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於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開會的日子
那年，我十九歲。一天，國民黨特務把我捉住了。他們威脅我，要我“放明白點”，並且獰笑着把我丟到公安局的看守所。我完全莫名其妙，渾身發燒，像害了寒熱病似的。我的罪狀是滑稽的：謠傳巴比塞到上海來了，我於是到虹口碼頭那兒去看看，結果是撲了空，這位大文學家並沒有來，失望之餘，我便悵望着黃浦江的濁流，在碼頭那兒留戀了一會。我沒有想到這會犯罪的，因此我到底沒有明白究竟哪一點觸怒了國民黨老爺們的法律。看守所很像公園裏陳列動物的籠子。粗大的柵欄裏面只有光禿的地板。從柵欄裏望出去，天地是很小的。秋天了，我們的籠子很擁擠，白天流汗，夜裏便冷得發抖。每天，天一亮，我就等待着，很憂愁。我總在想，不論是爲了黃浦江的水，還是爲了巴比塞的臉，都不該這樣對待我的。他們或者在清醒的時候，會把我放出去。……小天地裏的太陽彷彿是很可愛的，從來沒有感到陽光有如此的明澈。多少熟人的臉閃過去了，他們一定在焦灼地議論着。但天漸漸黑下來。一天又完了，我躺下來，在刺骨的秋風裏蜷縮着。黃浦江的輪船不斷的在黎明前發出短促的喚人聲，看守又踏着清脆的腳步聲走過去了。最後，我終於弄清楚了，最愚蠢的行爲也較好於我的這種等待。
於是，對於看守所的生活，我也就逐漸習慣下來了。這兒，是生與死的門檻，人與畜的關頭，是英雄與懦夫、偉大的革命者和無恥的叛徒的考驗所。一批被解走了一批又丟進來。牆壁上寫滿了這些進進出出人們的手跡，有的是用手指劃的；有的是用人血或者臭蟲的血抹的；也有用鉛筆寫的：
“自由的血，
灌溉了自由的花，
鮮紅的旗幟，
懸掛在全世界！”
“畜生，總有一天我們要審判你！”
“我愛自由更愛真理！”
“工人階級的血是不會白流的！”
“哈哈，你錯了！”
“某某人到此一遊！”
“親愛的，你猜我現在想什麼呢？”
所有那些模糊的斷續的字句，我都辨認過了。我學會了很多。在監獄裏，我才上了人生的第一課。那首自由的血的小詩，寫的並不好，但這卻是一個女工，在老虎凳上熬過五塊磚的毒刑後，沾着自己的血寫下的，多麼真實，堅定和充滿信心的情感！
我學習着！
學會了國際歌，又學會了一些別的。無聊的時候——有時候我們是很無聊的——便也學着用自己的臂膀，把地板縫裏的臭蟲成長串的引出來，再一個一個的把它捺碎；也學着用兩個銅板夾掉叢生的鬍子；也學會了用一小束棉花在地下搓出火來；以及諸如此類的事情。
一天下午，我正在聚精會神地捺着臭蟲，鐵門響了。一個小老頭站在外面——也許他並不是小老頭，這不過是因爲我太年輕了。——正被一個特務解除武裝。這通常是由普通警察執行的，但這次特務卻親自出馬了。經過搜索，特務命令他解下鞋帶和褲帶：
“你放心，共產黨員是不會自殺的！”
我吃了一嚇！在我們這兒因爲還都是些未決犯，大家雖然很親密，但對於各人的案情卻是諱莫如深的。有些變節分子在暗中窺伺着，大家的警覺是提得很高的，敢於這麼公開宣稱共產黨員光榮稱號的，他是第一個，有些什麼不平常的事情發生了。
我用半塊水銀已經蝕落了的小鏡子——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它就像遺產似的藏在我們號子裏了。——伸到柵欄外邊去望望，鏡子裏清楚地反映出他的名字：鄧中夏！
當時我並不十分知道他，我僅僅是在什麼地方讀過他的名字。但這並不能減輕我心裏的沉重。一個重要的人被捕了，多麼巨大的損失！我望着他，一個結實的小老頭，他正低低的興奮的跟一個人談話。他和我們處了三天，就被解到南京去了。在這三天裏，也只有很少的時間跟我們在一起，他不斷地被提出審問，審問的時間很長。有時候，他剛回來，就又被提走了。我想象着，特務們大概是急切的想從他的嘴裏探知點什麼，他們也許對他使用了什麼最慘酷的方法。但我的想象是不能從他身上證實的，每次他回來，除了興奮以外，就像是沒經過什麼一樣。很難看出這是一個剛剛經歷過嚴重的審訊的人，他甚至於不疲倦，他像是剛剛在什麼地方散散步。回到家裏來了。路上碰到了一個久別的朋友，因此略微兒有點興奮。興奮使他不能不和家裏的子弟談點什麼，於是他就談了。他總是一回來便和我們中間的一個進行那種低低的談話的。
談些什麼，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從來沒有談過他自己。一次，輪到我了，他問我審問過幾次了？捱過打沒有？被什麼人指證過沒有？想什麼人嗎？
我談着、談着，忽然一下子把什麼都傾吐出來了。究竟是什麼東西使我信任了他，我不懂，但似乎是沒有隱瞞什麼必要似的。
“你看我會怎麼樣呢？”
他和我並排躺着，很平靜：
“沒什麼，只要什麼都不承認，你不久會放出去的！”
“你呢，——很，很討厭吧？”
對於我這膽怯的詢問，他沒有回答，笑了。或者是：我感覺着他笑了，因爲燈很暗，我並不能看得很清晰，只感到他嘴角上有些笑意罷了。這種笑意，當時使我很安心，其後很久，我才真心懂得了他的意思！
他安慰並在恰當的時候鼓勵了我們。他睡的很少。有時候有點激動。特別是當特務或者警察騷擾着我們的時候。他便尖銳地抨擊着。看守我們的警察，是些愚蠢而可憐的人。他們似乎養成了一種癖好，喜歡大聲的對我們發表他們的訓世哲學。我們不能不忍受着，於是他們便從我們的忍受裏獲得了滿足和驕傲。但鄧中夏同志很快就結束了這種場面。一次，當那猥瑣的小人物又踱着方步，開始對我們發表着什麼的時候，他得到了他所應該得到的：
“吵什麼，你這狗！”
他似乎吃了一驚，有點惱羞成怒的樣子。但他望了望鄧中夏同志，嘟噥了一句便走開了。以後，當鄧中夏同志留在我們一起的時候，我們耳朵旁邊便清靜些了。
我們之中，如果有人被提出審問，無論多麼夜深，鄧中夏同志都在等待着，他等待着被審問的人回來。他以一種無比的堅定關切着我們每一個，他的眼睛是那麼熱烈，你望進去，望着、望着便望見了希望。於是你便感到你是有力量的，無論是牢獄還是比牢獄更可怕的東西，都被這種力量輾碎了。一次，一個姓馬的被提出去審問了，鄧中夏同志照例等待着，差不多快黎明的時候，那姓馬的纔回來。他湊近去，我聽到了他那慣例的低低的聲音，忽然，有點什麼異乎平常的事情發生了，那姓馬的惶惑地解開他的褲子，連聲地說：
“他們打了我，打了，你看，你看！”
我看到他的屁股上和腿上盡是青一塊紫一塊的傷痕，這個人是個大個子，平常有說有笑，我們都喜歡他，我的心收縮得很利害，我想哭！但鄧中夏同志卻一點都不看他，他的眼睛望着別的什麼，很久，從齒縫中憎惡的吐出兩個字：
“叛徒！”
他從什麼地方知道了這個人的卑賤行爲呢？從他的迴避的眼睛裏？還是從他那犯罪的臉色上？我想象不出，但他的判斷顯然是正確的，因爲那以後很多天，這姓馬的甚至連講話的聲音都變了，或者更正確地說，他再沒臉自由地說笑了。
然而鄧中夏同志終於離開我們了。他走了，被解至南京去了。那天夜裏，特務就在我們面前給他上了鐐，並把他的右手和另一個人的左手銬在一起。我們在柵欄裏面望着他，沒人敢弄出任何聲響，靜，靜得很。他是那麼堅定和有信心，這種無畏的精神似乎把他本來不高的身軀都改變了，他顯得那麼巨大。但不管這一切，我們望着他，望着他，非常悽楚的，他忽然回過頭來向我笑笑，那麼快，我還沒來得及回答他，他的左手舉起來——因爲右手上了銬：
“打倒國民黨！”
“共產黨萬歲！”
接着，在腳鐐聲中，響起了雄壯的歌聲：
“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的罪人！
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
這是最後的鬥爭！”
沒人敢應和他，他一個人在唱！他一個人在腳鐐的節拍下唱！但世界上再沒有什麼聲音敢於和他比擬了，他一個人，唱出了全世界的憤怒！特務們像一個陰險的人被戰敗了似的冷笑着，鐵青着臉緊跟在他後邊。我們這些在柵欄裏的，我們在心裏呼喊着，重複着：“這是最後的鬥爭！”止不住眼裏淌着感動的淚！
之後，我被解往另外的監獄，但因爲各個監獄之間有着一種奇異的聯鎖，所以不幸的消息很快就傳到了我們這邊：鄧中夏同志被國民黨殺害了。
我躺着，不動地躺了很久。想着他的笑，他的興奮，他的低低的談話，他的憤怒的斥責，他的安慰、鼓勵和等待提審的人回來時那種平靜，他的雄壯的口號和他那壓倒一切的歌聲……忽然一下子就跳了起來。是的，一定的，從最初的剎那起，他便清楚的看見了自己的刑期。他活在這世界上的日子越少，他工作的熱誠便越強。那些最後的日子，他是在一種忘我的熱情裏工作着的。他是個光榮的共產黨員，只要還活着，他便工作，而且儘可能地多做一些。他宣傳、組織、戰鬥……
我懂了我所不懂的一切。
“自由的血，
灌溉了自由的花，
鮮紅的旗幟，懸掛在全世界！”
我記起了這首永不能忘卻的小詩，記起到現在還活在我心裏並教會了我一切的鄧中夏同志！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