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篇文章是受了一种刺激以后一气呵成的，所以话句上不免有说得过火的地方。但当时自己并不觉得，到登出以后才懊悔起来。所以懊悔者，恐怕人家没有看见文章的内容，而只把眼睛注射在我的情感上，结果是引不起人家的共鸣，而反要惹起人家的反抗。
而不幸事实竟是如此。
因此我不得不郑重声明那篇文章中语调之过火，而且表示歉意。
但对于文章的内容，我也应当用另一种形式的话句，重新写出。
我的意见只是如此：
一，书是总要读的。若说“国渣”应当扔进毛厕，便是研究“洋粹”也应当先懂得洋文。
二，书是要整本整本读的，若是东捞西摸，不求甚解，只要尝些油汤，那是不能有好结果的。
三，要做文艺创作家，应当下切实的工夫，决不是堆砌些词头就完事的。
四，记载或描写事物，态度应当诚实。
五，评论或骂人，应当根据事实。
我所要说的话只是这几句。
我所希望于今之青年者，乃是要有一个“康健的心”，不是要有一个“病态的心”。
以有“病态的心”的人而能做成伟大的作家的，世界上也有过不少，例如美国的阿伦波、英国的勃雷克、法国的布特莱尔等等。但这只能算例外，并不能说凡是伟大的作家，都该有一颗病态的心；而且心的病态，是要出于自然的，不是可以强学的，强学了就是“东施效颦”。例如英国的王尔德，以他那种文采与才华，若是向文学的正途上走去，其成功必异常伟大，不幸他专门装腔作势的做了些“假神秘”的作品，所以到底只成了个二等的作家。这是文学史上的情实，并不是我凭空假造的。
我把我的正意简单说明了。乐意批评我的，就请在这些话上研究。要是能有理由将我所说各条驳翻，我就马上服从。要是没有理由驳我而只是蛮反对，我也并不坚持着要把我的见解做到大统一的地步。我们对于社会，只是在能于贡献些什么的时候，便贡献些什么。至于社会愿不愿承受，乃是社会自有的特权，我们无从勉强的。
那篇《老实说了吧》发表以后，已经有了两篇反响的文章，可惜都没有批评内容，只是反对我个人。但即就反对我个人而论，也犯了骂人不根据事实的毛病。说我回国之后除译过几首民歌而外就没有做什么，这是事实么？说我七八年以前的名字是“伴侬”，这是事实么？说我七八年以前是摹仿林黛玉贾宝玉的文妖，—幸而还只是七八年，原书尚可找到，请查到了我摹仿林贾的文字再说（若说我的文字曾与文妖们的同登在一种杂志或报章上，就应当以文妖论，自然我也无话可说）。至于篇中无端的用起“醒狮”等字样来，似乎要把我同曾琦拉在一起，实在太客气了，何不竟就说我要复辟呢？此等文字，似乎我可以不必答辨吧。
十六年一月十二日，北京
以上两篇文章发表以后，参加讨论这问题的有好几十人，所作文字，有一部分是寄给我的，由我登入我所编的《世界日报副刊》（赞成反对的都有），另一部分以痛骂我个人为目的，则由某君主编，登入当时某政客所办的《每日评论》，后一篇文章，便是这个问题的总结束。
（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附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