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说的这个文化堡垒，就是具有十六年光辉历史的生活书店。关于生活书店，在我所著的《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一书中可以详细知道，该书中的附录“生活史话”，对于该店的历史，尤有详尽的叙述，所以我在这里对于该店的历史不必有所赘述。我所要扼要提及的只是关于这几点：（一）生活书店的精神何在？（二）生活书店在抗战期间贡献了什么？（三）生活书店被摧残的经过；（四）摧残生活书店究竟用了什么借口？（五）援救无效的经过。
生活书店是有着苦干的精神——为文化事业而艰苦奋斗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全体三百左右的工作干部所同具的，是十六年来始终一贯的。由这集团的苦干精神和长时期的苦干，才产生了中国文化界一支伟大的生力军。生活书店不是任何个人借以牟利的私产，是全体同事以劳作所得共同投资的文化事业机关，全体同事自理事会主席、总经理至练习生，都是以劳作换得薪水，自食其力，没有一个人于劳作换得的薪水之外，有任何不劳而获的享受。十六年来，所有盈余都滚存加入事业费，连些微的股息都分不到。经济完全公开，每年都有会计师查账证明。由这种完全为文化事业苦干而没有任何个人借以图谋私利，所以能由极小的规模，极微的资金，纯由自力更生的力量，由上海一隅之地，逐渐扩充到分支店共达五十五处之多，遍及于十四省。经济完全公开及为事业而苦干的精神，使每一个同事都把文化事业作为唯一的对象而不怕艰苦，不辞辛劳，只求对中国的文化有所贡献。我们内部长时期的含辛茹苦，只有自己深切知道，有非外人所有尽悉的。例如国军自淞沪撤退之后，我们的大部分干部有疏散到内地各据点继续工作之必要，但是有限资金几全为存货，同事盘费无着，焦灼万状，幸亏临时做了一笔纸生意，赚得三千元，才于万分急迫中勉强疏散。往内地建立工作据点的同事，号称“经理”，实际上等于流亡。因交通拥挤，曾有同事乘船被挤得落下水去，勉强获救，得全生命。有同事因经济苦窘，登岸后即在码头上露宿一宵，然后努力建立新的工作据点，执行“经理”职务。他们所以能有这样苦干的精神，是深刻明了他们的勤苦不是为任何少数人谋利，而是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奋斗。
生活书店有着合作的精神，这种精神之所由来，是由于该店管理采用了民主集中的原则。我们主张民主政治，在我们所努力的文化事业中，也尽可能采用了民主集中的优点。该店领导整个事业的最高机构是由全体同事选举出来的理事会，处理人事的最高机构是由全体同事选举出来的人事委员会。整个事业的大政方针，重要原则，以及处理人事的规章，都是由代表全体公意的领导机构议决后，交由有关的负责人切实执行。任何一个同事有意见，都有贡献的机会，对于公共的决议，都有服从的义务，对于执行的情形及结果，都有督促及询问的权利。由此造成集体的管理，民主的纪律，使每一个同事都把店务视为自己的事情，都对店的事业关切。当前年“五三”“五四”陪都遭到敌机残酷轰炸的时候，我们的店已近火焰，当时虽出重资雇工搬移，亦无人受雇，全体同事自动搬移公物及货物至安全地点，使店没有受到一点损失，这种共患难同甘苦的精神，就是出自集体管理及民主纪律之赐。
邹韬奋散文逆流中的一个文化堡垒“生活精神”可在“生活史话”中得知其详，我在本文只撮举最重要的二点：即苦干和合作的精神，并说明这两种精神之所由来。但是出人意外的是后来生活书店的遭难，这两种精神却成为被人造谣陷害的根源。这是后话，且听下回分解。
（原载1941年6月8日香港《华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