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旅途散记


  正睡着,朦朦胧胧的,我听见一阵号声。多清亮呀。一听见号,我的心就觉得热乎乎的,就会想起许多往日的旧事。有人在我耳边说:“到潼关了。”我睁眼一看,天亮了,那位同车的客人不知什么时候从铺上爬下来,正在目不转睛地望着远处的黄河,望着黄河对岸那片黑苍苍的大山。觉得我醒了,那客人又说:“从这直到宝鸡,就是所谓八百里秦川了。”

  那客人的身份名字,我也不清楚。从北京一上车,我们坐在一起,互相问了问姓,我就喊他老李同志。我见他前胸挂着一枚三级国旗勋章,知道是刚从朝鲜回来的。我呢,回来也不久,彼此谈起前线,三言两语,心就通气了。老李这人已经不年轻,眼角皱纹很多,身子又不好,在前线害神经衰弱病,现在到西北休养来了。昨儿一整天,我们对面坐在窗前,有时谈几句,不谈,彼此就默默地望着窗外。老李的话语很少,不容易猜透他的心思。不过我看得出,我想的,一定也是他想的。

  昨儿火车飞过河北大平原,我的心飞到窗外,我的眼睛再也离不开那片亲爱的土地了。看看吧,好好看看吧,有多少年不见了啊。一条河,一个村,一片果树园,对我也是亲的。飞尘影里,我远远望见辆骡车,车沿上坐着个年轻的农民,头上络着雪白的羊肚子手巾,鞭梢一扬,我觉得我又听见了那熟悉的乡土音调了。这片地,这儿的人民,我是熟悉的。我们曾经一起走过多么艰苦的道路啊!那时候,夜又长又黑,露水就要变成霜了,我好几回夹在成千成万的农民当间,悄悄溜到铁路边上,一锹、一镐,破坏当时日本人占据的京汉路。岗楼上的敌人打枪,我们有的人流了血,倒下去了。倒下一个,立刻会有几个黑影又站到原处来了。到底把条京汉路破成平地,犁成垅,种上庄稼了。

  现在这片国土终于得到自由。可是我知道,这每寸土地,每棵小草,每棵庄稼,都洒着我们人民的血汗,都是我们人民用生命争来的。

  我的眼睛离不开这片土地,老李也离不开。昨儿一整天,我们就这样对面坐着望着从我们眼前飞过来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直到很晚很晚,窗外黑下来,什么都看不见了,我们又打开窗,把头伸出去,尽情闻了闻田野里那股带点乡土气味的青气。老李轻轻说一声:“睡吧。”我们才睡了。

  睡也睡不稳,你看天一亮,老李又坐到原位子上,望起来了。

  这八百里秦川真富庶。这里的天气比北京要早一个月,满地是金黄的菜花,麦子长得齐脚脖子深,两只斑鸠一落进去,藏的就不见影。农民都下了地,挑粪的,赶着牛车送粪的,还常见一帮一伙的农民驾着牲口集体耕地。那驴呀马的摆着耳朵,甩着尾巴;人呢,光见嘴一张一张的,大概是唱着什么山歌。望见华山了,层层叠叠的山峰峭丽得出奇。可是沿着华山脚下,一路百十里,满是一片一片淡淡的白烟,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老李带着惊叹的口气说:“杏花开了!”

  真的,那无穷无尽的白烟正是杏花。在红杏绿柳当间,时常露出村庄,围着很高的村子城墙,年代太久了,墙上都蒙着挺厚的青苔。农忙这样紧,有的村子却在赶着拆墙。

  老李似乎猜透我心里的疑惑,又说了:“村子城墙没用了。早先年是怕土匪,天不黑就得关起城门,还得挡上碾子。现在拆了墙,正好用土上地,这叫墙粪。”

  我听了说:“你对西北熟得很哪。”

  老李笑笑,也没答言,半天掉过脸问我道:“你猜我想起什么来?”又紧接下去说,“我想起我的马。”

  原来老李是个骑兵出身的老战士,在西北坚持过多年的战争。照他的说法,马就是骑兵的命。打国民党反动派的时候,他调理过一匹铁青大骟马,又光又亮,浑身没有一根杂毛,谁见了谁爱。时常有紧急的战斗任务,几天连续行军,他自己带的馍不肯吃,宁肯饿着,也要先喂喂马。那马也真通人性,你引它遛遛,它会乐得直踢蹶,两只前蹄子一下子搭到你肩上,用嘴啃你的后脖领子。你给它指头,它用嘴唇轻轻衔着,也不咬。可惜这样一匹好马竟丢了。

  老李告诉我说,有一天,他骑着马要赶到上级指挥机关去接受任务,半路上和敌人的骑兵遭遇了。敌人有十几个,当时他只有突出去。老李把缰绳一抖,那马撒开腿,四只蹄子不沾地,一阵风似的奔跑起来。敌人追着打,子弹在耳朵边上吱吱直响,那马只管跑,接连翻了几架山,甩掉敌人,才一停下,那马腿一软,卧下去了。老李往回一看,山下远远扬起一片灰尘,敌人从后边又追上来。他想拉起马走,一连几下拉不起来,这才发觉那马中了枪,还不止一枪,马肚子下的草都染得血红。情况这样急,老李身上又有紧急任务,只好舍了马走吧。才走出几步,那马喴喴地叫起来。老李回头一看,那马支起两条前腿,想站又站不起来,拼命挣扎着爬了几步,咻咻直喘。老李的心像针刺一样痛。谁能舍了这样一个好战友啊!他又跑回来。又拉那马,那马再也站不起来了,只是用鼻子拱着老李的前胸,眼神显得那么凄凉,好像是说:“我不行了!我再不能跟你走了!”

  老李讲到这儿,嘲笑自己说:“你瞧,我怎么忽然会想起这个,奇不奇怪?”

  不奇怪,一点都不奇怪。我知道他想的不止是马,他想的是他过去曾经走过的那条战斗的道路。这些回忆也许带点苦味,可是啊,越是痛苦的事,今天回想起来,越有意思。不懂得痛苦的人,是不能真正体会今天的幸福的。

  老李是那么个沉默寡言的人,再也不能控制他的感情了,望着窗外低低喊:“你看,你看,每一小块地都翻过来了。”

  不错,都是新翻的,土又松又软,又细又匀。像是最精致的纱罗一样。

  老李忽然又问我:“你猜我又想到什么?”

  我说:“是不是又想到了马?”

  老李摇摇头笑着说:“不是——我真想从窗口跳出去,扑到土里打几个滚,那才舒服啊!”


  越往西北走,一个人越会从心眼里感到祖国的伟大,感到我们这个民族的伟大的传统。提起兰州,你准会想:哎呀,那有多远哪!好像是在极远极远的天边。你要是翻开地图一看,就知道错了。站在兰州,我才不过是站在祖国的肚脐眼上,恰恰是我们国土的正当中。时常一早晨,我爬上兰州城墙的望河楼,望着黄河。河水浩浩荡荡的,罩着层雾,仿佛是从天上流下来的。不时的会有个羊皮筏子顺着水漂下来。河面掀起风浪,弄羊皮筏子的筏子客划着桨,穿过风浪,镇定极了。我忽然会想起我们民族的历史,想起我们古代的祖先,想起我们祖先所建筑的万里长城,以及他们在敦煌千佛洞和天水麦积山所创造的古代灿烂的文化艺术。

  记得从宝鸡到兰州的路上,我挤到一辆火车里,身前是一大群男孩子,身后又是一大群女孩子,都只有十八九岁,又唱又笑,玩得真欢,乏了,彼此头歪到旁人肩膀上就睡。一醒,男孩子当中一个小胖子叫:“来,开火车呀!”便指定自己是北京,又指定旁人是上海,或者是西安,先拍着手嚷:“我的火车也要开。”好几个人都拍着手齐声问:“哪儿开?”小胖子拍着手说:“上海开。”那个指定是上海的男孩子赶紧接口说:“上海火车也要开。”这样不断玩下去,谁要是说慢了,小胖子立刻给人把帽子翻过来戴上,还逼着人家在地上爬,引得大家笑起来。一时,那帮女孩子也玩起“开火车”来了,于是满车只听见拍的巴掌响,只听见笑。不过女孩子究竟文静,谁说慢了,不用爬,唱个歌就行了。

  我回过头问一个女孩子道:“你们到哪去呀?”

  那女孩子满自信地说:“我们要去开发新疆。”

  我又问那群男孩子:“你们呢?”

  小胖子抢着答道:“我们要到西北去钻探石油。”

  你瞧,今天我们的人民继承着古代人民的创造,又在发挥更新的力量了。其实去开发大西北的绝不止是些青年男女,还有更多更多叫不上名的劳动人民。现在让我领着亲爱的读者到更远的地方去旅行一次,见见我们人民的创造力吧。

  一九五三年四月初,我从兰州过了黄河,往河西去。古时候河西三郡(凉州、甘州、肃州)都是边塞地方,常常有战争。唐朝王之涣的《凉州词》不是说么:“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把河西写得多么荒凉。要单从表面看,显着是有点荒凉。人烟少嘛,地方太高,又冷。七八天前我在西安去游城南的樊川,韦曲的桃花已经咧了嘴,神禾原上还开着棵稀奇少见的白桃花。这儿呢,节气差得远了。山是秃的,地是黄的,满眼不见一点绿色。一起黄风,贴着地面卷起团沙尘,天地都变得灰蒙蒙的。

  在凉州道上,半路我歇到一家小饭馆里,要了碗炒“炮仗面”。天很晚了,屋顶吊着盏煤油灯,也没罩,冒着黑烟。灯影底下,一个圆脸大眼的小孩不知在纸上乱画些什么。我逗着他问道:“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小孩一点不怕生人,一挺胸脯说:“当解放军,保卫毛主席者。”(者字是这一带人说话常带的尾音)饭馆主人是他爹,正炒面,铁勺子敲得锅叮叮𪠽𪠽响,大声喝道:“这孩子,就会瞎说!”脸上却透着怪得意的神气。又用铁勺子一指门,对我说:“你瞧这孩子,什么地方都好画。”原来那小孩用粉笔在板门上画着个人像,一眼就看出是画的毛主席。

  第二天往甘州奔,车子半道不来油了,司机停下修车。一个年轻农民凑到跟前看,脸方方的,样子很憨厚。谈起庄稼,我告诉他说:“西安的庄稼这样高了。”那农民说:“我们这刚播,冷嘛。”我说:“等将来能改变自然条件就好了。”那农民说:“对,等到社会主义就好了。”我笑着问:“谁告诉你的社会主义?”那农民眯着眼憨笑了笑,半天说:“谁告诉的?毛主席告诉的㗑。”

  这类事情小是小,可是谁能说西北的生活是荒凉的?不荒凉,一点都不荒凉。在人民心里,一种新东西已经发芽,已经长叶,新的生活也在发芽长叶了。不对,应该说是开花了。我要领你们看的就是我们人民在沙漠里培养出来的一朵劳动的花朵。

  我指的是戈壁滩上那座“石油城”。自从过了黄河,车子沿着长城跑了三天,四天头上,到了长城尽西头的嘉峪关,已经进入戈壁滩沙漠地带了。早先人民当中流行着两句古语:“过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出关的人总要用石头打那关门,要是吱地一声,声音回到关里去,就说人也早晚可以回来。可见关外荒远,一出去十个有八个要死到塞外去了。

  就是今天看来,嘉峪关外的光景也不一样。放眼一望,尽是无边的沙石,一点人烟都没有,连棵树也不见,遍地只有一丛一丛枯黄的骆驼草、芨芨草。旋风不知怎么那样多,一股一股的,把黄沙直卷到半空,像是平地冒起的大烟,打着旋在沙漠地上四处飞跑。天灰蒙蒙的,地灰蒙蒙的,太阳也像蒙着层灰,昏昏沉沉没有光彩。

  车子孤孤零零往前开着,有好几回,我望见远远出现一片湖水,清亮清亮的,有树,隐隐约约还有房子。那是什么地方呢?人走在荒漠里,忽然看见树,看见水,多触动人心啊。快赶到吧。赶到跟前一看,什么没有,有的只是黄沙,只是碎石。

  司机大声说:“有人叫这是沙市,说是地气照的,晴天好日子常看见。”说着把车头一掉,朝着祁连山开去。车子冲过一段冻着四五尺厚冰的大冰滩,爬上一带大沙岗子,远处又影影绰绰现出一片房子,活脱脱就像那真的一样。

  我用手一指叫:“看哪!又是沙市。”

  司机笑起来:“这回不是沙市,到了玉门油矿了。”

  说实话,尽管我早知道这儿有个油矿,一旦来到矿上,还是不能不吃一惊。我万想不到在这荒远的大漠里,竟建设起这样一座漂亮的城市。让我们先看看市容吧,最好是看看夜景。夜晚,你爬到个高岗上一望,就会看见在祁连山脚下,在戈壁滩上,密密点点全是电灯,比天上的星星都密。自从离开兰州,我还是头一次见到这样的繁华灯光。一个矿上的同志会指点给你看那片灯火是采油厂;那片是油矿办公室;那片是礼堂剧场;那片是医院,工人休养所;那片是报馆,广播电台,图书馆;那片是邮电局,银行,商店;那片又是石油工人的住宅区。那北面又是什么地方?冒起好大一片红光,忽闪忽闪的,像起了火一样。那是炼油厂在炼油了。要是白天,你不妨顺着又宽又平的大马路散散步。可得当心,别叫车撞着。汽车来来往往有的是,石油工人上下班,都坐卡车。那不是又来了一辆,车上的工人都穿着帆布衣服,戴着银光闪闪的铝盔,脚上蹬着高腰牛皮靴子。他们也不知道累,还唱呢。一群休班的工人正倚在新华书店的墙上,剥着花生吃,一面翻着画报看。一眼望见那辆卡车,一个青年对着车高声问道:“王登学,今天又钻多少尺了?”车上的人来不及答,卡车早飞过去了。

  隔一天,我便认识了那个叫王登学的钻井工人。王登学长得高高的,黄眼珠,见了生人有点腼腆。我已经听说他是模范小队长,可是你要想问他怎样当的模范,一辈子别想问得出。他先只笑一笑,用手划着桌子,也不回答。再问,他说:“我没有什么,我也不知为啥评我的功。”赶你问第三遍,他笑着说:“就是我和大家一起,总想把事情做好,再也没什么,你不如去看看我们小队吧。”

  我就去看他的小队。他们正在四五十里外的祁连山里打新油井。荒山野坡,房子都没有,只好搭几个蒙古包避避风沙。戈壁滩一带地势太高,空气薄,风又硬。内地乍来的工人嗓子都发干,鼻塞发昏,睡不好觉,还常常闷的透不过气来。冬天一到,漫天飘风扬雪的,石头子都冻裂了。工人们不管白天黑夜,照样要在露天地里钻井。有时换钻杆,一摸,手套都沾上了。要是不戴手套,准会沾掉一层皮。也许夏天该好一点吧?也不好。太阳一晒,沙漠上热的像个大蒸笼,找点水喝都没有。说声变天,一起风,六月天也会飘下一阵雪花来。你看那祁连山,多险恶,一年四季不化雪,山头总是白的。这几年,工人们就是这样围着戈壁滩转,一处打出油来,又换一处,再装起大钻机,架好钻台,白天钻,黑间钻,从地下发掘祖国的宝藏。

  我见了王登学的小队首先说:“你们辛苦啦,同志。”

  工人们争着说:“不辛苦,这有啥辛苦?人家志愿军在朝鲜趴冰卧雪的,比咱苦多了。咱这算啥?”

  我说:“怎么不辛苦?你们在这,要是不回矿上去,整天连个生灵也不见。”

  一个尖鼻子的司钻说:“嗐,同志,你可猜错了。咱们这儿人来人往的,热闹得很。一到黑夜你听吧,嗥嗥的,净狼叫。白天碰巧还有伶伶俏俏的小媳妇来参观呢。都穿着翻毛黄皮大衣,打扮得溜光水滑的,真招人爱。可就是有一宗,不大文明,都露着白屁股蛋,好不好摆摆小黑尾巴,放一阵臊。”

  另一个工人咬着牙,揍了他一拳,回头望着我笑道:“别听他的,他说的是黄羊。”

  王登学领我围着钻机转了一圈说:“同志们的好处就是肯干,你叫他休息一下吧,建设祖国嘛,还休息啥?志愿军在前方打仗,坦克,汽车,哪样不得汽油。要说苦,咱比刘公之那些修井工人,还差得远呢。”

  关于刘公之,我听说了。早先国民党反动政府,也曾在这儿采过油,把油层破坏得不轻。一次打着打着井,油喷了,有柱子粗,直喷多高,把钻管子一根一根都鼓出来,钻头叫喷的油遮住,什么看不见。流出的油又着了火,像条火龙满地滚,直流出好几十里路。油田毁了,反动政府把井也填了。我们要修复废井,刘公之便领人掘开土,找到管子头,重新往下钻。钻着钻着,地里喷出泥浆,滚烫滚烫,喷到衣服上,衣服烧破了,喷到脸上,脸烧烂了。刘公之满身喷的都是泥浆,顺着裤腿往下流。凭他的经验,他明白废井一定要喷。地里憋着那么多淤气,还能不顶的泥浆喷?喷就让它喷吧,一会喷过去,刘公之带着伤照样指挥修井,到底把口死井弄活了。

  我见到刘公之那天,他正领人修理另一口废井。这人有三十几岁,方脸,大嘴,举动很稳重。腰上哗啦哗啦的挂着串钥匙,是工具箱子上的。工具一用完,他总要亲自锁好,自己带上钥匙。这使我记起另一件关于他的事。人说有一回打井,一阵风来,落下场大雨。他见露天放着堆水泥,急了,赶紧脱下雨衣去盖,旁的工人也跟着脱雨衣盖。他自己叫雨淋的稀透,回到家里打喷嚏。他老婆埋怨他不知爱惜自己,刘公之也不做声,半天说:“淋了我你知道心疼,淋了水泥我就不心疼!”

  我瞅了空,拉他坐到个空油桶上,想交谈几句。刘公之低着头,用大手搓着大腿,挺为难地说:“我这个人,笨口拙舌的,谈什么呢?”

  我说:“谈你自己吧。”

  他像吃了一惊,仰起脸笑着说:“我有什么可谈的?”接着用两手托着腮,不言声了。一会他问我:“你知道张多年么?”

  我不知道。刘公之耷拉着眼皮,也不望人,慢言慢语说起来了:“哎,那可是个好同志!头回修那口废井,为的防泥浆喷,大家想出个法,用橡皮做个油管子头,一喷就套上。有一回又喷了,喷得特别厉害。要套那油管子头,死活也套不上去。泥浆喷得人眼睛睁不开,急死人了。要靠到跟前去套吧,围着管子有个圆井,里面满是泥呀油的,谁敢跳下去?人家张多年就跳下去了,噗通一下子,油没到脖颈子,吓得旁边的人都变了脸色。可是人家到底套上油管子头,救下这场祸,他自己可烧得不像样子了。”

  我听了问:“你当时也在场么?”

  刘公之说:“怎么不在?你看,我就没做到这一点。许多同志都比我强,谈我做什么?”

  我很想认识认识张多年,不巧他头一阵下了矿山,学习去了。不过我知道就是见了他,他准会说:“这有什么?我不过做了我应该做的事罢了。”

  这无穷无数好同志,就是这样,一点不看重自己,总觉自己平常。是平常。但就是这无数平常人,世世代代,每人都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事,每人都献出他们所能献出的力量,一天一月,一年一世,修了长城,创造了古代灿烂的文化,而今天,有的人又在征服沙漠,为人类开辟更远大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的人民,这是个怎样伟大的民族啊!

  我多么愿意变做一铲泥,加到我们人民正在建设的祖国大厦上。只要能是一铲泥,我也算没浪费我的生命了。

一九五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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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杨朔
Type: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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