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经过了一星期的海上生活，邬伯强在日本的横滨港登了岸。他是初来日本，一句日本话也不会说。他在甲板上和一个红帽（替客搬运行李的人）笔谈了半天，才把自己的意思达到了。红帽就替他叫了两台洋车，把他的行李都装进车子里，也叫他坐上去，送他到火车站来。

　　伯强在上海动身的时候，曾写了封信给在东京的同乡，约他们到横滨来招呼他。所乘的邮船M丸在神户停泊时，他再写了一张明信片寄给他们。但今天到了横滨，还是自己招呼着几件重笨的行李受了税关吏的检查后，搬运到车站来。他心里不免感着一种孤寂，同时也发生初适异域的哀愁。

　　“早晓得他们不来，我在长崎登岸，转坐火车直到东京就好了。船停泊在长崎时，有个广东商人劝我上岸并且答应替我招呼行李上火车呢。因为图省几块钱，多吃了许多苦了。我竟没有料到由神户到横滨的海上风浪还这样险恶。”

　　伯强坐在洋车里，定了定神，许多无聊的琐碎的事情便回萦到他的脑上来。

　　“他们要白花车费由东京出来；当然不愿意．这也难怪他们……或者他们今天在学校有特别重要的功课也说不定，这更难怪他们了。”

　　伯强又忙这样地向自己解释。

　　到了车站了。

　　他一个人茫然地坐在三等候车室里，不知道如何地买车票，也不明白如何地交运行李，一切唯有拜托这个红帽了。车站钟楼的大钟告知他十一点又十八分了。

　　红帽的确在热心地为伯强效力，跑来跑去，不时又拿着手簿和铅笔走到他面前来同他笔谈，问他饿不饿，要喝什么饮料不要。伯强只望快一点到东京去，什么都不想吃也不想喝，他只向红帽摇摇头。

　　在国内，伯强曾听过人说，日本人比中国人富于热情，社会服务心也比中国人强。现在看来，果然不错。伯强想试看那个红帽，他看见自己一个人自远方来，人地生疏语言不通，便热心地为自己招呼一切。纵令是自己的兄弟，朋友，也不能像这个红帽——一个素不认识的异国人——热心为自己出力吧。

　　一到车站，由洋车跳下来时，车夫就向伯强讨车资。他不知道红帽讲定的车资多少，也没有零碎的银角子了。他想唯有信赖这个红帽。他忙取出一张十元的钞票交给红帽，要红帽碎开来发车资。他望着红帽，指了指自己手中的十元钞票，再指那两个车夫。红帽微笑着点首，表示领会了他的意思。

　　两个车夫跟了拿着十元钞票的红帽去后，伯强感着十二分的疲倦了。他觉得旅行真是件不容易的事，旅途中没有一件事情不麻烦。他靠在三等候车室里的长椅子上目阴目阳地打了会瞌睡，听见铃声，忙睁开眼睛来。他骇了一跳．因为摆在自己面前的几件重笨的行李不知去向了，只留一件被按在自己肘下的手提皮箧还放在自己身边。他失悔自己不该这样疏忽，不该才坐下来就打瞌睡。

　　“大概是给红帽搬到运输处去了吧。”

　　伯强坐在候车室里心悬悬地盼望了好一会，才见那个红帽笑吟吟地走了来，在他的小日记簿上写了“又二十分发车”六个字给他看。他无意识地点了点头，他只希望红帽有关于十元的用途报告。但红帽把铅笔和日记簿插进他的背心的小袋里后，对于十元钞票的事一点也不提。伯强心思十二分的纳闷，但又不便说出来。

　　再闷坐了十余分钟，还不见红帽回来。候车室里的搭客都各持着一枚红色车票站起来了。查票的栅子门首满挤了一大堆人；伯强看见这样情形，更着急起来。

　　“莫非那个小鬼骗了我十元还不算，又把我的行李骗了去么。行李里面有许多衣服，许多值饯的书籍，许多食品。此外还有一条真正金华火腿……糟了！自己不该太信任他了！自己应该紧跟着他去的。但是这个小皮箧虽然小，提着就不容易走路了。手无缚鸡之力的自己，怎么能够提着这个皮箧跟着他跑来跑去呢？”

　　又过了好一会，红帽还不来。挤在查票门的人群都进栅子里去了。听见开车的铃声了，也听见汽笛在呜呜的响。

　　“不该信他们的话的！他们由日本回国来的都说，行李交托红帽是万无一失的，不过要多给点酒钱给他，日本的下等人比中国的要钱还更要得厉害。但是这个红帽不能如他们所说的靠得住吧。是的，完全是自己错了！自己太不小心了！他们不是说，交托行李给红帽时，他有一个小铜牌——刻有号数的——交回来么？如果行李有失，就可以凭这个铜牌去找警察追问。不向他要回一个凭据来，这完全是自己不小心了。”

　　候车室里的人数减少了，空气转沉静下来。再过二分钟的光景，红帽来了，交一张运输处的行李收据和红色的本票给伯强，并替他提了那件小皮箧，指着月台，催他上火车。伯强机械地跟着红帽走到查票口，剪了票就走到月台上来，不一会，火车到了。还是红帽先进满装搭客的车里去，替他找着了一个席位，然后从个窗口伸出头来向他招手。伯强进车里来了，红帽就把他提着的皮箧接过来，安置在上面的网架上。开车的铃声响了，红帽就连向伯强鞠了几个躬。随即又听见车长在吹警笛准备开车。红帽忙走向车门首跳下月台上去了。火车慢慢地向前蠕动。红帽站在车窗外再向他鞠躬，脸上也浮着一种讨厌的浅笑。伯强一面无意识地问他微微地点首，一面在思索那张十元钞票的用途。他失悔不该这样怯懦不敢向红帽质问，他想此时来不及了，已经迟了。伯强坐在车中正在呆想．火车走到第二个车站前停了。

二

　　到了东京，伯强就在神田区住中国留学生最多的一家下宿屋租了一间四叠半的小房间住下了，准备在附近专做中国学生生意的预备学校学习日文日语。在东京的几个同乡差不多会过了，也间接地认识了几个新朋友。伯强到东京时，正是耶稣圣诞节的后一天，各学校都放了假；他们便引着他去逛公园，看影戏，闹了两个多星期，又是开学的时期了。

　　伯强也在一家预备学校报了名，学习英文和日语。上课的时间只有上午的四个钟头。每天七点钟就要起床，在伯强是件很不容易的工作。后来伯强知道下午也有新设的英日文班，于是他就改到下午上课了。

　　上过了几天课，伯强觉得日文倒不难学，只有日语不容易记忆！因为难记忆就生了厌倦。但他也有点担心怕学不会日本话时，留学就难得留成功了。

　　同住的十之八九是中国学生，但能够和伯强说得话来的就很少，——实则一个都没有。伯强看见他们俨然以先进自居，骄心傲气的样子，气不过，也觉得好笑，所以也不愿意去和他们接近。

　　最困难的是不会说话。下女来招呼他时，一句也不能回答。虽然他习了一二句“要茶”、“要开水”、“要饭”的日常会话，但一天之中这些话的应用时机实在有限。

　　他上了两个多礼拜课，愈觉得日本话难学，同时也对它起了一种反感。在我们中国一句很简单的话，用日本话说来就啰里啰嗦地有二三十个音，不容易说下去。并且说起来总kanata（那位）, nakata（中田）, katana（刀）, tanaka（田中）一类的发者，不容易分辨。于是他暂把日语放下不学，把脑力转向到英文方面去。他的英文是由中学第二年级的程度补习起，但在他还是很不容易的一件工作。上了一星期的课，觉得grammar和vocabulary双方都和日本话一样地难得记忆，到后来伯强又厌倦起英文来了。

　　春渐深了，近一星期来无日不是阴云天气。日本的街道一下雨就泥泞不堪，不好走路，并且春冷得厉害，伯强索性不上课了。每日只一个人把房门关紧，盘腿坐在窗前的一张矮桌子前，翻读由故国带来的，自己最爱读的诗词和音韵学一类的古书。当他高声朗读的时候，骇得和他同住的中国学生吐舌摇头，不住地打寒颤；也骇得日本下女用长袖掩着嘴，咕苏咕苏地暗笑。读倦了后，伯强便走到窗前．斜倚窗框，眺望下面街路上的电车，洋车，货车及行人。有时候看见许多阔裙长袖的女学生成群地在自己窗下走过去。

　　“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好呀！好呀！”

　　伯强自己在唱叹；唱叹之后，独自作豪笑。他只恨这个窗口开得太高了，看不清楚女学生们的脸儿。但单看姿态已经很好的了。他想，不要说女学生，即就这家下宿屋里的下女说，其中也有一两个长得满标致的，虽不能称为美人，但自己从来所见的女性就没有像她们这样好的。

　　“日本有美人国之称，这样看来，的确不错。既到日本来了，有机会时，该领略领略些日本风味。”

　　伯强望着一群女学生走过去．忽然地神魂飘荡起来，跟着那群蓬莱仙子去了。

　　“要接近蓬莱仙子，非学好日本话不成。往后还是要努力用功。”

　　伯强想到这里，忙退回到矮书桌前坐下，把松本龟太郎编的日华对照会话书翻开来念：

张飞君！在！

关羽君！在！

姊姊给我一点茶！

姊姊给我一点水！

　　伯强才念了这几句又听见在外面廊下扫地的下女们的笑声了。他禁不住脸红起来，不敢往下念了。他想打开门，痛骂她们几句。但细心的他，随即推想到骂了她们后的结果来。

　　“用日本话骂，自己近来只学会了一句‘马鹿’。‘马鹿’, ‘马鹿’, ‘马鹿’, ‘马鹿’……地骂下么，完全无意思，怕她们更要笑得厉害吧。用中国的话骂。她们一点听不懂，她们听见了后还是一样地笑吧。”

　　伯强刚才一肚子的愤气又不知消散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在这下宿屋里住了一个多月了。这一个月来就像坐牢一般的痛苦。他还感着一种缺憾，就是一二星期间不知肉味了。他常看见同住的中国学生三三五五凑伙买些牛肉猪肉回来，把炭火炉端到房里。自己烧来吃。伯强虽然羡慕．很想效法，但因旅囊不充，家中寄款不知何时能到，实在不敢乱用，并且说不来日本话，也有许多不便；想到这里，他就懒得弄了。

　　“对了，我来弄火腿吃吧。若不是看见他们吃肉，我真想不起来，我箱里还有条金华火腿呢。这是动身时一个亲戚的赠品。尽锁在箱里做什么，拿出来吃了它吧。”

　　伯强想及他的火腿忙从土席上跳起来，脸上浮着微笑．走近壁橱前打开花纸装裱的橱户，他看见盛火腿的那个藤箱了。

　　由箱里取出来的火腿生满绿霉了。伯强只手提着火腿，上唇左部微微地掀起，脸翻向窗口，望外面的天色。雨停了，只不见太阳出来．但比早晨就强多了。他想生了绿霉的火腿要晒晒太阳后才好吃，不然怕中毒。他提着火腿站在房中心筹思了一会、想着矮桌旁右壁上是太阳光最常光临的位置，他就决意把火腿挂在那壁高头去。但他同时感着一种疲倦。他觉得这样工作比暗记十页的日本语还要艰辛。他看见那壁上，除了挂帽子的一根钉子外再没有钉子，想把帽子取下来，把火腿挂上，但位置太低了些，怕晒不到太阳。他想这件工作——晒火腿的工作的步骤，第一要放下火腿，把帽子取下来；第二要由抽屉里取出铁钳，把那枚钉子拔下来；第三要把矮桌移近壁边去；第四再拿铁锤，把那枚钉子钉进壁的上部去。

　　“麻烦极了！这怕要费点多钟的工夫才做得了。为区区的‘吃’的问题要费这些功夫，真不合算，还没有下手做，已经感着十二分的疲劳了。幸得自己带了铁锤和铁钳来，不然，要向下宿屋的主人借时，这火腿就晒不成功了，跟着也就吃不成功了。”

　　一鼓作气，伯强奋斗了半个多钟头，把火腿高高地挂在壁上去了。他的身体也十二分的疲困了。脑膜上像有小蚂蚁在蠕蠕地行动，隐隐作痛。他发奋地把精神支撑起，继续努力，将刚才丢在土席上面的灰泥大帽拾起，塞进壁橱里，再把壁橱里的被褥搬出来，铺在土席上后，立即滚身进去。壁橱门大开，也懒得掩回去了。

　　他不知在什么时候就睡着了。

三

　　伯强的父亲是前清末年的一位大员，故伯强从小不曾受过一点点的物质的压迫。天资很好，小时就有神童之称，所以他的父亲对他的期望很大，除教他读书握管之外，没有加以其他的身体的锻炼；结果是用脑过度，患神经衰弱症，体力也很弱、走过一里半里的路，就气喘喘地要叫车叫轿了。他不知道人世间有贫苦到没有饭吃的人，更不知道在读书应试之外尚有其他的种种工作。他知道有做生意的人，但他深信做生意的人不单不苦，还很舒服。至于还有一大部分靠体力为生活的人们因为少和他接近，在他脑中没有半点印象。他的处世立身的秘诀——也是他父亲给他的训条——是读书，做官，赚钱；有了钱就可以买一切的物品。

　　十五岁的时候，父亲死了。他才略感觉到家计的不容易了，但十六岁，他就进了学。有了秀才的招牌，加以父亲的同年同僚等的援助，走过了几个省份，不是在某大官的家里当家庭教师，就在某大员幕中帮文案，所以他还是感不到物质生活不如意的痛苦。

　　十八岁那年赴乡试。以他的才名，谁都相信他必名列五经魁内。他自己也觉得有十二分的把握。但进场后，因为不留心，写了一个“玄”字。说是犯讳，文章虽好，终被黜了。

　　经了这回的大打击后，他才觉悟到科举之无聊。于是他决意离了故乡，走出上海来。他来上海，原是想拜国学大家詹疯子为老师，研究国学的。但到上海后，听见詹疯子发表了一篇革命的言论，清廷加了一个乱党的罪名，要通缉他，他就亡命到日本去了。伯强到上海后，翻读了些关于时事的书籍和报章，才稍知道天下大势，也略明白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他想难怪詹先生要主张推倒清廷。于是伯强赴日本留学的意思便坚决了。

　　他终于到日本来了。但还没有找着詹先生的住址。

　　他睡兴正浓的时候，给一个下女惊醒了。

　　“邬先生，邬先生！饭端来了，好起来吃饭了。”

　　下女推着睡在被窝里的伯强的肩膀说。这句东洋话，他倒听得出来。他睁开眼睛，看见一个年轻的下女，虽不十分标致，但也有几分动人，并且还笑吟吟地望着他。他睡眼朦胧地也望着她。他再看矮桌前的座蒲团（垫子）旁边有一个朱漆托盘，里面摆着一个小饭桶，一小碗的酱油豆腐汤，一盘熏鱼，一小碟腌萝卜，一只小饭碗，一双红竹筷子。

　　“又是这种满身刺的熏鱼，怎样啖得下去呢。”

　　伯强看见这些菜就不想吃，并且睡了好半天才起来，不觉得饿。但他又不能不起来吃，因为日本的菜饭冷了更难吃。他一翻身就伸掌到下女紫红色的脸上摸了一摸。他原来没有这样大胆的。后来看见许多同住的都在大庭广众之中不客气地这样做。就连来访他的同乡看见下女到他房里来时，也同样地摸着她的脸和她说笑。所以伯强也就照样试了一回，看见下女并不发恼，也不抗拒，只是笑；于是他大胆起来了，常常摸下女的手和颊。

　　“讨厌的邬先生。”

　　下女忙背转脸向那一边，不像从前那样地向他笑了。这时候，有志气的青年所富有的自负心迫着他从被窝里站起来。他伸手到矮桌子上的茶盘里，把白磁的小茶壶拿过来。他无暇用茶杯了，因为他的舌头给一种有黏性的臭液胶住了，很不好过，他急急地在小茶壶嘴上接了一个长期的——半分多钟——的Kiss。

　　下女看不惯他的那种简便的喝茶的习惯再背过脸去望那边。她略抬首就发见了挂在壁高头的满染绿霉的火腿，她最初没有看清楚，以为是中国的一种乐器．因为她常在中国学生房里看见许多乐器，如胡琴，三弦，琵琶等等。但仔细一看，明明是条兽类的腿，她便蹙着眉头翻过来向伯强苦笑。

　　“邬先生那是不是ham? ”

　　有ham一个字嵌在话里面，伯强居然听懂了。

　　“是的，ham! ham! ”

　　伯强嘴里的牙齿差不多整部露出来了，望着下女连连地点首。

　　“霉了，邬先生。那个东西有盐分，春天潮气大，挂在那边，会弄坏壁呢。”

　　这样长的一句日本话，伯强听不懂了。他只呆望了下女一眼，下女看见他不说话，也不再说了。她向着坐在膳盘前的他鞠了鞠腰。

　　“请慢慢地吃吧。”

　　她说了后，就站起来出去了。

四

　　伯强吃过了饭，觉得有点肚子发胀，不快活。他想这定是睡了觉不消化的缘故，要出去走动走动才好。他坐着等了一刻，不见下女来收拾膳盘，也不再等了，披上外套，就往楼下来。当他坐在玄关里的阶段上穿靴子的时候，看见刚才那个下女坐在账房里的柜台前望着他微笑。伯强看见她那种无礼的样子心里有点气，忙穿好靴子。低着头急急地走出来。

　　方踏出宿屋门，走了二三步，觉得精神舒畅得多了。他想这定是空气的作用。室外的安气比室内的清新得多了。

　　他走了几分钟，走到神保町的十字街口来了。一辆货车在他身边走过去。他躲闪不及，货车轮在泥水涡中辗过去。伯强的洋裤筒上溅了不少的泥水。他想骂那个拉货车的。但不知怎么骂法。“马鹿”两个字快要由他的喉头说出来了。后来看见那拉车的面貌狞恶不敢去惹他了。伯强只低下头，望着新制的洋裤发痴。

　　伯强痴站了一会，想横过电车轨道，到街路的那边去。但两方的电车都驶到来了。电车去了后，又来了一群映画戏馆的宣传队，——一队西洋音乐队和几个担旗帜的人，——把路遮断了。他只得站着再等一会。街两旁的招牌上的彩色电灯也亮了。街路上来往的人们都像很忙的。伯强想不出他们所以忙的道理来。他又怀疑，何以自己却有这样的闲暇。

　　他在一家烟草店里买了一包“敷岛”（纸烟名）和一盒洋火，燃了根衔在嘴里，一面吸一面走。他吸着烟，免不得又要诅咒自己一回。自己原来不吸烟的，在上海的时候，看见朋友们吸烟，便羡慕他们时髦，所以他就学习吸烟，不知不觉间就吸上瘾了。但他又想吸烟的主要原因还是闲暇和生活无聊。

　　伯强也知道自己的习性和行动渐趋堕落，很想坚决地振作一番。但终觉自己缺少这种革除故习的勇气。

　　他在电车道旁的书摊上翻看了些书籍。有新的，有旧的，有日文的，有欧文的，但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他不能流畅地念下去的。到后来在一家古本屋（旧书店）里发现了庄子，管子，列子，战国策等日译本。他就像哥伦布发见美洲大陆般的欢喜极了。他想把这些书买回来和中国原本对照起来读，那末日本文一定可以以一日千里之势进步起来，有了这些书，日本文的课真可以不上了。

　　伯强先翻开这些书来查看它们的内容。书的内容是一段汉文一段日文相间地排印。他想这更妙了，连中文原本部可以不用了，对照读时不必用两本书，这是多么便利的事，最后伯强又发见中文段中各字句间有许多“＜”的符号。亏他聪明。他马上知道这是日本人读汉文时用的演示文法构造的符号。由这些符号，他又发见日本人对汉文的文法上的解释有比中国人的新颖得多的。他想，这些书是种价值连城的重宝了。

　　伯强把这几部价钱便宜的旧书买了，就急急地回到下宿屋来。走进自己房里来时，电灯已经亮了。他还没有坐下去，就看见有一封信摆在桌子上，他忙捡起来看，是在九洲K市高等学校读书的一个朋友——谢汉华——寄给他的。

　　信里并没有说什么重要的事，他知道谢汉华不久就要到东京来了。他在K市大学预科毕了业，要在三月以前赶到东京来投考大学。他研究纯文艺，想进大学的英文学系。伯强和他算是世交，科举废后，他考上了留学预备科，在省城读了两年书、就被送到日本来留学了。

　　“也好，望他快点来东京同住。我的日常生活也方便些。有事要和日本人交涉时，好请他当翻译。”

　　伯强看完了信，把它丢进抽屉里里去了。他在矮桌前坐下先取出一本庄子来读。才翻开书页，就听见有人在外面敲门。

　　“是哪一个？”

　　伯强想敲门的定是同住的中国学士，想进来和自己闲谈的。自己正闷得无聊，让他进来谈谈也好。

　　“御免！（对不起）”

　　外面是日本人的声音并且是男性的声音。伯强才站起来，房门已经给敲门的打开了。伯强一看，认得是下宿屋的番头（账房），就不免发生一种小小的恐慌，胸口突突地跳动起来。因为这个番头顶讨厌，专爱干涉中国人做的事情。伯强几次从窗口倒水倒茶泼到街路上都受过他的干涉，所以伯强见不得他，看见他就头晕。

　　番头很个不客气地一踏进房就跪到伯强面前来，点了点头，便指着壁上挂的火腿，咕噜了一大篇话。但伯强完全不懂，他只懂得话里的一句ikemasen（不行）。由番头的神色推想知道他是说火腿不该挂在那壁高头。伯强只当完全不懂他的意思，向他摇摇头，同时脸色也一瞬间一瞬间地转变苍白。番头看见伯强不懂话，又站了起来走出去。恰恰这时候，伯强听见有人从楼上下来，随后又听见番头在扶梯口和一个同住的中国学生说话。听他的声气伯强知道是个姓黄的高工学生。果然，不一刻，番头带着姓黄的走进伯强房里来了。他的制帽上贴着一个镌有“高工”两个字的樱花形徽章还戴在头上，威风凛凛地走进来。伯强想，中国人中竟有这样的贱种，——替这个无聊的番头当走狗的贱种。后来伯强才听见这姓黄的欠下宿屋的账欠得一塌糊涂。

　　据黄君说，——很客气地笑着说，番头的意思是劝伯强不要把火腿挂在壁上，还是安放到别的地方好，因为房壁是新装裱的，下面是木板，上面裱一重花纸，春天潮气大，火腿有盐分，怕裱纸弄破了，房间就不好看了。黄君说了后，番头望望黄君，又望伯强。

　　“好的！好的！我把它取下来就是了。还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

　　伯强说后努着嘴，苍着脸，不正视他俩。他觉得姓黄的高工生比番头更讨厌。

　　黄君把伯强的话翻译给番头听了后；番头叩了叩头下去了。黄君也得意洋洋地挟着书包，戴着高工的制帽跟了出去。

五

　　望着番头和黄君出去了后，伯强想，又有一番麻烦了。

　　“这个小鬼真可恶！专找自己做对头！火腿取下来后挂到什么地方去好呢。”

　　伯强仰卧在土席上筹思了一会。

　　“明天取下来挂在房门首的檐廊去吧。这条檐廊是这列三间房子所共通的。住在两侧房里的都是正式学校的学生，并且是官费生，谅不至于偷这条满生绿霉的火腿吧。”

　　第二天，伯强费了不小的力量，把那个真正金华火腿取下来，走出房门，把它挂在檐廊上的一个钉子上了。

　　到了晚间，番头又伴着另一个中国学生走到伯强房里来。这位中国学生也和昨晚的黄君一样，戴着学校的制帽走进来。伯强想，他们都像在故意炫示他们已经进了相当的学校。伯强定神一看，他的帽子居然是方顶的，不是圆顶。再注意帽前的徽章，镌有“明治”两个字。

　　“比昨夜的更凶了。”昨夜的是专门学校学生。今夜来的居然是大学生了。

　　伯强心里暗暗地佩服这个番头的神通广大。

　　“对不起得很。”

　　那个“明治”跟着番头也向伯强行了一个日本礼。伯强只盘着腿向他俩点了点首。

　　“他要我来替他翻译几句话。”

　　“什么话？”伯强不等那个“明治”说完，就摆出一副严冷的面孔反问他。

　　“挂在廊下的那条火腿实在太脏了。外面走路的人都望得见。实在有碍观瞻。”那位“明治”很不客气地和伯强说。

　　“是你的意思还是他的意思？”伯强睁圆他的双眼问那个“明治”。

　　“当然是他的意思！”那位“明治”脸红了一红在苦笑。

　　“那末，他的意思要我怎么样？”伯强说了后紧咬着下唇，向那个“明治”点了点头，双眼还在圆圆地睁着。

　　“他说下面就是庭园，庭园外就是条多人来往的胡同。对面是医学博士的住家，在他楼上望得见你那条腿，——不，说快了，对不起。——那条火腿。并且……”那个“明治”忽然地笑起来，说不下去了。过了一忽，他继续着说，“并且靠庭园的左边是警察区署。由那边楼上也可以望见那条火腿，给署长看见了时怕要派卫生警察来干涉。所以还是请你把它收拾起来。”那个“明治”说了后，再嘻嘻地笑起来。

　　伯强看见那个“明治”傻头傻脑的样子，心里愈觉烦厌，因为精神一紧张，脑里又隐隐地作痛起来；他真想一气地把他俩撵出去。

　　“房里面挂不得，房外面又挂不得！那末，请问他要我把它挂在什么地方去！”

　　伯强说了后，很留心地听那个“明治”翻译给番头听。看见他向番头咭咭格格地说不清爽，伯强知道这个明治大学生的日本话赶不上昨夜的高工生的流畅。

　　望着那个“明治”把自己的话翻译完了。伯强又听见番头开始说话了。番头说得很快，一点也听不懂。但当听见有ikemasen这几个音。伯强听见ikemasen，心里更冒火。

　　那个“明治”苦笑了一会，望了望伯强，不敢说。到后来还是伯强催他说：

　　“怎么样？到底挂在什么地方好？”

　　“他说……”那个“明治”又不敢说了。他只管举起他的右手在搔他的短发。

　　“他说什么？”伯强睁圆眼睛抿着嘴望望番头，又望那个“明治”。

　　“他说这样脏的东西只好挂在厕所里去。幸得不臭，如果有臭味，挂在厕所里也不妥当，怕上厕所的人闻着要说话。”

　　“厕所里？放狗屁！”伯强的眼睛愈睁得大了，努长他的嘴唇，注视了番头一会。番头忙低下头去，他只知道伯强要发脾气了，不懂伯强说的话。

　　明治大学生也像很难为情的，止住了笑，不开口了。

　　“挂在厕所里，过几天后，火腿不变成屎腿了么？真是欺人太甚”伯强再高声地骂了几句。

　　明治大学生逃了。番头也只好走了。

　　经伯强发了一次脾气后，那个火腿依然挂在那檐廊柱上的铁钉上。警察署那边也不见有卫生警察来干涉。伯强坐在房里每听见廊下有生疏的足音，便赶快爬起来把房门微微地打开，望望挂在柱上的火腿是否无恙。

　　“过几天。等老谢到来了时，请他帮忙吃了它，留在那边总不免叫人提心吊胆的。不过，对那个番头还要复复仇才消得了我这口气，火腿的好味也得叫他尝一尝，使他知道它的价值。”

　　伯强为处置这条火腿，专望谢汉华快到东京来。

　　再过了一个星期，谢汉华还不见到东京来。伯强老早不愿意住这家下宿馆了。不过心愿未尝——尚未请番头尝火腿滋味，不想就搬走。

　　一天星期日，同乡的柳子琛来看他。伯强便把火腿的经过和想请番头来吃火腿的意思告诉了子琛。子琛听见了后，当然十分赞成并且表示佩服伯强有以德报怨感化敌人的精神。

　　“小鬼比我们还要欢喜吃中国菜。请他来吃，那有不来的道理。”

　　于是柳子琛替伯强吩咐下女买酒，买鸡，买黄芽白菜；也帮着伯强把火腿洗干净切好了。

　　火腿，鸡和黄芽白菜，一锅熟的炖好了。下女也把饭送上来了。伯强子琛各喝了一杯酒后，子琛就跑下楼去请那个番头，说邬先生要请他喝杯酒，和吃点珍奇的中国菜。

　　恰好今天下雨，天气转冷起来，番头听见有酒喝，忙把手中的笔放下，一双冻紫肿了的掌互握着摩擦了一会，向子琛磕了一个头，笑容满面地连说“有难有难”（多谢多谢）后。就站了起来，跟着子琛到伯强房里来。

　　“邬先生这样厚意，真感谢了。嘻，嘻，嘻！”番头一进来就跪下去，笑着向伯强叩了几个头。

　　“不客气，请坐吧。”伯强还是睁圆眼睛望着他。但满脸浮着微笑向番头点了点首。

　　“少一副碗筷呢。”子琛对番头说。

　　“我叫他们拿来。”番头一面嘻嘻的笑，一面拍掌，但他的眼睛都注视到那个热气腾腾的洋磁锅里的中国菜。一阵阵的鸡味和火腿香蒸得番头几次把涌到舌头上来的馋涎再吞下去。

　　“ha——i! ha——i! ”一个下女忙跑上来，把伯强的房门推开。“有什么事？”她原来站着的，看见番头也在房里，就跪下去了。

　　“你到厨房里去拿一只碗一双筷子来。”番头转头来向下女说。

　　“hai! hai! ”因为是番头的命令，下女恭恭敬敬地答应了后下去了。

　　伯强旁若无人地在喝酒和吃火腿。子琛怕番头难为情，自己尽向番头谈些无所谓的应酬活，去敷衍他。

　　不一刻碗筷送来了。子琛便斟了一杯正宗酒（日本米酒），送给番头。番头叩了一个头后，拿起来就喝。

　　“请请！”子琛提起筷子指着磁锅，招呼番头吃。

　　“不忙！”伯强止住他们，忙提起筷子，在锅子里搅了一会，夹起了一块火腿，细看了一会，丢回锅里去，把筷子伸进锅里，再搅了一会，又夹起一块很大很厚的火腿来。

　　“这块大些，味也好些。”伯强把那块火腿放进番头碗里去。

　　子琛想，用自己嚼过的筷子夹菜给客吃，这在日本是绝对没有的习惯。此刻看见伯强在行中国的劣习惯，子琛觉得很不好意思。怕番头嫌龌龊，不喜欢；但又不便和伯强说，因为他晓得伯强的脾气歹怪。他试偷看番头的态度，像一点不介意般的，笑容满面把那块火腿夹过来细细地咀嚼。子琛想，番头大概是看见这许多肉类，喜出望外，再不顾虑到那些无意义的洁癖了吧。

　　番头夹着那块火腿咬了一口，又放回碗里去，拿起酒杯来呷一口酒。

　　伯强夹起一个鸡腿，但刚由锅里提出来，又掉回去了。于是他用五指了。左手抓着了鸡腿，把右手里的筷子放下，一面咬手中的鸡腿，一面哈哈地大笑。子琛看见伯强那种怪状，也只好跟着苦笑。番头也表示出一种欢快，凑着笑起来。

　　过了一刻，番头的火腿吃完了。伯强看他的样了还想吃，但不敢伸筷子过来。

　　“好吃么？味好不好？”伯强勉强地用他的有限的日本话问番头。

　　“好得很！好吃得很！味真好！”番头拼命地在称赞火腿好吃。

　　“你知道火腿好吃就好了！”伯强望着番头连连点头。

　　“那末，请吧！请多用些。”子琛不得主人的同意，在替主人劝客。

　　“那末，再顶戴（敬领）一块吧。”番头嘻嘻地笑着，垂涎欲滴地提起筷子来想伸进磁锅里去。

　　“ikemasen! ”伯强忙拿起自己的筷子抵住了番头的筷子，向他摇摇头。“你只许吃一块，不许吃两块！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你说顶龌龊的，不该挂在廊下，要挂在厕所里面去的火腿！你知道么，你现在知道了它的价值了，可以下去了！这样脏的东西是我们中国人才吃的。你们日本人是怕吃得的。”伯强再翻望着子琛，“老柳，请你翻译给他听。他当真我是在请他来吃火腿。这个日本小鬼太可怜了。”

　　子琛无可奈何，只得把伯强的话一五一十地翻译给番头听了。他很担心番头会给伯强下不去。但他偷看番头的神色一点不变，他听了子琛的话后，忙放下筷子伯强叩头，并向子琛说：

　　“柳先生，请你告知邬先生，那回真对不住邬先生了。那是我错了的，不该说那种无礼的话。我早就想来向邬先生谢过。不过失了一次的机会后，很难为情地一个人到邬先生房里来。今天真好，柳先生在这里，给了一个机会给我，得向邬先生道歉，这真是我顶欣幸的。”番头说了一大篇话后，再向邬柳各行了一个礼，就站起来推开房门，出去了。

　　伯强看见番头这样规矩地下去了，心里反感着一种空虚，兴致索然的。他想，这真难得，日本人中竟有这样宏量的人。他又在暗暗地佩服那个番头了。

　　经过这一次的喜剧后，番头对伯强的态度异常恭敬的。但伯强不情愿再住在这下宿屋里了。他等不到谢汉华到来，就搬了家，不通知他的同乡们就搬了家。等到汉华到东京之时，找不着他，问他的同乡们，谁也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竟有人说他因为住不惯日本地方，已经回国去了。

一九二八年三月于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