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放下耳機,不禁心中生疑:“臺南的李新昌?”
於是我向同事請教:“老林,你認不認識李新昌?”
“認識。”同事說:“誰打來的電話?”
“頭家。他說回頭李新昌先生來了就請他上二樓休息,他待一會辦完事馬上回來。”然後我又問他:“李新昌是臺南人?”
“不!他原來是屏東縣人。”
我不禁一怔。“是屏東縣內埔?在臺南經營化學工廠?”
“不錯!不錯!”同事的臉孔亮了亮。“你也認識他哪?”
“我那裹認識他,”我閃避着說:“我是聽人家說的。”
“這裏認識他的人多着呢!”同事不勝遺憾:“他的化學工廠很賺錢。”
“他時常來嗎?”
“一年總有一兩次。他和我們頭家和鎮公所裏幾個人很要好,一來總要喝個通宵。”
“哦!”
我慨嘆一聲。不過我這慨嘆的原因,同事是不會知道的。他仰臉看了我一眼,又往下說:
“聽說他從前也吃過很多苦頭。那一年,他在我們鎮裏某山場做過竹頭。結果生意做賠了,還受了工人的欺負。當時還虧了鎮公所袁先生他們幾個人把他救出來。後來他們就這樣交上朋友。他時常到鎮裏來的原因,一半爲了工廠的業務,另一半便是找他們喝酒。在他那方面,顯然有謝恩的意思。你看吧,晚上準又是個通宵了。”
“你知道他爲什麼受工人的氣嗎?”我繼續問道。
“不知道。”同事搖頭。“我也聽人家說的。”
“哦!”我又慨嘆一聲。
我說不認識李新昌的話是假的?不但如此,我還知道更多的事情,比如:因何事受工人的氣,以及他的身世和爲人。
不過,話說來就長了--。
李新昌是我們的友人。這說“我們”,是表示我和他的友情是透過團體結合在一起的,以團體的存在而存在。
每一個人除開學校,政黨,家庭之外,都有他自己私人的小集團。這個小集團不必個個人都志趣投合,甲和乙不一定很投契,但在這小集團的範圍內,他們都處得非常之好,非常之圓滿。他們的友情,多少是團體的,共同的。
少年時,我便有過這樣一個小集團。我們都是些血氣方剛的小夥子,在某些基本點上,我們是一致的,受過一點教育,家庭環境良好,理想高,志願大,喜辯論,憤世疾俗,心地純淨--
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我認識李新昌。他是我異母兄弟中學時代的同班同學,受過相當教育,人聰明,伶俐,活潑。他之出現小集團,居常是伴隨着我這位兄弟。雖然如此,我們後來終於變成很好的朋友。我去大陸那年,他也被日軍徵調到南洋去當翻譯。民國三十五年春,我自大陸回來,寄住在高雄前金區我兄弟處,不想又在那裏碰見了他。據說他也甫自海外被遣返臺,也住在前金,和我們的住處只隔一條巷子。這真可說是個巧遇。他和我兄弟過往甚密,幾乎每天都要到我們住處來,一來又免不了高談闊論,大聊其天。
當時正值戰後復員時期,舊秩序崩毀了,而新秩序尚未建立。社會相當混亂,舊臺幣日在貶值,人心浮動。公教人員生活奇慘,固定的薪水跟不上物價的瘋狂漲風,而縣級以下的機關又往往積薪數月,待領到薪水時,其使用價值,祇及當初的幾分之幾。
李新昌受的日本教育,加之,過去生活在安定優裕的環境裏,對中國的社會人情難免隔膜,因而對當時社會情形,顯得相當不滿,言語間時常流露了悲觀忿懣的情調。我每次問及他今後的活動目標時,他總是搖頭嘆息,最後便來一句:“且看吧!”
但我的情形和他不同,我不能和他一樣的靜坐觀望,這時我已在臺北等處跑了幾趟了,最後總算經人介紹在屏東一個文化機關裏找到一份小差事。 “你真打算做事嗎?”
那晚,當我們聚首時他又半信半疑的問我。
“怎麼不真。”我笑着說。
“你知道薪水不夠養你自己嗎?”他言下十分同情:“那麼你拿什麼養你的老婆,子女?”
“我明白。”我又笑着說,但已十分勉強,因爲他說的都是實情。
“可是,總算已解決一個人的問題。”
“我想不解!”他又搖搖頭。
後來我又問及他將來的計劃。他說有幾個朋友想邀他合資做貿易業。
當時貿易之風甚熾,對日本、上海、香港、菲律賓,貨船往還如織,名爲貿易,其實是公開走私。喜冒險者和發黃金夢的人皆趨之若鶩,大有要發財非貿易莫屬之慨。
數日後,我舉家遷往屏東,他和我兄弟把我們送上火車。我們在高雄相處數月,心中甚歡,一旦分手,難免寂寞。臨別時我們握手互道愉快。
“祝你的冒險成功!”
當我握了李新昌的手時,我這樣加了一句。
他笑了笑。
這樣,我在屏東安頓下來,每日按時上班與下班。過着刻板式的生活。數月後,我接到我兄弟來信,得知李新昌已和一位搞建築工程的朋友合營營造業。信中對貿易的事卻隻字未提。我頗覺意外,後來才聽說他父親極力反對他做貿易業。他父親是安份守己的老式人,老式人是怕冒險的。不過在當時來說,營造商也未始不是一種極合時宜的事業。戰時高雄遭到盟機的猛烈轟炸,己成一片瓦礫場,街容破碎,一切都待從頭建設,因而營造商財運亨通是可以想像的。可惜的是,物價上升不已,工程費的編算每每發生很大的偏差,往往這個月編算好的建築材料費,到了下個月已祇能買到預定的幾分之幾,不得不重新追加編算,但到了下下個月,則又祇能買到幾分之幾。待工程完竣,錢領到手,賺是賺了,實際則是賠本。
年餘工夫便已搞得他焦頭爛額,憔悴不堪。
營造業不能做,於是他轉而經營海產;也是和人合資。這已是民國三十六年年杪的事了,這海產店後來似乎還做得不錯。
有一次,我出高雄時曾到過他的店裏。他的店面不大,但粗具規模,夥計年輕活潑,對人客氣親切。店中漂浮着海鮮和鹽類的特殊氣息,它和一間正在欣欣向榮的商店所有的那繁緊興盛的氣息結合着,令人一腳踏進有興奮愉快之感。
那晚,他在一家小酒館招待我和我兄弟小飲。他的酒量本來很好,此時知己在前似乎心中更加快樂,所以酒喝得比平常多,嘴也滔滔不絕。四瓶酒他一個人幾乎喝去三瓶。他邊喝,邊抨擊社會的腐敗和通貨膨脹。他的眼睛炯炯發亮,鼻孔不住噴氣,看上去比平常生氣多了,喝完第三瓶時,他即已搖頭愰腦,指手劃腳,嘴也不三不四的亂說起來。他牽起身邊女侍的手放在胸脯上,轉着不太靈活的舌頭喃喃地說:
“你摸摸我這裏面有什麼?嗯?”
“我知道,”女侍笑咪咪地:“有燒雞,有魚片,有清酒。”
“巴加!”他用日語罵她:“巴加,不對!這不是肚子,這是肚子嗎?”
他迫視着她,又再拿起她的手。
“你再摸摸。” “哦,哦!我摸着了,”女侍笑得更開心:“這是胸脯,這裏面有愛人哪!”
“巴加!巴加!”他把她的手狠狠一甩:“這裏有炸彈,你知道嗎?有炸彈哪!它就要炸開來啦!” 他的眼睛流淚,鼻孔張得很大,面孔紅得怕人。
“啊啊!”他舉起拳頭,猛向桌子一捶,杯碟之類鏗鏘地響着跳起半尺高:“多麼難過,它就要炸開來啦!”
女侍捉住他的手,一邊溫言軟語的哄勸和央求。
“李先生,你別捶桌子,你喝醉了。”
“我沒醉,別胡說八道!”眼淚又自他眼中流出,他並不去揩拭,讓它沿着清瘦的雙頰流落。“你當我沒有賺錢嗎?有!做營造業,做海產,我都賺了錢!可是通貨膨脹把每一分都吃掉了,把我的生命,把一切,統統吃掉了,那惡魔!” 他又舉起拳頭。女侍急忙捉住他的手。
“李先生,”她不住賠着笑臉,想用她的嬌媚去軟化他:“別捶嗎,安靜點呀!”
“滾開,你這狐狸精!”他掙脫她的手:“你知道什麼?”然後向沙發一靠,“啊啊!多麼難過呵!”
他已酩酊大醉了。
回家時,我和我兄弟談及他經營的海產店。我告訴他,我今日所見的觀感。
“不!”我兄弟說:“情形好像不大樂觀。他們股東之間也鬧意見,我看不會再繼續多久了。” 翌日,李新昌已完全清醒。清醒時的他是溫文而安靜的。當然,昨晚的事他不會再記着了。
“老鍾,”他安靜地說:“也許你是對的!”
我不解其故。便問道:“什麼事?”
“我想我應該坐下來等侯,像你一樣。”
“哼。”
“我們過去所受的教育不能適應現在的社會。我們要想能夠立足,就得重來一遍,得重新鑄過一番,你說是不是?”
不久,李新昌就退出海產店了。更後,接着便搬回鄉下去了。不過這些事都是後來我去高雄時才知道。那大概是民國三十七年的秋初吧。他的退出海產店,本是我意料中事。但對於他之搬回鄉下則頗覺意外。
“我曾問過他回鄉下去打算做什麼?”我兄弟說:“他說不做什麼,只是不想再在都市裏混下去。我看他好像很失望。不過這裏面也許還有更現實的問題,比如生活!”
“難道他這樣困難?”我說。
“我也不大清楚。不過鄉下容易過是事實,既然在這裏沒有事情做,那麼回鄉下也是個辦法。還有,他們兄弟已經分家了,經濟已經大不如前。”
以後不久,有一日,李新昌到屏東我宿舍裏來找我坐了一會。
他還不改以往那悲觀忿懣的論調,只是有一點與前不同,即他似已有意在這裏面尋求協調。僅灰心沮喪是無用的,一個人必須尋求出路,纔好讓自己活下去,不致悶死。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唯其如此,其用心的悲苦更值得人同情。
同年,我因健康失調。扔下差事和都市生活,回到高雄縣鄉下過着寧靜的日子,與外界絕少聞問,有關李新昌的消息,只能自我兄弟稀疏的信中讀到。據說李新昌已做起從前想做而沒做成的貿易來了。但第二年我便讀到這貿易業失敗得很慘的報告。幾乎把李新昌所有的財產都賠掉了。我兄弟信中說,他要能在以前做這貿易業。說不定會碰上好運道,但現在一切都逐次上了軌道,經濟漸趨穩定,要想再做這種不正常的投機,恐怕很難成功了。但他們已經分家了,再沒有人起來反對他,這是很可惜的。
“這也許就是命運吧!”我兄弟如此結論着說。
翌年,農曆年甫過不久,李新昌和我兄弟相偕着到我的山寨裏來了。
數月不見,李新昌更瘦了。他現在賦閒在家,我兄弟告訴他我有山場,有竹頭,而目下軍部正在各地大量採購竹頭,因而他想做軍部的竹頭生意看看。這便是他們相偕來山的目的。我兄弟私下裏更告訴我,李新昌說他自己來怕不方便,所以特別拉了他同來。因爲他沒有錢,希望我先賒給他竹頭,待賣到錢以後再付。
我不免笑他的客氣,但同時我也理解一個失去信心後的人,常常會用不同的看法來看他從前的朋友的,那是一種被扭曲的心理。
一切條件,我們在當晚很快就談妥了。於是李新昌着手找軍部接洽,僱請工人,併到鎮公所辦理手續。
接着,就開始砍伐竹頭了。
而天下事詖譎雲詭,變化無常。我的山場在名義上原系和人共有,未曾實行分割,因界址發生糾紛,竟有人出來阻擋他搬運竹頭,其所持理由是:李新昌越界砍了他的竹頭。
這日我恰巧也在山場。我們靠了人多勢衆,不理睬對方的抗議,一直把竹子裝上卡車,裝載完畢,卡車徐徐開行。突然,這個瘦長男人挺身跳進車路中央,伸開兩手發瘋似地嚷着:“你們不能運出竹頭;我不讓你們運出竹頭。”
汽車停止了。“你讓不讓開?”司機暴跳如雷:“不讓開,看我軋不軋死你!”
但男人毫不示弱,圓睜雙目:“有本事,你軋軋看!”
汽車掛上頭擋排,引擎怒吼,車首向前迫近,雙方的距離漸漸縮短。意外的男人反而倒身橫躺路上,一邊向着司機連連招手,又指着自己的胸脯:“來!來!來!你有本事,你軋軋看!”
司機迫得滿頭大汗,但終於不得不再度煞車。這時捆竹工人自車頂飛身下來,氣勢洶洶地走前去,一把抓住男人的領襟把他拖起來,一邊揮起另一隻手來。
“╳你媽的,你找死了--!”
但李新昌已奔到他們中間,好不容易纔把他們分開。“算了!算了!”他說。
後來費李新昌無數脣舌總算把男人說服,讓他們這臺“已經裝上車子”的竹頭拖走。
這日夜裏我宰了只大閹雞開了米酒來個小宴。我內人斟酒勸飲。我敬了李新昌一杯,他一飲而盡,也回敬我一杯,又斟滿一杯敬我內人。
“太太,我敬你一杯,我感謝你這些日子對我的好意招待;來!老鍾,我們陪太太喝一杯。”
他說罷,一仰脖,咕嚕一聲,然後亮了亮杯底。
“要是在早年,說不定今天我會宰了那個男人,但是現在我不!”李新昌的眼睛燃着兩把火,但聲音卻是平靜的。“這是小事,我們犯不着因這點子事來打人,是不是?我賠過更多的錢呢。你們也許不相信,我做走水業時(貿易業)賺過多少鈔票,整一臺卡車!我這鈔票用麻袋裝着,上面蓋着穀皮,堆在柴草房,要不是失風被查出來,那麼子孫三代也花不完那些錢。你想,一個人經過這種事後,還再有什麼想不開?好了!今晚上我們喝個盡醉,不醉不休。太太,給老鍾斟酒。”
於是我們開懷暢飲,不再談竹頭的事情。李新昌很快活,時不時爽朗地大笑,有時笑得眼睛都流了淚。他唱了幾支據說是南洋土人的歌。歌之後是草裙舞。在昏黃的燈光之下,他扭擺了一陣子的肚皮和屁股。
席散時已是夜裏十一時了。就寢前我悄悄地走到他的窗前。只見李新昌在書桌前靜靜地坐着,情思黯然。這和他剛纔的表現又已不同了。我在那裏小立片刻。我實在不知道這兩種姿態中那個纔是真正的李新昌。 忽然我感到一陣內疚。
竹頭運不出,李新昌無錢發工資,於是工人每日纏着他要錢,自然竹頭也不砍了。我央人從中調解,但奔走半月猶得不到圓滿解決。李新昌鬱郁不歡。
有一日,他自山場回來時,鼻子出血,右額眉一大塊青腫,上衣撕成碎條片片,看上去十分狼狽。
我大驚失色,迎出庭子。
“老李,你--”
“唔,沒什麼,”他淡淡地說:“捱了打了。”
我問清了原來是因工資事,言語間和工人說僵了嘴,捱了工人的打。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此日李新昌異常激動,終日緘口不語,晚飯後又獨自在書桌前坐起來,孤伶伶,冷清清。我想起這事跟自己有關,因而心中十分難過,但卻又沒有辦法。
第二日李新昌起得很早,一見面便告訴我他要走了。我頗覺意外。我告訴他糾紛近日內當可解決。他聽着淡淡地笑了笑,說:“算了!”我默默地看了他一會。經一夜間的思考,他似乎把一切都想得很透徹,沒有挽留的餘地。他說那些竹頭聽憑我處理,但希望我代發工資。
吃罷早飯,李新昌和我及內人握手告別。這是我和他最後一次的聚會.他在額眉的青腫未消,鼻翅子有塊擦破傷。他雖然始終笑眯眯地儘量裝得愉快,但我卻自這笑中看出了一份悲哀,寂寞和惆悵的心。這是我所知他最落魄最坎坷的一段時間。
“對不起!”我說:“我的事情拖累了你。”
“不!”他說:“也許相反,是我拖累了你,我就是這樣背時的。”
未幾,我兄弟去世,我和李新昌的關係也隨之斷絕。
以後我聽說他又做過許多事情,後來似乎又在臺南經營什麼化學工廠。這些消息都是間接得到的,而且極零碎。
我正沉緬於往事的回憶,忽然外面揚起一陣喧譁的人聲,打斷了我的思路。一仰首,只見幾個人正自一輛小包車魚貫下地;一位中年紳士走在前邊,後面幾個人跟着,那是鎮公所的職員,已自陽光下走進屋裏來了。
雖然十年不見,但我一眼看出那紳士正是李新昌。
我本能地往後一縮,躲進書櫥的陰影下,我不願見他。
李新昌手提大皮包,身穿絲質香港衫,指頭一隻大金戒,看上去瀟灑,高貴,派頭。而尤其使我吃驚的是他身體上的變化。他的面龐飽滿有肉,容光煥發,雖尚未至大腹便便,但已開始發胖了。那是一個大亨型的相貌。在他的身上,我第一次感覺到一個人的生理和他的事業的成敗,有如此密切和顯著的關係。他的聲音、語氣和舉止,鎮定而沉着,充滿着自信,這也和以前不同的。
總之,一切都變了,和十年前不同了。
我看看他,再反視我自己:寒酸,窮困,潦倒!
我又往後退縮一點。
幸喜鎮公所幾個人已把十年前的舊事一股腦兒忘去了,而李新昌本人則不會想到會在這種地方碰見我,我會變成鄉下可憐的書記。何況這十年間我的外貌已完全改觀!老瘦,萎頹,衰弱,即使讓他看見了,他也不會認得出來。
正在此時,由他們那裏驀然揚起一片狂笑,在笑聲中,一個人大聲嚷着說道:“不行!不行!”
這是李新昌的聲音,它宏亮而快活。
“不行!不行!你們鄉下的女人不行!死板板地!你們幾時來臺南吧!她們的眼睛都會說話。抽菸!”
最後的一句話是提高了嗓子說的。一支香菸隨聲自半空中擲落到我的寫字檯。接着又一支擲到同事面前。
“抽菸!”
我發覺他連“先生”的稱呼都省略掉了。而那聲氣也是輕慢的。
我自櫥陰下定睛細看。只見他們幾個人都人各一支香菸,正就着李新昌的打火機點火。他們個個都紅光照面,酒味很濃,顯然是酒席剛散。不一會兒,他們那裏便已煙霧繚繞,煙味拌着酒味,一直漂到角落裏來。
李新昌沒有看出我,雖然如此,我仍覺得他這擲香菸的舉動是不應該的。這一擲,我們之間的一切便都完結了。這香菸飛行的空間,正表示着他和我之間已有了距離,他在那一端,我在這一端,他不便來,我不便去。
此時我心中經驗到一種極複雜的滋味,我分不清這感覺是什麼。說它是一個人失去朋友時的悲哀固像,說它是一個人發現自己被棄時的悲憤也像,再說他是一個人忽然發覺自己的淪落而有的沉恨,又莫不像;可說三者兼而有之。
他們坐了一會,便簇擁着上樓去了。
同事撿起桌上的香菸,驚喜地說
“咦!雙喜呢,你不抽?”
他把紙菸塞進嘴裏,拿洋火點着。
樓上飄來了電唱機的歌聲。
“一個人,就是要有錢,”同事靜靜地抽了幾口煙之後感喟地說:“老鍾,你說是不是?有錢,什麼都好;人家也尊敬你!”
但此時我想的卻是另外一件事。
“也許他--李新昌--已重新鑄過一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