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大家生活在我國的首都北京，對於北京的今天，人人都很關心，人人都很熟悉，這是很自然的，也是完全應該的；而對於北京的昨天，知道的人就比較少，甚至有的人簡直對過去的事情很不瞭解，這是一個缺點。其實，對過去的歷史瞭解得多一些，能夠體會我們的先人在歷代封建壓迫下怎樣過那痛苦的生活，就一定會更加熱愛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制度，更加熱愛我國工人階級和它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正在領導我們進行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因爲今天的中國和今天的北京，乃是歷史的中國和歷史的北京的一個巨大發展啊！

　　今天的北京已經可以算得是一個現代的工業城市了；然而，歷史上的北京卻根本沒有什麼工業，因而，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似乎北京在歷史上也決不會出現勞動羣衆的隊伍。殊不知，事實並不是如此。遠在三百五十八年前，公元一六○三年，當明神宗朱翊鈞統治中國的時候，在北京街頭上，就已經出現了大規模的勞動羣衆遊行的隊伍。

　　原來早在一五九六年，即明代萬曆二十四年，北京西山門頭溝一帶的煤礦已經被開採了。從那以後，北京西山的煤窯不但有官辦的，而且有私人經營的，明朝政府派了稅官，專收礦稅。到了萬曆二十六年，有一個太監名叫王朝，充當“西山煤監”，大肆敲詐勒索。他一連搞了五個年頭，簡直把西山鬧翻了。許多民窯的業主和煤窯的勞動者們忍無可忍，不得不聯合起來，於一六○三年的春天，採取行動，反抗明朝政府的封建壓迫。

　　據有關的史籍記載，當時的煤監王朝是神宗皇帝寵信的太監。他在西山一帶催索礦稅，超過了民窯的負擔能力，於是，民窯業主們推舉了一個代表，名叫王大京，出面交涉，要求減免稅額。王朝一面選派了京營的軍隊，以武裝催索稅款；一面假借皇帝的“聖旨”，把王大京等逮捕起來。事情鬧大了，煤窯生產受了很大影響，許多窯主停止了生產，挖煤的窯工和運煤的腳伕以及燒煤的人家都受到了威脅，他們終於聯合了起來，形成了巨大的羣衆隊伍，到北京城裏遊行，呼冤請願，使明朝封建統治階級大爲震驚。

　　明朝《神宗實錄》中敘述當時的情況十分嚴重：“黧面短衣之人，填街塞路，持揭呼冤。”“蕭牆之禍四起，有產煤之地，有做煤之人，有運煤之夫，有燒煤之家，關係性命，傾動畿甸。”明朝的封建統治階級很害怕這些勞動羣衆“一旦揭竿而起，輦轂之下，皆成胡越，豈不可念？”在這樣嚴重的情況之下，神宗皇帝不得不下旨撤回王朝，另派陳永壽爲煤監。雖然這不過是“以暴易暴”，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情況，但是這畢竟是明朝封建政府對民窯羣衆讓步的一個表現。

　　當時的中國社會還處於一種典型的中世紀封建社會階段。勞動羣衆的鬥爭得不到先進階級的領導。那時候的煤窯還是用非常落後的原始採掘方法開採的，窯主們還沒有形成爲像後來的資本家那樣的階級，窯工們也還沒有形成爲像後來的煤礦工人那樣的無產階級。然而，當時煤窯的出現畢竟是一種新鮮事物，那些窯主們畢竟是後來的資產階級的前身，那些窯工們也畢竟是後來的無產階級的前身。因此，這些新的社會力量，在當時封建統治下所進行的反抗鬥爭，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當時轟動北京的這個事件應該引起我們研究的興趣。

　　歷史應該承認，萬曆年間西山窯民進城遊行，是北京最早出現的勞動羣衆鬥爭事件，當時的窯民隊伍則是北京最早出現的勞動羣衆隊伍。可惜我們還不知道那時的王大京等是什麼樣的人，如有可能，希望有關單位和專家能夠進行一些調查，讓他們的事蹟更詳細地載入史冊。