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篇
潘永福同志和我是同鄉不同村，彼此從小就認識。他是個貧農出身，年輕時候常打短工，體力過人，不避艱險，村裏人遇上了別人拿不下來的活兒，往往離不了他。抗日戰爭開始以後，他參加了革命工作，在行政上擔任過村長、區助理員、區長、縣農林科長、縣農場場長、縣採購站長；在黨內是縣委會委員，曾擔任過縣委農村工作部副部長；在羣衆團體中，擔任縣工會主席，現在還是。從他一九四一年入黨算起，算到現在已經是二十年了。在這二十年中，他的工作、生活風度，始終是在他打短工時代那實幹的精神基礎上發展着的。
我對他生平的事蹟聽得很多，早就想給他寫一篇傳記，可是資料不全。今年一月份，我到沁水縣去，又碰上了他，因爲要寫這篇傳記，就特地訪問了他幾次。我訪問他的目的，不過是想把我知道的事瞭解得更具體一點，可是一談之下，他附帶談出來的事都是我不曾聽到的，而且比我知道的那些事更重要。這時候，我覺得寫他的全傳不太容易，就準備只記一些大事，題目就寫作《潘永福大事記》。這幾次訪問，在他的談話中又發現有一些新的關節還要請他補充，可惜他要下鄉我也要下鄉，兩個人下的不是一個鄉，就把這訪問停下來。現在三月初，我到晉東南專區（長治市）來參加一個會議，他也來參加另一個會議，又住在一個賓館，我便繼續在會議的空隙中訪問他。從這幾天訪問中，我發現我改擬的題目還不合適，因爲他補充的新事，更比我原來聽到的“大事”“大”了。這也難怪：在我看來是了不起的大事，在他的工作和生活中已經習以爲常，要不從閒談中以話引話慢慢引出來，有些事他還猛一下想不起來。這正是他的品格高超處，我願向他學習。他已是五十六歲的人了，從他十六歲算起，所幹過的不平常的事，即以每年十件計算，四十年也該有四百件，想要他都談出來，他也談不完，我也記不完，而已經談出來的也不見得比沒有想起來的還“大”，所以只好不那樣命題而改爲現在這個題目，有些事他作過而一般作地方工作的老同志也都作過（如抗旱、滅蝗、土改、民兵等項），別人也寫過。關於這一類事，我就暫且不寫在這篇文章裏。
以下便該書歸正傳。
慈航普渡
一九五八年秋天，潘永福同志任中共山西陽城縣委會（當時陽城、沁水兩縣合併，後來又分開了）農村工作部副部長，要赴沁水北邊的一個名叫“校場”的村子去工作。這地方是安澤縣和沁水縣的交界處，兩縣的村莊犬牙交錯着，想到校場村去，須得從安澤的馬壁村坐船擺渡。這裏的船工，都是潘永福同志的徒弟，可是潘永福同志這次上了船，見撐船的是個二十多歲的青年，沒有識過面。他看見這新生一代有兩下子，就隨便問他說：“你是誰的徒弟？”青年似乎不瞭解潘永福同志問他的意思，或者還以爲是看不起他的本領，便回答說：“你管得着嗎？”潘永福同志說：“你不說我也知道：你的老師不是馬銀，就是瑞管，再不就是長拴！”因爲潘永福同志在這裏只傳授過這三個人。那青年說：“咦！你怎麼知道？你是不是姓潘？”“你猜對了！”“我的老大爺，你好！”潘永福同志又問了問他住在哪個院子裏，那青年回答了他。潘永福同志想了想當年的情況，記得有兩個不到上學年齡的孩子，是弟兄兩個，長得很好玩，算了算時間，該是這個青年這樣大小了，便又問他說：“你叫黑濟呀還是叫白濟？”青年說：“我叫黑濟！”潘永福同志又問黑濟爹孃的好，黑濟說他們都去世了，彼比感嘆了一番。潘永福同志順便又問訊了馬壁以北的招賢、東李、魏寨、建始等各渡口老船工的消息，船已靠了岸，就和這青年作別，往校場村去了。
馬壁、招賢、東李、魏寨和建始這五個渡口的老一代的船工，全是潘永福同志教會了的。原來安澤縣只有孔灘一個渡口有船，船工也是沁水人，父子兩個同撐，不傳外人。潘永福同志當年在馬壁打短工，馬壁人聽說他會撐船，就集資造了船請他撐。他又回原籍找了個幫手，就在馬壁撐起船來，並且帶了三個徒弟。上游招賢、東李、魏寨、建始等村也有擺渡的需要，就先後造了船請他去撐，並請他帶徒弟，因此五個渡口的老船工都是他的徒弟。
潘永福同志住在校場，有一天晚上到招賢去看他的老朋友們（也就是徒弟，因爲年歲相仿，所以彼此都以老朋友看待）。他剛到了一家，村裏人就都知道了，凡是熟人都搶着來看他，後來連四五里以外別的村子裏的人也知道了，也有些趕來看他的，有點像看戲那樣熱鬧。老朋友們都興奮得睡不着覺，他也興奮得睡不着覺，有幾位老朋友特地給他做了好飯請他吃，一夜就吃了好幾頓。
他爲什麼這樣受人歡迎呢？原來他在這裏撐船的時候，每天只顧上渡人，連飯也顧不上做，到了吃飯時候，村裏人這家請他吃一碗，那家送他吃半碗，吃了就又去撐船去了。他是個勤勞的人，在誰家吃飯，見活計也就幫着做，因此各渡口附近村莊的莊稼人們對他都不外氣。他還有個特點是見別人有危難，可以不顧性命地去幫忙。爲了說明他這一特點，不妨舉個例子。
他在招賢渡口的時候，也是一個晚飯後，有一夥人要到對岸一個村子裏看戲，要求他擺渡。他說：“我還沒有吃晚飯，餓得很，撐不動了！”其中有幾個和他學過幾天的人說：“我們自己來吧！”說着就都上了船，把船解開。潘永福同志對他們的技術不太相信，雖然也未加阻攔，可是總有點不放心，所以當他們把船撐開的時候，自己也未敢馬上走開，只站在岸上看着船向對岸前進。沁河的流量雖然不太大，可是水流太急，而且上下游隔不了三裏總有亂石花坡，船隻能擺渡而不能上下通行。在擺渡的時候，除了發洪期間在篙竿探不着底的地方用劃板劃幾下外，一般只靠劃板是劃不過去的，全憑用篙撐；撐的時候，又要按每段水勢的緩急來掌握船身的傾斜度。坐船的人，看了船身的斜度和船工用力的方向，總以爲船是向對岸很遠的上游行進的，可是在客觀上靠岸的地方只是個正對岸，在水大的時候往往還要溜到下游一半里遠。假如在水急的地方把船身駛得斜度小了，船頭便會被水推得顛倒過來。船頭要是打了顛倒，便要迅速地往下游溜，幾棹板搖得扭回頭來，也會溜出裏把遠；要是水太急了，馬上扭不過來，溜到亂石花坡是非被衝翻了不行的。潘永福同志開頭看見他們撐得還正常，可是一到了中流，船打了顛倒，飛快地順水溜走；坐船的人都直聲喊叫起來。潘永福同志知道憑那幾個人的本領，在一二里內是撥不回船頭來的，因此也忘記了肚子餓，也顧不上脫衣服，撲通跳下水，向着船游去。撐船的那兩個人倒也把船頭撥轉回來了，只是撥得遲了點，船已溜到個兩岔河口的地方。河到這裏分爲東西兩股，中間水底有塊大石頭擋着一堆小石頭。船頭被擱在這石頭上，船尾左右搖擺着，好像是選擇它倒向哪一邊溜得更順利些。西岸上有些人早已發現船出了事，喊着從岸上往下游趕，趕到這裏見船被擱住了，可是也無法營救。這時候，潘永福同志趕到，站在幾塊亂石上，一膀把船尾抵住，兩手扳住底部使它不得左右搖擺。照這地方水的流速，不用說逆水行船往上游撐，就是往東西兩邊撐也是撐不過去的。船上的人向潘永福同志要主意，潘永福同志說：“西岸有人，要是帶着纜繩頭撲過西岸去，叫大家拉住繩順着水勢能拉得靠了岸；可惜我現在餓得沒有勁了，要是撲得慢一點，船要被衝得溜起來，我一個人可拖不住它！”坐船的人，有拿着油條和糖糕的，拿出來給潘永福同志吃。潘永福同志兩隻手扳着船尾的底部騰不出來，就叫船上的人往他嘴裏塞。可是水淹在他脖子根，直着脖子不容易嚥下東西去。船上的人先給他塞了個油條，他咽不下，吐出去說：“油條吃不下去，快拿糖糕來！”船上的人，喂得他吃了十多個糖糕後，他吩咐船上人把纜繩盤順擱到船邊，把繩頭遞給他。船上的人，一邊照辦，一邊向西岸的人打過了招呼，潘永福同志便丟開船尾，接住繩頭，鼓足了勁，拼命地向西岸撲去，不幾下子就撲過翻波滾浪的急流，到達西岸，和岸上的人共同把船拉過去。滿船乘客全部脫險。
像潘永福同志這樣遠在參加革命之前就能夠捨己爲人的人，自然會受到大多數人的尊敬，所以他走到離別十八年之久的地方，熟人們見了他還和以前一樣親熱。
爲何要到安澤去？
潘永福同志是沁水縣嘉峯村人，離安澤縣界有百餘里，爲什麼會到那裏去當船工呢？這至少也得從他的青年時代談起。
潘永福同志是個貧困農家出身。當他小的時候，家裏因爲地少人多，欠下好多外債；一到他能勞動，就給別人做短工——欠誰家的錢，就得先給誰家做，經常是做了工不見現錢，他的體力強，做活一個足抵兩個人，到了忙時候，債主們都搶着要他，天不明就會有好幾個人找上門，往往還因爲爭他而吵起來。他不做日工活，只做包工，因爲他家欠的外債過多，做日工實在還不了幾個錢。他包下的活都能保質保量，又能完成雙工的任務。例如擔糞，別人每次擔兩桶，他一次要擔四桶。
農家活總有個忙閒，打短工不一定通年有人僱用。在沒有人僱用他的時候，他不得不找一些生產門路。他小的時候，夏秋兩季常在村外的沁河裏玩水，練得個游泳的技術，所以後來在農忙的間隙沒有人僱用他的時候，他和一位名叫何田的夥伴，常到沁河裏摸魚、撈鱉。他們真有點發明創造精神：把河邊淺水處用石頭壘成一道臨時小堤，讓這淺水與深水隔絕，只留一個口，淺水裏撒上有幾粒麥子的麥糠。這泡過麥糠的水從他們留的那個口裏流出去，水裏帶有麥味，老鱉就順着這味兒來找食物。到了夜裏，他們把口一堵，就在這小堤裏的水裏摸，往往一次就能撈到幾十個。沁河裏較大一點的有鱗魚不易捉到，因爲魚太稀，用網不能捕；有鱗魚的動作迅速，用手捉不住。能用手捉的只是老綿魚，不過捉它的人要會泅水，要鑽到光線不足的水底石坎中去摸。潘永福同志就有這個本領。
嘉峯村渡口上的船工叫馬成龍。潘永福同志到河裏捉魚的時候也常幫他的忙，日子多了，從他那裏學得了撐船的全部技術。不過這種工作沒有報酬。住在河邊村子裏的人們，就有一些愛盡這種義務的，和愛唱戲的票友一樣。潘永福同志開始學渡船的時候，也只是馬成龍的票友。
潘永福同志在打短工的開頭幾年裏最怕過冬季——冬季裏除了打窯洞、壘地堰外，很少有人僱短工。在夏秋兩季，閒下來還可以摸魚，一到冬季，就連魚也不能摸了。後來潘永福同志找到了冬季的生產門路。村裏有個土法鑿井的老行家馬老金，每到冬季就在鄰近各村包打水井。馬老金要找一個幫手，不過這個幫手需要具備以下一些條件：體力強，手眼快，遇了險不手忙腳亂，受了傷不大喊小叫。馬老金選來選去，覺着潘永福同志最適合自己的要求，就拉作幫手。用土法包打水井，和一般工頭剝削工人的包工有區別：打井是包井下不包井上，而井下的活都是自己親手做的。“包”的意思，就是和要打井的東家定下條約說：“你也不用管我誤多少工，打成這眼井你給多少錢。所有井裏誤的工都是我的，井上絞轆轤或者拉滑車的笨工是你的，幾時打成幾時算數。”做這種井底活危險性很大：各種土質有各種打法，弄錯了塌下去會把自己埋在井底。井上要是遇了毛手毛腳的人，土筐、水桶、石塊、鐵鍬等物，常會因爲拴得不牢、扳得不穩而飛落下去，躲閃不好就要吃虧。他們自己常說：“賺這種錢是賣命錢。”潘永福同志跟着馬老金做了幾冬天，又學得了打井的全部技術，也會找了幫手去賺這種賣命錢了。
在舊中國，欠債多的窮苦人，任你怎樣勤勞也不得翻身。潘永福同志學會了賺這賣命錢之後，真要是賣掉了命的話是自己的，賺了錢卻還是債主的。他到哪村去包打水井，也不是一天半日可以成功的。債主們的耳朵長、打聽着他包工的地方，就找到那個打井的東家，同着潘永福同志，當面把包工的工資撥給他抵利息，往往一冬天得不着個現錢。一九三一年冬天，潘永福同志不但打了一冬天井沒有得着現錢，過年時候連家裏剩下的百把斤口糧也被債主倒光了。在這年過年關的時候，潘永福同志就跑到安澤縣去。
安澤的舊縣名叫“岳陽縣”，和沁水縣的北部連界，是沁河的中游。這地方全部是山區，土山多，地廣人稀，可以開墾的荒山面積很大。本地人往往是地主，外省外縣到這裏開荒的和打短工的很多。安澤附近各縣有句俗話說：“措不響，上岳陽。”意思就是說措打不開了，可以到安澤去打短工或者開荒。潘永福同志也是抱着這種打算往安澤去的，只是去的時候是個冬天，沒有多少短工可做，找到點雜活也只能顧個吃。但是在潘永福同志看來，這樣也比在家強，只要冬季一過，賺錢不論多少總能躲過債主的監視——把錢拿回家去雖說大部分還是還了債，但債主摸不着自己的底，總還可以留一點來解決一下全家的生活困難。他本來也想打短工或開荒地。後來因爲那地方缺船工，纔開渡口撐船，但他在他所在渡口的荒沙灘上也還種一點農作物來作爲附帶收入。
潘永福同志在安澤撐了十年船，起先每年還回一兩次家，抗日戰爭開始後，有二三年沒有回家去。
抗日戰爭初期，他在東李渡口上。有一個短時期，渡口兩邊的村子裏，一邊住的是蔣軍，一邊住的是八路軍。他是一個船工，每天忙於擺渡，也顧不上多和軍隊接觸，不過他在這兩邊都走動。對於這兩種軍隊的區別，他理解得很簡單——只知道蔣軍打人，八路軍不打人。後來打人的軍隊不知去向，不打人的八路軍向南開動了。他打聽得不打人的八路軍開到自己的家鄉，也就跟着回了家。
這便是潘永福同志參加革命以前的生活概況。在這種苦難日子裏，把他鍛鍊成一條鐵漢。有一些互相對立的日常事物，在潘永福同志看來差別不大——屋裏和野地差別不大，水裏和乾地差別不大，白天和夜裏差別不大，勞動和休息差別不大。若用“吃苦耐勞”等普通字樣，是不足以說明潘永福同志這種生活風度的。
幹部新風
一九四一年，八路軍的地方工作隊到了潘永福同志的老家嘉峯村，他也趕回了家。這一帶原來駐的軍隊是蔣介石的第三十三軍團，後來這部隊被敵人打散了，遍地都成了潰兵：嘉峯南邊相隔十里的王村又已變成維持敵人的區域，所以這一帶的羣衆，只要是看見軍隊，用不着看臂章就知道不是來幹好事的，馬上跑個光。八路軍的地方工作隊初到嘉峯村的時候，情況也是如此。潘永福同志回到村後，無形中做了工作隊的義務宣傳員。他宣傳的內容只有一句話：“這隊伍不打人。”這句簡單的話效力很大，他的窮朋友們聽了，馬上跟他先回了村，其他人也慢慢試探着都回去了。
八路軍的主力部隊把周圍的土匪潰兵肅清以後，環境變得單純了，嘉峯村變成了和日軍相持的邊緣，羣衆組織起來在村南邊佈下崗哨，監視着通往維持區的要道。潘永福同志是夜裏在野外活動慣了的人，不論該不該自己的班，夜裏都好到那裏去看路上的動靜，一發生變故馬上就報告工作隊。工作隊見他和他的幾個窮朋友們大有捨己爲人的精神，就吸收他們入了黨。
嘉峯村建立了地方政權，第一任村長是王思讓同志，潘永福同志是村供銷社幹部。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村幹部，從外表上看，和羣衆無大區別，潘永福同志在這方面更突出——完全和他打短工時期的打扮一樣。有個外村的老相識在路上遇上了他問他說：“聽說你當了幹部了，你怎麼還是這樣子？”潘永福同志反問他說：“幹部該是個什麼樣子？”問他的人馬上也擬定不出個幹部樣子來，只得一笑而罷。
潘永福同志當了幹部以後，不但外觀上沒有變化，工作和生活也都按着自己特有的風度發展着。爲了說明這一點，也舉兩三個例子：
一、搭橋
嘉峯村東北方向五十里外的玉溝村，開了個爲沁水民兵制造手榴彈的工廠。這工廠燒的是陽城煤，運煤時候需要在嘉峯村過沁河。沁河上過渡的習慣，夏秋兩季用船，冬天冰凍以後至春天發洪之前用橋。每年搭橋的時間是寒露以後——早了水大，遲了水涼，所以選擇在這個季節。這年冬天，因爲南邊離八里的王村成了維持區，羣衆寧願自己不過河去，也不願給敵人制造方便，在非過不可的時候可以多繞四五十里到上游去過別村的橋。嘉峯村的人事先沒有想到五十里外玉溝工廠的需要，等到工廠缺了煤找到嘉峯來的時候，搭橋的地方已經被冰封了。上級要求嘉峯村想法子，村長王思讓便和會搭橋的黨員幹部潘永福、何啓文等同志接受了這個任務。
這地方，橋的構造是用兩根樹杈頂一根平梁算一個橋腳，一個個橋腳中間都用五六根長的木料連接起來，上邊鋪上厚厚的灌木枝條，然後再墊上尺把厚的土把它壓平。這些木料都很笨重，在水裏邊推來拉去倒不太費氣力，只是想把頂着橫樑的橋腳豎起來就不太容易。豎的辦法是用好多人在兩岸拖着一股大繩，再用幾個人把橋腳從水裏拉到應豎的地方，拴在大繩上，自己扶着讓岸上的人拉。用對了勁，一拉就豎起來了。活兒倒也有傳統辦法，只是時間不對，河被冰封着，冰又只有寸把厚。人到冰上，怕把冰壓破了；破冰下水，人又受不了。黨員們研究了半天，更巧的法子想不出來，也只好破冰下水。王思讓同志勇敢得很，把冰打開口，他就先跳下去。可是他的身體沒有經過更多的風霜鍛鍊，一下去就抖得倒在水裏。在打開的冰窟裏倒下去，馬上便會被水推到下游的大冰層下，潘永福同志見勢不好，跳下去一把把他抓出來。這時候，王思讓同志的皮膚已經變成黑青的了。
潘永福同志是在河裏井裏泡慣了的，何啓文同志也是年年搭橋離不了的人物。岸上的同志們搬運着木料，這兩位英雄下了水，打開冰道，送過大繩，來來往往拉木料、扶橋腳……終於在這冰層包圍中完成了上級黨給予的任務。兩個人的腰上、肚上、胳膊上，被順流而下的冰塊割成了無數道的大小創口，只有腿部藏在水底，沒有受到冰塊的襲擊。
二、借渡口
在潘永福同志當區長時候，有一次，敵人集中了大於我們當地駐軍十多倍的兵力來“掃蕩”這個地區，沁河以西有我們一部分部隊一定得渡過沁河轉到外線。領導方面知道潘永福同志是撐船能手，就把這任務交給他。潘永福同志接受任務後，馬上跑到離區公所十五里路的張山去找部隊。他向部隊的首長說附近幾個渡口船太小，恐怕一夜渡不完；王村的船大，可是維持區，要是把維持會的人挾持住，夜裏可以在那裏擺渡。部隊同意了他的建議，就派了幾個便衣，由他領着路，到王村去找維持會。他們走到王村村邊，碰上了一個人。潘永福同志要這個人帶他們到維持會去。這個人便帶他們去了。走到維持會門口，潘永福同志同那個人走進去，便衣在外邊守着門。一進了屋子，靜悄悄連一個人也沒有。領路的那個人向潘永福同志說：“你坐一下，我給你找他們去！”說着就走出院裏來。潘永福同志見那個人神色不正，怕他搞鬼，略一思忖便跟了出來，卻不見他往哪裏去了，問了問門外的便衣，說是沒有出去；又返回院裏來，見有個通房後廁所的小門，情知是從這小門裏跑了。潘永福同志馬上向門外的便衣說明了情況，並且又向他們說：“你們監視住河邊和村西頭的路，不要讓有人過去，就出不了事，讓我親自去找撐船的人去！”潘永福同志和這裏的撐船的人都很熟識，一會就把他們都找到了。這時候，太陽已經落了，清除了一下船裏滲漏進來的積水，吃了些晚飯，部隊就開到了。
潘永福同志和王村的船工們共同撐着船，先送過一部分機槍手們到對岸山頭上布了防掩護住渡口，然後才渡大隊人馬。船開得也不慢，只是人太多了，急切渡不完。潘永福同志見深處沒有幾步，絕大部分淹不住人，就跳下水去拉住纜繩在前邊拉；王村有幾個船工也跳下去幫着他拉。這樣拉的拉、撐的撐，船比以前快得多，一趟又一趟，還不到雞叫就把全部人馬渡完了。部隊的負責同志臨別的時候向潘永福同志說：“潘區長！謝謝你的幫忙！敵人很快就會偵察到我們在這裏過渡！你也要馬上離開這裏！”
潘永福同志向來覺着工作和休息差別不大，可是這一次碰上了例外：他跑了幾十里路，找了半晌人，又拉了多半夜船，算起來已經連續勞動了二十個鐘頭了。打發部隊走後，他本想馬上離開王村，只是走到村邊，身子便搖晃起來，再勉強走是會摔倒的。王村靠河的那一邊，支着一排喂牲口的石槽。這時候，潘永福同志已經走得寸步難挪，就穿着一身溼透了的衣服睡進一個石槽裏，一閉上眼就睡着了，等到他一覺醒來，天已大明。他一見天明瞭就覺着有點不妙，慢慢擡了擡頭，一隻眼睛沿着石槽邊向河邊一看，不知幾時開來的日軍已經把這一段河邊的空地坐滿了。他不敢坐起，急忙扳住石槽的另一邊一骨碌滾出揹着敵人這一邊的地上來，然後爬起來就往山上跑。不巧的是敵人已經在這山頭上放下崗哨，一見有人跑上來就開了槍。潘永福同志往旁邊一繞，仍然跑他的。身旁邊的飛彈吱吱地越來越密，好在搶了幾步跳到一條土衚衕裏，順住土衚衕可以跑到另一段沁河邊，他也不管後邊的子彈來得怎樣密，反正有土衚衕隱蔽着打不到身上，就這樣跑到河邊遊過了水，不到晌午又回到他的區公所。
正因爲潘永福同志是這樣一個苦幹實幹的幹部，在他影響下的羣衆都十分喜愛他，到處傳頌着他一些出格的故事，甚而還有人加枝添葉地把一些故事神話化。在潘永福同志自己，卻不曾有過絲毫居功的表現，平常時候在辦公之餘，仍然和區公所的同志們扛着鋤頭或挑着糞桶，去種他們機關開墾的小塊荒地，和打短工時代的潘永福的神情沒有什麼區別。
正因爲他喜歡實幹，所以堅決反對虛僞的俗套子禮節。一九四九年他被調回縣裏去作農林科長，區公所的同志們要舉行個送別的儀式。這種儀式已經形成了俗套，辦法是被送的人走在前邊，同事們和一組八音會的音樂跟在後邊，慢慢擺開八字步走出區公所所在的村鎮，和舊時代的送龍王回宮差不多。潘永福同志根本不贊成這一套，不過在送旁人的時候，怕被送的同志多心，也不便反對；現在輪到了送他自己，他想免一免這套過場。可是有些同志誠心誠意要那樣送他，說死說活不讓免，他也馬馬虎虎同意了，等到送他的那天早晨，大家都已經準備好，卻不見他出來和大家打招呼，有人進到他屋裏去看，牀上只剩了一條席子，潘永福同志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挑着行李走了。這也不奇怪，他原來就是個認爲白天和夜裏差別不大的人。
經營之才
潘永福同志是實幹家，善於作具體的事，而不善於作機關工作。一九四九年他被調到沁水縣當農林科長。這時期的農林科是新添的部門，從前沒有傳統，科技人員又缺乏，雖然掛着個指導農林生產之名，可是和實際的農林生產接不上茬。潘永福同志失去了用武之地，摸索了二年也沒有摸索出個道理來——後來換了別人也同樣對實際的農林起不到指導作用，原因在於那時候的生產資料還屬於個人所有，單純科技的部門指導不了那樣散漫的單位。
一九五一年，潘永福同志又被調到縣營農場。這也是個新添的單位，歸縣裏的農林科領導，但是潘永福同志覺着這要比當農林科長的工作具體得多。有他個老相識以爲他是降了級，問他犯了什麼錯誤。他說：“我沒有犯錯誤，到這裏來是黨的需要。”
在一九五一年以前，認識潘永福同志的人，往往單純以爲他是個不避艱難的實幹家；自他被調到農場之後，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階段裏，才又發現他很有經營計劃之才，不過他這種才能仍然是從他的實幹精神發展來的。爲了說明這一點，需要舉他三個例子，而且第二個例子比較長一點：
一、開闢農場
沁水縣要開闢一個縣營農場，而這個農場要具備企業和試驗兩種性質。地址準備在沁水縣東鄉的端氏鎮，共有土地七十畝，三十畝山地，四十畝平地，職工的住址是鎮中間的城隍廟。
潘永福同志到任後，首先感到不合適的是這個住址——上街倒很方便，往地裏去便差一點。後來他和鎮裏交涉，把城隍廟換成了南寺，就比較好些了。
再一個成問題的事就是那三十畝山地。這三十畝地離人住的地方有五里遠，還隔着一條小河，土質不好，畝產只是百把斤，不論從企業觀點和試驗觀點看來，價值都不大。可是那時候的土地還是個人所有制，這三十畝地是未被分配過的地主土地，其他已分配了的土地各自有主無法調撥。潘永福同志曾向一個農民提出過調換土地的要求。那個農民提出的條件很苛刻——三十畝遠地換他近處一畝菜地，還得倒貼他十石小米。潘永福同志一計算，三十畝地一年的產量也產不夠十石小米，三十畝換一畝再貼一年產量，這買賣幹不着。
換不成，只有農場自己來種了。潘永福同志是種過遠地的。他知道這三十畝地種好了能把產量提高一倍，可是從企業觀點上看，提高一倍也還是不合算——共產六千斤糧，按六分一斤摺合，共值三百六十元；但想種好須得兩個長期農業工人，每人每年工資以二百四十元計，須得四百八十元，一年淨賠一百二十元。這買賣還是幹不着。
隔了幾天，潘永福同志對這三十畝地終於想出了應用的辦法。他見端氏鎮的農民種的棉花多，牲畜飼草不足，自己農場養的牲口也要吃草，草價很高，就想到種苜蓿。種苜蓿花的工本都很少，二年之後，三十畝苜蓿除了自己牲口吃了，還能賣很大一部分；再把地邊種上核桃樹，又能賣樹苗，算了算細賬，收入金額要超過糧產，而節餘下的勞力用到近處的四十畝地裏，又能趕出一部分糧來。賬算清了，他便把這三十畝遠地種成了苜蓿和核桃樹。到了一九五三年，端氏鎮成立了青峯農業社，更擴大了棉田，牲畜的飼草更感到不足。這時候，農場的三十畝苜蓿已經發育到第三年，根深葉茂，長得有一腿多高，小核桃樹也培養得像個樣子了。青峯農業社提出來願意用鎮邊的十多畝菜地來換農場的三十畝山地和這地裏的苜蓿、樹苗，潘永福同志一計算，光三十畝苜蓿的收入也要抵住三十畝中等棉花，只講經濟價值農場還吃一點虧，但是爲了便於集中經營，把地換得近一點也還是有益的事，所以就換過了。要按當年那個單幹農民向農場提出來的苛刻條件，換這十多畝菜地，須得三百多畝山地，還得貼一百多石米。
農場的第三個問題是作農事試驗的問題。這事潘永福同志自己不在行，又沒有這種專門人材，光靠幾個上過短期訓練班的技術員，也搞不成什麼名堂，和實際農業生產還是碰不了頭，對企業收入又要有所妨礙。潘永福同志見當地有些羣衆有到外地買生產樹（即乾果、水果、花椒等樹）苗的，就想起試種樹苗來。他想這樣既能滿足羣衆需要，又能兼顧企業收入，是件可乾的事，問了問縣裏，縣裏也說可以幹，於是就決定種樹苗，種了幾年，羣衆有樹苗可買，十分滿意；農場也因此增加了企業收入。後來縣裏見他這樣做的成績不錯，乾脆把這農場改爲育苗場了。
潘永福同志從開辦這個農場起，鑑於場子小、工人少、幹部多，有礙企業，就和工人們在田間作同質同量的活，直到一九五四年他被調往文化補習學校學習爲止，始終不變。
二、小梁山工地
一九五九年冬，潘永福同志擔任沁水縣工會的主席，同時他又是中共沁水縣委會委員，被領導方面派往縣東鄉的蒲峪溝經修水庫。
這年冬天，沁水縣要開兩個中型水庫——較大的一個是由省投資，名山澤水庫；其次一個就是這蒲峪水庫，原決定由專區投資，後來因爲由專區經修的水庫多了些，又改作由縣投資；兩個庫都由縣裏派人經修。
潘永福同志接受任務後，於十月二十七日隨同十三個下放幹部來到蒲峪。這時候，各公社派來的民工，離得近的也來了一些；縣裏早已通知水庫附近村莊給他們找下了住處。
潘永福同志先到技術員已經畫下的庫址上看了一下，又上下跑了一跑，覺着庫址有點不合適，不如往下游移一移，找了一會技術員，有人說技術員已經往其他小型水庫上去了，過幾天才能回來。
庫址沒有落實，壩基不能挖，只得先找一些別的活做。潘永福同志見工地附近有幾孔多年沒有住過人的舊土窯洞，就和同來的同志商量先撥些人收拾一下給將來的指揮部用；決定以後，就打發了幾個同來的同志到附近村裏去找先到的民工，自己也拿了帶來的鐵杴參加了這項勞動。
他走到一孔破窯洞旁邊，見這孔窯洞的門面已經塌了，塌下來的土埋住了口，只剩一個窟窿還能鑽進人去。他對這一類地下的土石工活也是老行家，認得該從哪裏下手。他看準了土的虛實，就慢慢從上層挖虛土。一會，被撥來的民工也都陸續來了。有幾個民工見這裏已經有人動開手，也湊到這裏來參加。一個民工問潘永福同志說：“你是哪個村人？”潘永福同志說：“嘉峯村的！”“參加過水庫工作沒有？”“還沒有！”那人見他說沒有參加過水庫，覺着不足以和他談水庫上的事，就轉問另一個民工說：“可不知道這庫是國庫呀還是私庫？”那個人回答說：“這樣大的庫，大概是國庫吧？”潘永福同志聽了莫名其妙，就問他說：“怎麼還有私庫？”那人說：“你們沒有做過水庫工的人不知道：國庫是上級決定的，由上級發工資；私庫是縣裏決定的，不發工資，只把做過的勞動日記下來，介紹回自己家裏的生產隊裏作爲分紅工。我看這個庫是私庫！”“你從什麼地方看出來的？”“山澤水庫是省裏決定的。往山澤去的民工，都有公社幹部參加帶隊；來這裏的民工，沒有人帶隊，只讓各自來：不是私庫是什麼？”“管他是不是國庫？把工介紹到隊裏分紅還不一樣嗎？”“怎麼會一樣？國庫的工資高！”潘永福同志覺着他這種看法傳播到民工頭腦中，對工作很不利，正想批評他一下，另一個民工替他說了話。這個人和原來說話的那個人認識，很不客氣地批評他說：“你這傢伙思想有問題！把工給你介紹回隊裏去分紅，還不和你在家勞動一樣嗎？你是來修水庫來了呀，還是來發財來了？”這個人不說話了。停了一陣，另幾個民工又談起到別的水庫上做工的事來——哪個水庫吃得好，哪個水庫有紀律，哪個水庫運輸困難，哪個水庫吃菜太少……好像他們都是不只在一個水庫上做過工的。
潘永福同志把他們談出來的事暗自記在心上，作爲自己的參考，並且趁大部分民工還沒有發現他是縣裏派來的領導幹部之前，又到其他做零活的民工中參加了兩天勞動，訪得了更多的參考資料。
這時候，民工大部分來了——原調二千人實到一千四五百人；原調三十頭牛，實到十三頭。人來了就得組織起來幹活。全體民工中只有一個公社來了個幹部，其餘都是各自來的，只好按地區民選幹部，經過動員、討論後，選出班、排、連、營、團各級負責人和司務長、炊事員等。
組織就緒，就應該開工了，只是技術員沒有回來，壩基遷移問題不能決定。潘永福同志這時候又想出新主意來。他想：民工住的村莊，離工地都有幾裏遠，每天往返兩次，多誤一個半鐘頭，用在工作上的勞力就等於打了八扣，不如就附近打一些窯洞，讓全部民工都搬到裏邊來住；窯洞裏挖出來的土墊到壩上，也和取土墊壩一樣，並不賠工。主意一定，就從民工中選拔打窯洞行家，共選出四十個人，每人帶粗工二十餘人，選定了地址，五十多孔窯洞同時開工。此外，牛要吃草，到附近公社去買，運輸不便，又決定選出人來在就近坡上割乾白草——每割三百斤草算一個工，共割了三萬斤，一直喂到來年青草出來還沒有用完，改作柴燒了。
山澤和蒲峪兩庫都開了工，物資、工具、運輸力都感到不足。潘永福同志想盡可能靠自己解決一部分困難，就發動民工自報特技：計報出鐵匠十人（用五人）、木匠二十六人、石匠十三人、編筐匠二十人（用十人）、修車三人、縫紉一人（願自帶機）、剃頭三人、補鞋二人……所用工具、各自有的回家去取，沒有的買得來就買，買不到就借，也買不到也借不到的，等鐵木工人開了工就地打造。後來各個行業都配備成套，就地試驗取得定額，從此蒲峪水庫工地上，放牛、割草、割荊、編筐、自己打鐵、自己造車、理髮店、補鞋攤、縫紉房、中藥鋪……各行各業，花花朵朵，在這荒無人煙的山谷中，自成一個小天地。有些民工說這裏像個小梁山寨，比得有點道理，此是後話。
這樣雖然能把一大部分民工臨時用在爲工程服務的工作上，但總還用不完，正經工總得施。潘永福同志自己對這樣工程技術沒有學過，只得尊重技術員的安排，把其餘工人調到已經制定的壩基上去做清基工作。做了兩天，縣裏派一位李思忠同志到這裏來看開工情況。李思忠同志是一位水利工程的老技術員。潘永福同志把他領到工地上，向他說明自己的改變壩基的打算。潘永福同志說：“從這裏修壩，庫容小，又是運土上坡；往下移一移，庫容要比這裏大幾倍，又是運土下坡，臥管用的石頭又能就地起取，不用運輸。依我看是移一下合算，可是技術員不在，我自己又是外行，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李思忠同志上下察看了一會說：“你的看法完全對！應該移！”潘永福同志說：“要可以的話，早移一天少浪費好多工。責任完全由我自己負，在技術上我聽你一句話！你說可移我馬上就停了上邊的工，明天就移過來！”李思忠同志又答應了句肯定的話，第二天就移到下邊新決定的壩基上重新開了工。
又隔了兩天，技術員回來了。潘永福同志先向他說明了遷移壩基經過，並問他還有沒有不同的意見，技術員表示完全同意。潘永福同志又請他測算一下兩個庫址投工、投資、容水等項的差別，計算的結果是：原來的需工四十三萬個，現在的是四十五萬個；原來的需資二十五萬元，現在的是三十萬元；原來的可容水八十萬方，現在的是三百萬方。潘永福對於土石方工程做得多了，一看到投工的數字，覺着和自己的見解有些出入。他向技術員說：“我看用不了那麼多的工，因此也用不了那麼多的款。要知道原定的壩基是運土上坡，新改的壩基是運土下坡，一上一下，工效要相差兩三倍。”
等到清完了壩基築壩的時候，運起土來就是省勁，一個小車能推三百斤。取土的地形是開始走一段較平的坡，然後纔是陡坡，可是到了陡坡邊不用再往下推，因爲坡太陡，只要一倒，土自己就溜下來了。有人建議用高線運輸，潘永福同志說：“用不着！這種沒線往下溜，要比高線快得多。”“那是技術革新！”“這比那還要新！”
在五十里外定購了些石灰。石灰窯上和工地定的條約是一出窯就得全部運走，因爲他們怕停放下來遇上了雨淋化了。可是水庫工地上只有那十幾頭牛，每次全部撥去也不夠用，何況有時候還有別的運輸任務。調牲口調不來，自己燒石灰又沒有青石，也是個不好辦的事。有人說打窯洞打出來的土裏，有一部分蠟姜石（是一種土色的石頭，形狀像姜，俗名蠟姜石），可以用來燒石灰。潘永福同志用做飯的小火爐試燒了幾塊，真可以燒成石灰，可是修成燒石灰的窯爐，就燒不成，試了幾次都失敗了。後來遍問民工誰見過蠟姜燒石灰，有一位姓孔的（忘其名）民工，原籍河南人，說他聽說過要在個兩頭透氣的窯洞裏燒。潘永福同志根據老孔的啓發，捉摸着打了個窯洞又去試燒，結果燒成了。一連燒了幾次，取得的經驗是一窯可燒一萬三千斤，需柴（草柴）六至七千斤，時間是兩晝夜零半天一次。一共燒成三十萬斤，足夠修這個水庫用。這一試驗成功後，附近各生產隊曾派好多人來學習，這時候，已經到了一九六〇年春天，牛已經有青草可吃，把割下來沒有喂完的乾白草也作了燒石灰的柴。
種地的季節到了，潘永福同志見工地附近也有荒地，也有庫容裏被徵購來而尚未被水佔了的地，又有人糞、牛糞，又有用渠道正往外排的水，就想到自己種菜以免收購運輸之勞，就又從民工中選出兩個種菜能手，自己也參加進去，組成個三人種菜小組——在忙不過來的時候，由下放幹部臨時幫忙。後來生產的菜，除供全體員工食用外，剩下來的，每個下放幹部還繳給縣裏一千五百斤生產任務。家裏沒有勞力的民工，有請假回去種自留地的，有特技的民工，因爲工作離不開，不能回去種地，安不下心來，潘永福同志允許他們也在工地附近開墾小塊土地，利用工地水肥來種植，產品歸他自己。
有了這些安排，工程進行得相當順利。不料到了夏季，發生了點小小變故——請假回家的人逐漸增加，而且往往是一去不回頭。潘永福同志一調查，原因是從外邊來的。原來山澤、蒲峪兩個水庫都不是單純的攔洪庫而是有活水的，可是因爲地勢不同，蒲峪的活水在施工期間可以由渠道排出，而山澤的活水則需要用臨時的小庫蓄起來。雨季來了，山澤的小庫蓄着幾萬方水，而且逐日增加，一旦來個山洪衝破小庫，說不定會把已經做起來的半截壩完全推平。領導方面急了，把山澤未完成的土方分別包給各個公社，限期完成。各個公社怕到期完不成任務，只得增加民工，因爲農忙時候勞力難調，有些就把蒲峪請假回去的改派到山澤去。同時，蒲峪庫這時已經改爲由縣投資，“國庫”、“私庫”那種謠傳，也影響得一部分落後的民工，以回家爲名，暗自跑往山澤。潘永福同志見這原因不在工地內部，也想不出扭轉形勢的辦法，只好每天向各公社打電話討索請假回去的人。
有些公社，在潘永福同志去打電話向他們討人的時候，他們說人走不開，問派些牛來能不能代替。潘永福同志覺着這正是扭轉形勢唯一的希望，趕緊和他們搞好具體的頭數。一兩天後，果然來了百餘頭牛，可是這些牛又都是骨瘦如柴，其中尚有一些帶瘟病的。有些民工，認得一些牛是他們村裏派往山澤工地的，就向潘永福同志說：“潘部長（他們愛稱他這個老銜頭）！這都是山澤工地上拉車拉垮了的牛！快給他們退回去吧！”潘永福同志說：“可是退不得！在沒有勞力時候，這也是寶貝！”“一個也不能用，算什麼寶貝？”“在他們那裏不能用，到咱們這裏就有用了！”“爲什麼？”“爲什麼？他們那裏是運土上坡，路上又淨是虛土。牛上坡一發喘，再吸上些灰土，就吃不進草去，怎麼能不瘦？到咱們這裏是運土下坡，開頭拉得輕一點，每天少拉幾個鐘頭，還是能養過來的！”潘永福同志收到這批牛之後，先請獸醫檢查過，把有瘟病的挑出來隔離開治療，把其餘的分爲重病、輕病、無病三類：重病號除醫藥治療外只放不用，輕病號每天使用四個鐘頭，瘦而無病的每天使用六個鐘頭，卸了車以後，都着專人成羣趕到附近草坡上放牧。結果是瘟病的死了四頭，其餘的搶救過來；重病號養了一段時間又能拉車了；輕病號和瘦而無病的在使用中又都逐漸肥胖起來，恢復了正常的體力。原來是山澤把那些瘦牛病牛退還各公社以後，各公社聽民工們說蒲峪工地的牛養得很胖，就把這些牛派到蒲峪來養。這也可以說是“兩利”，這批牛對後來蒲峪工地的繼續施工，起到一部分主力作用。
因爲民工減少，蒲峪水庫直至一九六〇年底，尚欠三萬工未得完成，可是投資、投工都比原來的預算節約得多。
三、移礦近爐
一九六〇年秋收時節，各個水利、基建工地要把勞力壓縮一部分回農村去收秋，蒲峪工地只剩了三百來人。潘永福同志因爲在這裏領導修水庫，長期把自己負責的工會工作託付給會裏其他同志做着，這時候水庫工地上人少事少了，便想趁空回縣裏看看去，於是把工地上的事託付給指揮部的同事們，自己便回到縣裏。
這時候，縣西南鄉的中村鐵廠，正修建着五里長一段運礦的土鐵路，也因爲民工回家收秋而幾乎停工。潘永福同志要到中村鐵廠去，因爲他又是縣黨委委員，縣委會便託他順路看一下有關土鐵路的情況。他到達鐵廠後，鐵廠有人向他反映，有好多礦石已經從山頂用高線運輸法運到了一個山溝裏，只等這裏的土鐵路建成才能接運回來，要是土鐵路停了工，礦石運不到，鐵廠就不能開工。
潘永福同志覺着此事對鐵廠關係重大，就到運輸現場去觀察了一番，見到的情況是這樣：採礦的地方離鐵廠十八里，地名軋兒腰，在一個山頭上，原來有一條路可通膠皮大車。現在全線的運輸設計是從礦洞所在的山頭上把兩條鐵線架到個較低的山頭上算作第一段高線，再從這較低的山頭上把同樣的鐵線架到山溝底，算作第二段高線。這兩段高線已經架通使用起來，只是較低的山頭上卸礦和裝礦還放不到一個地點，因此第一段溜下來的筐子無法就原筐子轉掛到第二段線上，還得這一邊倒在地上那一邊再拿筐子裝起搬運到第二段線頭上去掛。現在正在修建的五里土鐵路，是準備用來接這已經溜到山溝裏的礦石的，不過只能接到溝口的較寬處，再往裏邊還有二三里路便成了陡巖狹谷無法修通，只好用人擔出來再往車上裝。潘永福同志看了之後一合計，覺着這樣是個傻事：高線上每筐只能裝一百斤，狹谷裏每人也只能擔一百斤。每筐裝一次只算五分鐘、卸下來傾倒一次只算一分鐘，每筐或每擔裝卸一次共是六分鐘，每噸每段就得兩個鐘頭，三段共是六個鐘頭。需用六個鐘頭才能把一噸礦石送到土鐵路上的車子上，若用膠皮大車運輸，走下坡路只架一個轅騾每次也能拉一噸，十八里路往返一次也不過用四個鐘頭。這套運法且不用說運，光裝筐也比膠皮大車慢了。他把他這意見向鐵廠的負責同志一說，鐵廠同意了他的說法，就把土鐵路的工停下來。
潘永福同志在中村遇上了個老漢，也是舊相識。潘永福同志問他說：“你們這裏除了軋兒腰，別處就沒有礦嗎？”“十八條也有！”“好不好？”“和軋兒腰的一樣！”“十八條離這裏多麼遠？”“就在村西頭，離鐵廠半里遠！”“啊？”潘永福同志有點驚奇，接着便又問：“鐵廠的人不知道嗎？”老漢說：“說不清！人家沒有和咱談過！”潘永福同志又向鐵廠說明了這個新的發現，並建議去刨一刨看。結果按照那老漢指點的地方刨出來了，和軋兒腰的礦一個樣，只要查明蘊藏量夠用的話，就用不着再研究軋兒腰的運輸問題了。
以上三個例子，看來好像也平常，不過是個實利主義，其實經營生產最基本的目的就是爲了“實”利，最要不得的作風就只擺花樣讓人看而不顧“實”利。潘永福同志所着手經營過的與生產有關的事，沒有一個關節不是從“實”利出發的，而且凡與“實”利略有牴觸，絕不會被他縱容過去。這是從他的實幹精神發展來的，而且在他領導別人乾的時候，自己始終也不放棄實幹。
記餘
我對潘永福同志的事，姑且只寫出這麼多吧！假如同志們關懷到他現在的生活，我可以在這裏加一點補敘：他現在在沁水縣工會工作，沒有隨帶家屬（家屬還在嘉峯生產隊參加生產），只住了一個房間，房子裏除了日用的衣服被褥外，沒有什麼罈罈罐罐。因爲縣工會只有五個人的編制，經常下廠礦平均就有三個，立不起竈，都在縣委會的竈上吃飯。他的衣服比他打短工時代好一點，但也還不超過翻身農民，和民工在一起，光憑衣服你還不會發現他是幹部。按他應得到的幹部待遇，下廠礦或工地可以騎騾子（因爲山裏行車不便，所以有此規定），但是他在百里之內，要不帶笨重的東西，他仍是要步行的；要和挑東西的人在一塊走，他覺着空走着還有點不好意思，因此在上水庫工地的時候，還要捎帶一二十斤炸藥或三兩根鑽條。
1961年3月10日寫于山西長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