他就在这许多矛盾里找解脱，而且找到战胜的工具，这是他难能可贵的一点。其实这也是不足怪的，写传记本来就是件矛盾的事情，假如把一个人物的真性格完全写出，字里行间却丝毫没有杂了作者的个性，那么这是一个死的东西，只好算作文件罢，假使作者的个性在书里传露出来，使成为有血肉的活东西，恐怕又不是那么一回事了，还好人生同宇宙都是个大矛盾，所以也不必去追究了。

原载1932年10月1日《新月》第4卷第3号，署名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