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三个都不想作汉奸。年岁，知识，理想，都不许他们随便的跪在任何人的面前。
可是，他们困在了亡城之中。在作英雄与汉奸之间，只还有一个缝子留给他们——把忠与奸全放在一边，低首去作行尸走肉：照常的吃喝，到极难堪的时节可以喝两杯酒，醉了就蒙头大睡。这很省事，而且还近乎明哲保身。
是的，钻到这缝隙中去，的确是没办法中的办法。论力气，三个人凑在一起，不过只能搬起一块石头来。就说能把块石头抛出去，而恰好能碰死一个敌人，有什么用处呢？三个人绝对抵不了成群的坦克车与重炮。论心路，三个人即使能计划出救亡纲要来，而刺刀与手枪时刻的在他们的肋旁；捆赴行刑场去的囚徒是无法用知识自救的。简直无法可想。
王文义是三个中最强壮的一个。差一年就在大学毕业了；敌人的炮火打碎他的生命的好梦。假若他愿意等着文凭与学士的头衔，他便须先承认自己是亡国奴。奴才学士容或有留学东洋的机会，当他把祖宗与民族都忘记了的时候。他把墙上的一面小镜打得粉碎，镜中那对大而亮的眼，那个宽大的脑门，那个高直的鼻子，永将不能被自己再看见，直到国土收复了的一天。忘了祖国与民族？且先忘了自己吧！被暴力征服的人怎能算作人呢？他不想作个英雄，可是只有牺牲了自己才算是认识了这时代给予的责任。这时代意义只能用血去说明。
他把范明力和吴聪找了来，两个都是他的同年级而不同学系的学友。范明力的体格比不上王文义，可也不算怎样的弱。眼睛不大水灵，嘴唇很厚，老老实实的像个中年的教师似的。吴聪很瘦，黄黄的脸，窄胸，似乎有点肺病；眼睛可很有神，嗓音很大，又使人不忍得说他有病。他的神气比他的身体活泼得多。
“有了办法没有？”王文义并没有预备下得到什么满意的回答的希望。反之，他却是想说出他的决定。
范明力把眼皮搭拉下去，嘴角微微往上兜着，作为不便说什么的表示。
“我们逃吧？”吴聪试着步儿说，语声不像往日那么高大，似乎是被羞愧给管束住。
“逃？”王文义低声的问，而后待了半天才摇了摇头：“不，不能逃！逃到哪里去？为什么逃？难道这里不是我们的土地？”
“我也这么问过自己，”吴聪的语声高了些，“我并不一定要逃。我是这么想：咱们死在这里太可惜，而且并没有什么好处。”
“是的，我们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可惜；三个人的力量太小，无益。”王文义点着头说。忽然，他立了起来，提高了语声像个演说家想到了些激烈的话似的：“可是，亡国奴是没有等级的，一个大学生和一个洋车夫没有丝毫的分别，再从反面来说不愿作亡国奴的也没有等级，命都是一样的，血，没有高低；在为国牺牲上，谁的血洒在地上都是同样的有价值。爱国不爱国，一半是决定于知识，一半是决定于情感。在为民族生存而决斗的时候，我们若是压制着情绪，我们的知识便成了专为自私自利的工具。保护住自己，在这时候，便没有了羞耻。站在斗争的外边，我们便失了民族的同情与共感。去牺牲，绝不仅是为作英雄；死是我们每个人应尽的义务，不是什么特别的光荣。想偷生的人说死最容易，决定去牺牲的人知道死的价值。我不逃，我要在这里死。死的价值不因成就的大小，而是由死的意志与原因，去定重轻。”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范明力的厚嘴唇好像是很吃力的样子掀动着。“死不为是急速结束这一生，而是把一点不死的精神传延下去。”
“我再说，”王文义的宽脑门上涨出些红亮的光：“我不是什么英雄主义，而是老实的尽国民的责任。英雄主义者是乘机会彰显自己，尽责的是和同胞们死在一块，埋在一块，连块墓碑也没有。”
“好吧，”吴聪把窄胸挺起来，“说你的办法吧！我愿意陪伴着你们去死！”
“我们先立誓！”
吴范二人也都立起来。
“吴聪，范明力，王文义，愿为国家而死，争取民族的永远独立自由；我三人的身体与姓名将一齐毁灭，而精神与正义和平永在人间！”
“永在人间！”吴范一齐应声。
一种纯洁的微笑散布在他们的脸上，他们觉得死最甜蜜，牺牲是最崇高的美丽，全身的血好像花蜜似的漾溢着芬香。他们心平气和的商议着实际的办法。最难决定的——死——已被决定了，他们用不着再激昂慷慨的呼喊，而须把最高的智慧拿出来，用智慧配合着勇敢，走到那永远光明的路上去。他们耳中仿佛听到了微妙的神圣的呼召，所以不慌不怕；他们的言语中有些最美妙的律动。像是回应着那呼召，而从心弦上颤出民族复兴的神乐。
* * *
在驴儿胡同的口上，无论冬夏老坐着一个老婆婆。灰尘仿佛没有扑落过来的胆气，她老是那么干净。穷困没有能征服了她，她那随着年纪而下陷的眼中，永远深藏着一些和悦亲善的光，无选择的露给一切的人。她的职业是给穷人们缝补缝补破鞋烂袜子；眼还没有花，可是手总发颤，作不来细活计了。她的副业是给一切过路人一点笑意，和替男女小学生们，洋车夫们，记着谁谁刚才往南去了，或谁谁今天并没有从这里经过，而是昨天太阳偏西的时候向北去了。这个副业是纯粹义务的，唯一的报酬是老少男女都呼她“好妈妈”。有人说，她本是姓“郝”的。
城陷后，胡同口上好几天没有好妈妈的影儿。大家似乎没理到这件事，因为大家也都没敢出来呀；即使大着胆出来，谁还顾得注意她：国土已丢失，一位老妈妈的存亡有什么可惊异的呢？
可是，她到底又坐在那里了。一切还是那样，但她不能再笑脸迎人。还是那样的一切中却多了一些什么：她所认识的旗子改了颜色，她所认识的人还作着他们的事，拉车的拉车，卖菜的卖菜，可是脸上带着一层羞愧。她几乎不敢再招呼他们。那些男女小学生都不上学了，低着头走来走去，连义勇军进行曲也不再唱。大街上依然有车有马，但是老有些出丧的味儿，虽在阳光之下，而显着悲苦惨淡。
活了六十多岁，她经过多少变乱，受过多少困苦，可是哪一次也不像这次这么使她感到愤恨，愤恨压住了她的和悦，像梦中把手压在了胸上那么难过。她看见了成群的坦克车在马路上跑，结阵的飞机在空中飞旋，整车的我们青年男女捆往敌营去吃枪弹，大批的我们三四十岁的壮汉被锁了去……这些都不足引起她的恨怒，假如这些事底下没有“日本”这两个字。活了六十多年了，她不怀恨任何人，除了日本。她不识字，没有超过吃喝嫁娶穿衣住房的知识，不晓得国家大事，可是她知道恨日本。日本一向是在人们的口中，在她的耳边，在她的心里，久已凑成一块病似的那么可恨。没有理由，没有解释，她恨日本。只有恨日本，她仿佛渺茫的才觉得她还知道好歹，不是个只顾一日三餐的畜生。现在，满天飞的，遍地跑的，杀人的，放火的，都是日本，而日本这两个字已经不许她高声的说出，只能从齿缝唇边挤擦出来。像牛羊在走向屠场时会泪落那样，她直觉的感到不平与不安。
最使她不痛快的，是马路那边站岗的那个兵。她对谁都想和善，可是对这个兵不能笑着点点头。他的长刺刀老在枪上安着，在秋阳下闪着白亮亮的冷光。他的脚是那么宽，那么重，好像唯恐怕那块地会跑开似的死力的踩着。那是“咱们”的地；好妈妈不懂得别的，那块地是谁的她可知道的很清楚，像白布上一个红团不是中国旗那样清楚。她简直不敢再往马路那边看。可是不看还无济于事，那白亮亮的刺刀，宽重的脚，时时在她的心中发光，踩压。
她慢慢觉出点奇怪来：为什么咱们不去揍他呢？揍人，是她一向反对的事，可是现在她觉得揍那个兵，日本兵，是应当的。揍，大家不但不去揍他，反倒躲着他走呀！咱们的那些壮小伙子简直没有心胸，没有志气，没有人味儿！假若她有个儿子，要去揍对面的那个兵，她必定是乐意的，即使母子都为这个而砍了头，也是痛快的。
她不愿再坐在那里，但又舍不得离开：万一在她离开的那会儿，有人来揍那个不顺眼的东西呢！她在那里坐得更久了，那个东西仿佛吸住了她。他简直像个臭虫，可恨，又使她愿意碰见——多喒才有人来用手指抹死他呢！她血液中流着的那点民族的生命力量，心中深藏着的那点民族自由自立的根性，或者使她这样愤怒，这样希望。杀了这个兵有什么用处？她不知道，也不想去思索。她只觉得有他在那里是种羞辱，而羞辱必须洗扫了去。正像个小姑娘到时候就懂得害羞，这位老婆婆为着民族与国土——虽然连这俩名词都不会说——而害羞。凡是能来杀或打这个兵的，她便应当呼之为——容或她会说这个——英雄。她的心目中的英雄不必是什么红胡子蓝靛脸的人物，而是街上来来往往的那些男子，只要他敢去收拾那个兵。在她的心中，在王文义的心中，在一切有血性的人的心中，虽然知识与字汇不同，可是在这时节都会唱出与这差不多的歌来：
“国土的乳汁在每个人血中，
一样的热烈，一样的鲜红；
每个人爱他的国土如爱慈母，
民族的摇篮，民族的坟墓。
驱出国境，惨于斩首；
在国土上为奴，终身颤抖，
是灵魂受着凌迟，
啊，灵魂受着凌迟！”
她等着，等着那英雄，那平凡而知道尽责任的英雄。啊，那兵又换班了，一来一去，都是那么凶恶。啊，大队从南向北而去了，刺刀如林，闪亮了全街。啊，飞机又在头上了，血红的圆光在两翅上，污辱着青天。我们的英雄啊，怎么还不来？还不来？老妈妈的盼祷，也就是全民族的呼声吧？
老妈妈等了许多天，还没把那英雄等来。可是她并不灰心，反倒加紧的盼望，逢人便低声的打听：“咱们怎样了呢？”那洋车夫与作小买卖的之中也有会看报的，说给她一些消息。可是那些消息都是日本人制造出来的，不是攻下这里，便是打到某处。那些地名是好妈妈一向没听到过的，但是听过之后，她仿佛有些领悟：“咱们的地真大！”同时，她就更盼望那件事的实现：“咱们怎不过去打他呢？哪怕是先打死一个呢？”她的针尖顺着拉线的便利，指了指马路那边。“好妈妈，你可小心点！”人们警告她。她揉揉老眼，低声的说：“他不懂我们的话，他是鬼子！”
好消息来了！拉车的王二拿着双由垃圾堆上拾来的袜子，请好妈妈给收拾一下。蹲在她旁边，他偷偷说：“好妈妈，今天早上我拉车到东城，走到四牌楼就过不去了，鬼子兵把住了街道，不准车马过去。听说我们两个小伙子，把他们的一车炸弹全烧完，还打死他们五六个兵！”王二把挑起的大指急忙收在袖口中，眼瞭了马路那边一下，刚碰到刺刀的光亮就收了回来。“俩小伙子都没拿住，”他的声音更低了些，可是更有力了些。“吃过饭，我又绕回去，那里还不准过人呢！听说那俩小伙子是跑进一家小肉铺去，跑进去就没影儿啦。好妈妈，你看肉铺的人也真有胆子，敢把俩小伙子放走！我们有骨头的，好妈妈？”
好妈妈几天没用过的笑容，由心中跳到脸上。“要是有人敢打那边的那个东西，我就也敢帮忙，你信不信？”
“我怎么不信？我要有枪，我就敢过去！好妈妈你别忙，慢慢的咱们都把他们收拾了！有了一个不怕死的，接着就有十个，一百个，一千个，是不是，对不对？”王二十分困难的把语声始终放低。“你看，鱼市上木盆里养着鳝鱼，必须放上一两条泥鳅。鳝鱼懒得动，日久就臭了。泥鳅爱动，弄得鳝鱼也得伸伸腰。我就管那俩小伙子比作我们的泥鳅，他们一动，大家伙儿都得动。好妈妈？”
“谁说不是！我在这儿等着，说不定明天就有人来打他，”随着“他”字，好妈妈的针又向外指了指。“他要是倒在那儿，我死了也痛快！我不能教小鬼子管着！”
第二天，好妈妈来得特别的早，在遇上熟人之前，已把笑容递给了红红的朝阳。
可是一直到过午，并没有动静。“早晚是要来的！”她自言自语的说。
都快到收活的时候了，来了个面生的小伙子，大眼睛，宽脑门，高鼻子。他不像个穷人，可是手中拿着双破袜子。好妈妈刚要拿针，那个小伙子拦住了她。“明天我来取吧，不忙，天快黑了。回家吗？一块儿走？来，我给拿着小筐！”
一同进了驴儿胡同，少年低声的问：“这条胡同里有穿堂门没有？”
好妈妈摇摇头，而后细细的端详着他。看了半天，她微微一笑：“我知道你！”
“怎么？”少年的眼亮得怪可怕。
“你是好人！”好妈妈点头赞叹。“我告诉你，这里路南的第十个门，有个后门，可是没法打穿堂儿，那是人家的住宅呀。”
少年没有言语。好妈妈慢慢的想出来：
“行！我要准知道你什么时候来，我可以托咐倒脏土的李五给你们开开门。”
少年还没有言语。
“你的心，我的心，都是一样！”老妈妈抬头望了望他。
“什么意思？”
“我说不明白！”好妈妈笑了。“你是念书的人吧？”
青年点了点头。
“那你就该懂得我的话。”好妈妈的脸上忽然非常的严肃起来：“告诉我，你明天什么时候来？我不会卖了你！”
“我明天早晨八点来！”
“就是卖杏茶的周四过来的时候？”
“好！卖杏茶的过来，那个门得开开！”
“就是！”
“你知道我要干什么？”
“知道！”
“啊？”
“知道！你的心，我的心，都是一样！”
次日，好妈妈早早就到了。她坐了好像一年的样子，才听到周四尖锐的嗓音渐渐由远而近：“杏儿——茶哟。”好妈妈的手哆嗦起来，眼睛钉住那边的刺刀尖——一个小白星似的。“杏儿——茶哟。”周四就快到她面前了，她的眼几乎不能转动，像黏在了刺刀尖上。忽然，直像一条黑影儿，由便道上闪到马路边的一棵柳树后，紧跟着，枪响了，一声两声。那个兵倒在了地上。南边北边响了警笛。那条黑影闪进了驴儿胡同。倒在地上的兵立了起来，赶过马路这边。南边北边的“岗”，也都赶到，像作战的蚂蚁似的，匆忙的过了句话，都赶进胡同中去。好妈妈停止了呼吸。等了许久许久，那些兵全回来了，没有那个少年，她喘了口气，哆嗦着拿起那双袜子来，头也不愿再抬一抬。
也就是刚四点钟吧，她想收活回家，她的心里堵得慌，正在这么想，取袜子的来了！她几乎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楞了一会儿，她把袜子递给他。他蹲在一旁，看着袜子，低声的问：“早晨我打死他没有。”
好妈妈微微一摇头。“他装死儿呢，一会儿就爬起来了。”
“呕！下回得用炸弹！”他一边说着，一边掏出一块钱的票子来：“妈妈和李五分吧。”
“留着用吧，我不要！”好妈妈摆了摆手。“你要是有枪啊，给王二一支，他也愿意干。”
“有的是人，妈妈！”
“你姓什么呢？”
“暂时没有姓名，”少年立起来，把袜子和钱票都塞在衣袋里，想了想：“啊，也许永久没有姓名！再见，妈妈！”
“哎，下回来，打准一点！”好妈妈的心里又不堵得慌了。
* * *
他们三个又坐在一处，互相报告着工作，并且计划着以后的办法。
范明力的厚嘴唇仿佛更厚了些，增加了沉默刚毅的神气。吴聪的窄胸似乎已装不下那些热气，挺着细脖，张着点嘴，像打鸣的鸡似的。他——不像范明力——有点按不住他的得意，越想两三日来的成绩越高兴。王文义不得意，也不失望，而是客观的批判着：
“咱们的成功与失败都没关系，唯一的好处是把未死的人心给激动起来了。咱们的心，大家的心，都并差不很多。我们只是作了应该作的事，至多也不过是先走了一步而已。好吧，我们商量明天的事；就热打铁，教这座城必定变成敌人的坟墓！”
原载1938年5月4日《抗战文艺》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