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的夏树葱郁，总让我想起茂密的童年。其中印象最多的，是那条连接了家和学校的小路。

　　不知道是不是村民们都没有伐木换钱的门路，那些松树都长得高大，挤满了每寸土地。那小路就成了深埋其中的水管，任由我们来来回回地漂流。最后，冲散的我们各奔东西，汇入了茫茫人海。

　　小路的尽头就是我们的学校。说是学校，其实也就是能容下十多个学生的一间水泥房。一后一前两块黑板分别属于学前班和一、二年级。门前的操场总是尘土飞扬，篮球的缺乏让它没有用武之地，像个多余的存在，加上满地的黄土，总让它在山水之间显得特别孤独。借读的我对它天然亲近，每次在操场里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课本总是被我连累成了“小花脸”，很快就看不出是城里来的了。

　　这个如今想来简陋的地方是当时村里顶配的场所了。

　　大概是当时还不流行支教，我们的先生是个代课老师。面对我们的时候他总是凶巴巴的，错了题就要打手心，下课也不许胡闹，还总吓唬我们路边坟里的住户会在天黑以后出来散步，专门抓小孩子去家里做客，一点也不马克思。这可害苦了信以为真的我们，我们总能在开课之前及时到校，也能在落日之前安全到家。他是个干瘦的人，但和文弱相去甚远。全校的教材和作业本都要靠他用背篮从乡里背回来。每次开学，他把房门一开，放我们进去，然后他自己出去，双手环抱背篮，面色努力。“嘿”的一声，他把背篮往地上一摔，一声闷响像乌云里滚动的雷滚，振起了我们的精神，这大概就是知识的重量吧。因为是借读，我的课本总是被派到别处，每次也都是他帮我找来，我时常怀疑他有某种神通。课本发下来以后，我们不得不在他的威逼下把课本老实用他给的报纸包了。这位先生管得实在有些宽，因为他还要每天问我们有没有洗脸洗脚，不光嘴上问问，还要动手动脚——嗯，用他的手拉上我们的裤脚检查脚踝前后是否洗净。就着他那黑脸，我总遗憾没能尽早认识包公。

　　集中办学以后，小路连上了马路，水管连上了河道，细流变成了大河，同山下的澜沧江并流而去。路是宽了，我们的胆子却更小了。漫漫长路不仅是对脚力的考验，更是对心灵的折磨——先生的吓唬让启明星和暮色变成了催命的厉鬼，这让我甚至都开始埋怨起松树们居高临下的冷眼旁观。走着他走过的路，一边怨着先生一边也开始想象起他的辛苦：领教材去的先生，也是这样子早出晚归吗？他会在哪处歇脚？是不是他的长辈也给他讲了什么鬼故事？他心里会不会也暗怕?可他总还是不该吓唬我们的！这也是当时学校允许寄宿的时候我为何如蒙大赦。（好吧，我承认我是馋学校的食堂——每周一顿肉实在是致命的诱惑。想想现在的我，居然因为健康问题而不得不拒绝太多荤腥，当时的我一定想不到现在的我居然有如此的烦恼。）

　　家庭的变故和学校的变更很大程度上切断了我和童年故地的联系，但是打断骨头连着筋，我总能听到一些消息：代课老师有转正的，也有拿了一次性补助的；集中办学以后，那所小学关了门。而当时一起读书的同学还有联系的现在竟然也只剩了一个。

　　路走宽了总会也总要越走越远，童年的小路只能央着大脑在梦里让我多走一段，这样的温习让我不担心以后回来迷了路。

　　但是其实很多考试都是突击队员的临场发挥，哪有每次都让你复习充分的道理。就像这个假期在我哥的快递代收点帮忙的我就那样撞见了代课先生。当时我正在收拾店里的小红旗。先生没多大改变，不过已经换回了农装，背着一个新的背篮，看样子是来拿包裹的。

　　我恭敬地道了声“老师好”。

　　他迟疑地打量着我，像是对这个称呼特别陌生，又好像在脑中检索久远的档案。一会他的眼神终于变得确定，清明了起来。然后他笑了笑:“普通话说这么好了，打扮也看不出来是乡下小子了。”

　　是啊！当时他在讲台上正襟危坐，给我们返国家补助，我连数数都还困难。现在的我已经是能自己跑去办理教育贷款的大学生了。

　　突然的事总是一件接着一件，和弟弟一家同住的祖父弃养。姑妈说死者为大，要全了人伦。

　　我们便由大路往小路走，一路上无非就是姑妈又开始了“要好好读书”的念经，我一边嘴上嗯啊地应付一边心里忆着那时的夕阳。

　　大路的尽头是那所曾经的小学。

　　我远远就看见了它鲜艳的红色。走近后发现不只是红色，侧墙上还画着黄色的锤子镰刀。墙都细细刮过了粉，门前的操场也修过了，变成了水泥面，在明晃晃的太阳下亮得刺眼。

　　旗杆的五星红旗倒是倔强，在太阳的炙烤下依然昂首，纹丝不动。大概农忙，这里依旧没人打篮球，不过旁边新增的乒乓球桌上倒是丢着一只拍子。周围的民房已经比这里高了一层，但是鲜艳的颜色让它没有在气势上矮下去。

　　这里已经是党建室了。

　　因为目的地没到，我们没有在那里停留，而是换去了小路。

　　路边的树还是葱郁高大，为我们挡住了过分热情的太阳。我终于可以好好睁眼看看我的童年了。我心里隐隐期待着什么神迹，但是没有人从那里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